爱华网公益和慈善，究竟是获得商业机会的筹码，还是一个企业家精神升华的必须？周星增的慈善之路，在这二者之间曲折上升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前不久，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的名字出现在胡润2006年中国慈善家榜上。这是周第一次上类似榜单。“这回倒大霉了，”周星增说，“马上就要得罪人了。找你捐钱的人会越来越多，你不可能天天都去捐钱嘛。口气差一点，不耐烦一点，不一定哪天就在什么地方捅你一下。”
一个温州人，建了上海最大的民营大学，又在建上海最大的养老院，为自己设立捐赠100所希望小学、领养1000名贫困儿童的目标，面对媒体，他应该说什么？
“你们记者多敏锐啊，我不说你们也知道，反过来会说我虚。”但是在中国，说与不说，区别巨大。
尽管周星增主张不要去追究富人做慈善的动机，“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可以了”，但他剖析自己毫不避讳。公益和慈善，究竟是获得商业机会的筹码，还是一个企业家精神升华的必须？周星增的慈善之路，在这二者之间曲折上升。
一个大学和一座养老院
2006年4月19日，周星增筹划了5年的养老院在上海浦东奠基。“我妈妈说，你建好了我第一个来住，我爸爸说你让我住我就上吊。”
“你等建好了再说住不住。”周星增对父亲说。周星增的养老院与父亲印象中五保户住的养老院不同，它不但有各种老年活动娱乐设施，还有自己的医院，同时还兼具老年大学的功能。在周的设想中，这个名叫“亲和源”的养老院将在大连、黄山、海南等地建立连锁，以方便老人旅游。“跟旅游团太累，价钱又贵，如果我们的连锁经营成功，那就方便多了。”周和他的经理们去日本、新加坡等地考察，发现那里的老人都想到中国来旅游，但是没有好的途径。“住在我们这里，时间上宽松，也不累。”
5年来，周星增对养老院的经营模式考虑得很细致，但“前期肯定是亏的”，周星增说，这样的养老院只有在入院人数达到4000以上时才可能有利润，目前一期900多个房间，最多容纳2000人。“没有利润，养老院就做不大，也做不长，有了利润主要也是用在老人身上。我们不会赚很多钱，老人的钱，赚多了折寿。”周对养老院的期望是：能做出一个品牌，有一定规模，略有盈余。
做养老院是周星增7年前在上海建桥学院奠基时提出来的。1999年，身在浙江天正集团的周(周在其中有一个独资公司)提出应该到上海发展，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是周的高中同学，对这个想法很支持。在筹备上海公司的过程中，周星增认为要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里产生影响，常规的投资不行。周曾在贵州工学院和温州大学任教10年，对办教育很有兴趣。“我们要融入当地，就要得到人家的承认，你怎么才能吸引别人的眼球？”当时上海的民办大学规模都很小，办一所上海最大的民办大学将会是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事。“这是出于我的商人的眼光。”周星增说。
周的建议没有被采纳。高天乐认为，集团初到上海，马上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可能对集团的发展不利。周星增决定自己干，他开始鼓动自己的朋友们(多为同学)跟他一起办大学。周在朋友圈中有个绰号叫“蜂王”，意思是很有号召力，因为他为人大方，对钱看得淡，而且他曾是所在班级里惟一考上本科的人，“大家都认为我很聪明。”周对他的朋友说，做好教育，知名度就会很高，一个公司拿几个亿出来做广告也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效果，之后，再做什么事都容易了。跟周一样，朋友们也卖掉了自己的企业。
周星增在上海得到名声的速度可能超过了他自己的预想。按他的说法，当时的上海市领导都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敢在上海办大学。一年后，建桥学院一期工程竣工，举行首届开学典礼。随着学生的进入，周在上海的房地产生意也顺利展开。
前不久，周的一个朋友来累计投资5亿元、已有8000多名在校生的建桥学院转了一圈，说：“我刚办了一个五星级酒店，真愿意用两个酒店换你的一个大学，换不换？”周说就是二十个也不换。办大学使周星增从一个外地人迅速进入了上海的主流社会，拥有了上海市人大代表、南汇区政协常委、民盟上海市委常委等诸多身份。“企业家做大做强说穿了就是要得到别人的承认，你说做一个酒店和做一所大学哪个更能体现价值？每年看报表，学院的利润跟地产公司没法比，但是看到那些毕业的学生，你得到的精神回报要比地产公司大得多。”周在上海盖的房子很好卖，因为“买房子的人觉得一个办大学的人不会骗人”。
尽管房地产是与办大学紧密相连的一扣，而且它也让周星增赚到了钱，但他表示自己无意在这个行业做大。“我缺乏在这个行业成功的必要的东西。”周指的是兴趣，还有这个行业所需要的官方资源。“搞房地产就像是养女儿，养大了嫁出去就不管了；办大学和养老院就像养儿子，老了是个依靠。即使建桥公司不存在了，学校和养老院也能存在下去。”“儿子”创造的经济回报少，但是周感觉平稳、踏实，而地产行业的价格波动则经常让他“心惊肉跳”。
