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世人们对玄奘的怀念，与对马可·波罗、哥伦布的怀念并无区别，都因为同一个原因：他们代表了一种探求未知的雄心与勇气
文/本刊记者 尹生
公元626年，唐僧玄奘开始踏上西行取经的路。1380年后的公元2006年5月19日，一项名为“2006年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的活动在当年玄奘曾走过的古丝绸之路上拉开了序幕。
其实，4天风餐露宿的戈壁露营生活，对这些来自繁华都市的EMBA学员来说，更像是一堂课，在物质极大满足后转向精神追求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停下来，让自己的脚步去寻找自己的灵魂。
追寻中国精神
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都既是公司的经理、老板，同是也是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长江商学院这些中国当今最顶尖的大学或学院的EMBA学生，如身居职业生涯顶端的张志勇（李宁公司总裁兼CEO）、王睿（红牛公司总经理），比如坐拥亿万身价、跻身《福布斯》富豪榜的孙甚林（重庆南方董事长兼总裁），还有走在创业路上初有所成的汪治（泛润通信董事长）、唐祖荣（永联投资董事长）、朱锦全（来一口总经理）等。
玄奘大概没想到的是，千年之后后人会以集体的阵容重走当年他西行的路线，他们在追寻什么？“当今的社会物质已经空前繁荣，但提起中国人，你想到什么？很难有一个准确地描述。中国要真正重现盛唐繁荣，除了物质的丰富，还必须促进精神上的繁荣。这些人都是商海弄潮儿，他们的思考和体验很有意义。”《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这样描述这次活动的初衷。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现在整个社会面临信仰缺失的风险，而信仰是维持一个社会稳定的最强的粘合剂。而玄奘显然是有信仰的。这群物质已经足够丰裕的商学院学生此行的目的，或许正是出于某种或明或暗的重建信仰的尝试（至少是部分的和潜意识的）。
而这与玄奘又或多或少有些相似。
玄奘时代的中国，自创造无上荣光的汉朝以来，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分裂与动荡，好不容易到了隋代文帝杨坚重新统一了中国，却没想杨家又出了个不争气的儿子杨广，骄奢荒淫弄得社会民众怨声载道，不得已揭竿造反。到了唐太祖李渊建立盛唐后，尽管国内已基本稳定，但连年战争已经使经济彻底溃败，而西北突厥人等又虎视眈眈，老百姓日子依然难过。更为难受的是，13岁出家的玄奘，到26岁的年纪时已掌握了国内所有能掌握的佛学经典，但依然深感“异说纷纭，无从获解”，觉得必须向佛教的起源地印度求助（颇似20世纪初中国的“五四”青年和80年代的文化青年）。
不同的是，一个是因物质过于丰富而导致的精神混乱，一个是因为物质过于贫乏而导致的精神混乱。
最后，玄奘将目光投向了佛祖所来的地方。而这群人也给了自己一个目的：追寻中国精神，探索与发现玄奘精神之于今日世界的价值所在。
敦煌读玄奘
5月19日，追寻者们一行近百人，最先集结在玄奘17年后（公元645年）载誉回长安的必经之地：敦煌。
17年前玄奘初出玉门关西行时，他还只是一个26岁的热血青年，如今，他已早过不惑之年，很快就进入知天命之年。曾经下令禁止他出国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此刻在龙座上也干了积极有为的17年，社会已经完全稳定，西北的突厥也基本摆平，经济和文化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对玄奘而言，更为可喜的是，唐朝皇帝李世民对他的态度已经来了一个180°大转弯，称他是“千古而无双”：他不但亲自派人老远迎接玄奘，还以宰相之职诱惑玄奘，要他还俗；在被玄奘拒绝后，他又给玄奘各种优待，甚至还强迫爱将尉迟敬德将爱子送给他做徒弟（因为玄奘很喜欢他）。李世民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高宗，比起他老爸对玄奘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玄奘于664年圆寂后，这个皇帝甚至号啕大哭，称自己“痛失国宝”。从这一切皇恩中，玄奘最大的收获就是，此后他可以全身心从事自己喜欢的译经讲道工作。
玄奘以一介僧侣，有何魅力让高高在上的帝王也躬身以请呢？大致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可兹佐证：一是佛法的修为，二是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三是整个社会以空前开放和渴望的心态接受各种新的文化思想。