同时，“在商界时间久了，各方面没有提高，反而是退步的，包括道德意识。现在办了大学，对自己要求显然就高了。我对员工讲，对你们要求就是要高，否则人们怎么能够把子女送到我们这里读书？”周说，自己的身份逼着他要努力、不断学习，“现在我要去卡拉OK厅，自己肯定要考虑考虑了：是不是符合我的身份和形象。”
建桥学院奠基时，周说他还要办一个养老院。现在，它正在接近实现。
“蜂王”
周星增说母亲对他影响很大。在周的描述中，这位农村妇女乐观、大方，愿意帮助别人，在当地人中是“民间领袖”。她甚至曾经请一个乞丐到家里住过几个月。当她生病的时候，“方圆几里的人都会跑来看望她”。
周星增生于1963年，在四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与母亲相似，他从小在伙伴中就有很高的威信。小时候，周经常组织孩子们一起去河里捉黄鳝，由于分工适当，个人技能高超，总有可观的收获，这对于当时普遍处于饥饿状态的农村家庭是一大贡献。周对贫穷的记忆深刻。1979年，他拿到了江西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在当地还无前例。“村里的会计肯定是我当了。”周对母亲坚定地说，因为村里的会计掌握着记录工分的重大职权。
周的学习成绩和为人使他赢得了朋友的尊重和信任。从大学辞职下海后，周在生意上不与合作伙伴计较，“挣了钱愿意多分给他们”，于是当他决定在上海办大学时，受到他鼓动的人义无反顾。“他们看得出来，我这个人只要自己有吃的，就绝不会把他们饿死。”
周星增认为上海有机会，就劝说他的朋友们都到上海发展，包括均瑶集团前董事长王均瑶。周很佩服王的为人，大胆，豪爽，孝顺。“他当初‘胆大包天’(指王包租飞机)，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另一位对周星增影响较大的是林圣雄——浙江圣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已经在各地捐建了100所希望小学。有一天，两个人聚在一起，周问林为什么会捐这么多。林说，自己读书很少，心中总有遗憾，而且每办一个学校，在当地都很受人尊重，很有成就感，同时企业的形象也得到宣传。“我决定也要捐建100所希望小学的念头就是从他而来，”周说，“一个没有怎么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这么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周的提议得到董事会的支持，每年300万元以内的捐赠不需要再通过董事会。
周希望养老院能像建桥学院一样自己运转起来。“有了规模，做出来品牌，就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家参与进来。”
慈善艰难
去年，周星增差点儿放弃建养老院的打算，尽管他已经为此筹备了5年。“很麻烦。”周说。按照规定，公用事业用地不能够批租，只能是政府出土地，企业出资，两家合办。周说，既然是合办，政府就会派人过来。他们没有企业管理经验，但又要事事过问，而且过问后也没有权力决定，还要向上级汇报。周星增希望自己能够独立建设，为此不断奔跑。“去年真的是不想办了。我高尔夫不会打，欧洲也没去过，这么累，生活质量又差，干嘛这么傻呢？”
但是周又不愿意食言：“叫出来又不去做，也挺丢脸的，人家会说你欺骗舆论。”斟酌再三，他认为这件事是值得去做的，“为了一个好的结果，就要忍耐。”现在，政府以土地占有养老院40%的股份。
建桥集团目前已经捐建了12所希望小学，而本来应该是14所——捐往其中两个地方的款项被当地政府挪为它用。这让周星增很恼火。后来，周星增把建希望小学的事交给了民盟。“他们特别认真。”
建桥集团在捐建的希望小学所在地大多有地产公司。“不在当地做点事，刁难你的人太多。如果大量行贿，受贿者抓进去，我们也完蛋了。所以我要求各地的分公司，要送大礼就送给当地的人民，不送给个人。”这一策略起到很大作用，“虽然没怎么送礼，但是你做了这个事，他们也就不好意思再刁难你。”建桥各地分公司的经理也因此都成为当地的政协委员。周星增把这样的慈善称作是“规避风险”。“但是它也确实有意义，”周说，“每年过年我们都会收到来自这些学校学生的雪片一样的贺年卡。”
对于媒体总愿意用国外企业家的慈善标准来衡量中国老板，周星增认为是不恰当的。他说，中国的老板都很年轻，大多40岁左右，他们是目前中国最有钱的人，同时也是欠钱最多的人。“他们还要继续发展，现在正是证明他自己的时候。”同时，与国外企业家相比，中国老板大多白手起家，对贫穷的记忆刻骨铭心，他们害怕子女再受自己小时候的苦。再有，中国的捐赠渠道也不畅通，现有的相关机构中很多退休下来的官员，他们的责任心“并不是很强”。政府对慈善行为也很少宣传和鼓励，“我有很多温州朋友每年都捐很多钱，但是他得到了什么？总要讲一点嘛。当然，你可以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而事实上，当宣传来临时，周往往回避。建桥学院所在的康桥镇政府曾打算把一条道路更名为“建桥路”，被周谢绝。
周星增认为胡润慈善榜的积极作用很大，虽然它可能给上榜的企业家个人带来不少麻烦。“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变成被别人恨的人。大多数企业家都是想通过慈善改变自己的形象，得到别人的认同。”
谈到自己喜欢的围棋(采访时，第三届“建桥杯”女子围棋赛正在进行)，周星增的兴趣明显提高。
“不要做政客，不要做企业家。”周星增曾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