玄奘的佛法修为是他获得各界崇拜的主要因素，至少在当时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从各种资料看，玄奘是非常聪明的，而且可以说是一个语言和思辨方面的天才。他基本上一路游学到印度，而他居然能在很短时间内掌握所经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和方言，据说最后总共有数十种之多。在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大学那兰陀寺，短短5年之中他从学生一直做到该寺副主讲。所到之国，国王权贵都以能结交他为荣耀。而使玄奘声誉登峰造极的，大概要数曲女城国王戒日王在曲女城为他举办的“曲女城辩论大会”，这个辩论会古印度十八国国王全都列席，三千多名大小乘高僧、两千多位婆罗门等教徒，以及一千多位的那兰陀寺寺僧，全都参与盛会。想像一下，玄奘作为一个外国人，被请为论主，而台下听众全是王公贵胄和全球佛教界权威，一讲就是18天，而且大众无一人敢与其辩论（当然也不排除这么多国王在下面，一般人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讲）。当时的玄奘想起取经路上所受的痛苦，该是何等感慨呀！
但佛法的修为与中国的皇帝民众有什么关系呢？只需到敦煌莫高窟去走走，一切你就明白了。
从东汉佛教从西域东传开始，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敦煌也肯定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地方。而且从公元四世纪的十六国时期开始，敦煌作为佛教东传基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集中体现在历代帝王贵胄和善男信女对莫高窟的修建。你可以想像，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越过漠漠黄沙来到不毛的山野之地，就是为了送上一把香火，而统治这片土地的民族几经辗转，虽经历无数战争，但各种佛迹始终没有遭受致命破坏，而且每朝每代都能有所发展。站在成百上千尊佛像面前，目睹这耗时近千年的奇迹，你不由得不感受到佛教的巨大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你说它是统治阶级奴化民众的需要也罢，说它是世相之中人们精神逃遁的去处也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是超越国界的。
这一点从一个普通敦煌司机身上，居然也能感受到一些佛教的浸淫。他说他到过很多大城市，比如上海、北京，但他不喜欢外面的世界，“那里人太多，人们走路太快”，因此他还是觉得敦煌好，“节奏适当，钱够花”。
大概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信奉或同情佛教的人中，像隋文帝杨坚、唐朝的太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清顺治、雍正这样高高在上的皇帝，也大有人在，而在西域各个民族中，也大多信奉佛教。
不过再往前想一想，这些皇帝为了统治的需要，也完全有理由棒杀佛教，这是因为，在中国占正统地位的统治思想一直是儒家思想，以李世民时期为例，当时就有一些儒学界的知名人物打算将佛教作为异己加以排斥，不过李世民拒绝这样做。而几乎与此同时，当时西方的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正因为各自不同的宗教杀得你死我活。即便是在佛教诞生地印度，到了13世纪，佛教也因伊斯兰教的兴起，而遭到灭顶之灾，僧侣被杀，寺庙被毁，经书被焚，以至佛教在印度几乎消失，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从斯里兰卡再度传回故土。
“我从玄奘西行上读到的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包容心理。”李宁公司总裁兼CEO如是说。实际上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玄奘受欢迎的程度，你隐约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对各种新思想新事物所持的广泛欢迎态度，而这种包容一切的态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被当作一种基因。你也因此可以理解“盛唐”的另一层意义：据了解，李世民及以后数代帝王，几乎对所有他们喜欢不喜欢的宗教都保持了容忍态度，允许他们与中国正统的文化共存，而宗教几乎是当时最为国际化的文化；而在对外交往中，也体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开放，从丝绸之路上运输出去的，其实是当时国际上最流行的时尚——中国瓷器和丝绸。
可见我们所说的“盛唐”，实际上首先是文化上的“盛唐”，而玄奘不过是代表这种文化的一个符号。
至于玄奘在今天的印度依然享受的类似神的地位（他的头骨舍利是与佛祖释迦牟尼舍利摆放在一起的），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佛教高僧，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的文化意义。马克思曾经感叹，古代印度尽管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实际上马克思说的不完全正确，玄奘根据其所亲践的110国、听闻的28国见闻所作的《大唐西域记》，就是关于印度社会和历史的最为详尽的记载。难怪印度历史学家Ali会说，“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英国印度史学家Smith 则感叹“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绝不会估价过高的。”
联想到现实的商业社会，你就会理解为什么经常有有识之士说到：“中国产品要从根本上打入国际市场，必须先建立文化上的国际影响。”
回到公元645年的那天。还远在敦煌城外的沙漠之中，玄奘就遇到了受李世民之命前来迎接的敦煌太守。玄奘可能在这里做了较长时间的逗留。据说，去年甘肃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原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藏文经书，据考证系玄奘所译，这表明玄奘的活动直接简直在敦煌留下了足迹，而作为一名佛教徒，他肯定不会不取莫高窟朝拜。之后，他便在人们的簇拥之下继续东行。在长安城外，他受到了数以万计的僧道民众的欢迎。从此，他就在长安翻译讲解佛经，直到约20年后圆寂。
戈壁里的商学院课堂
在感受了玄奘所为之涉险的佛学和载誉归来途经之地的魅力后，追寻者们便在玄奘当年开始西行的地方——位于敦煌与哈密之间的古丝绸之路——实际上仅仅是漫天的戈壁，开始了各自的“心灵之旅”。其实，这更像一堂商学院的课程，课堂是茫茫戈壁，而教授则是千年前的玄奘。
追寻者们尽量在各方面模拟当时玄奘所经历的（不过也有人完全将这当作一次旅游，有人甚至带来了躺椅，打算好好享受这旅途）。
当年，玄奘就是在凉州太守的搜捕之下躲进位于锁阳城外的塔尔寺（古称阿育王寺），一边讲经，一边为西行做准备。这个锁阳城历史上因为薛仁贵大战过突厥人而有名。玄奘在这里找到了向导，并且用自己的马换得了《西游记》被称为白龙马的识途老马，在胡人向导的引导下过了葫芦河，偷渡出了玉门关，然后在西行必经五烽的第一烽白墩子受到守城将领——一个信奉佛教的人的关怀，又在他的帮助下直接抄近路到了第四烽——主事人也是一个对佛教有好感的人。就是在这个人的指点下，玄奘走上了西行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绵延800多里的漠贺延渍大沙漠，达到了西域第一站——伊吾（今哈密）。
于是，追寻者们就将这段路线的其中一段——塔尔寺遗址到白墩子之间近100公里的路程，作为追寻的轨迹。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尽管在现代科学工具和手段的帮助下，路线的选择已近可能步玄奘的后尘，但在1000多年后的今天，沿途的风物已今非昔比：所有当时曾经充满生气的建筑，如今有的已经消失，大多只剩下残垣断瓦，在昏暗但滚烫的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不时从不同方向卷来的风沙，一如一千多年来所做的一样，吹打在历史的残迹上。所有这些时刻在提醒人们历史的存在和世事的沧桑。
这样的选择对这群人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意义：这条路线同时也是古丝绸之路所经过之地。当时的玄奘行走在这条道路上，很可能还可以遇到往来的商队。当年的中国瓷器和丝绸，就是通过这条道路运往波斯，然后转运往西方的。而今天步他的后尘陪伴他的气息的，是一群21世纪的成功商人。
不过，很快人们就意识到，完全的模拟几乎是不可能的。先不说随时可以断定每一步方向的GPS和随时沟通的对讲机和手机等现代通信工具，以及几乎可以随叫随到的现代化交通工具，身上穿的专用于户外运动的服装和防风性能极好的帐篷，就是背包里背的矿泉水，也是玄奘所不可想像的（当时他就由于水袋性能不好而几乎渴死在沙漠中），更不用说全程跟踪的医生、庞大的后勤队伍、随时准备为你赔偿的保险公司等等这些现代设置的存在。你所需做的，无非是多付出一点体力和多流一点汗而已（最多是脚上多几个血泡）。
是什么促使玄奘甘冒如此大的险西行并支撑他整个旅途的呢？或许弄清楚这个问题比体验本身对这些现代商人们更重要。
先让我们努力看看玄奘是一个怎样的人。身处当时的乱世，如果不能在仕途战场上建功立业，那么就只能在学术上成为举世公认的大师。很早就出家的玄奘，由于天资过人，很快便成为佛学领域的优秀人士，如果他维持现状，只需稍等几年，在对佛教采取欢迎态度的李唐盛世肯定可以大有作为。但他是一个非常有雄心的人，这从他在曲城辩论大会上的话就可以见其一斑，“如果我所说的有一字无理，谁能发论折服的话，我愿斩首谢罪”，这说明他到了此时的境界，依然是非常自信的，而按照一般佛家的修行，他应该对一切都平淡处之才对。而解释这个自信的，只有一点，就是他早已打定主意，就是要在这个领域出人头地。
如此说来，玄奘的所有动力，实际上乃是对未知世界的求知欲望与追寻勇气，继而可以说，人们对他的怀念，与对马可·波罗、哥伦布的怀念并无区别，都因为同一个原因：他们代表了一种探求未知的雄心与勇气。
“玄奘精神是一种追求、探索、捍卫真理的精神，每个人身上都有玄奘的影子，这就是创新精神。”第二次重走玄奘之路的延藏法师说，在他看来，这些当代的商人和企业家们在了解玄奘的这一精神后，应该“不仅要成为物质的创造者和拥有者，还要成为精神文明的贡献者”。
实际上，这堂商学院课程所教授的内容可能还可以加上一条：不但成为富翁，更应该更有进取性，让自己的企业在全球这个大的天地中成为最优秀的。“我们很多的人过去是在挖第一桶金，现在必须改变角色，必须眼光放得更加长远，更有社会责任感。”张志勇在说完这话的当天晚上，就代表李宁公司提出向安西县捐款20万元，在当地建一所希望小学。而其他EMBA学员也为当地捐款捐物近60万元。
这或许是受玄奘精神的感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