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中国的国家战略和企业投资策略必将成为短视和片面的，将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付出更大代价
文/朱明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也越来越深。然而，这一路走来似乎并不那么顺利，我们似乎正在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看客——无论是去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还是期铜疯狂，中国都没能分享大行情带来的成果，相反，部分企业和机构甚至成为全球资源性产品上涨的牺牲品。
中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以来，所交的“学费”非常巨大。从1997年的株冶事件，到近年来的中航油、国储铜事件，中国无不付出“惨痛”代价。
对此，社会各界反应不一。部分民众将责任归咎于期货市场本身，认为国家应禁止相关企业参与期货交易。也有观点认为我们在遭受国际金融期货交易“伤害”的同时，应该意识到参与国际金融交易的重要性，并且逐步建立健全参与机制和参与水平，正确认识失败的根源，不能让前期的“学费”付诸东流。
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必要性
期货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风险平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对期货市场的需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内企业需要大量参与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以规避市场风险。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进出口贸易激增，中国全面融入世界。我们在直面国际竞争时，蓦然间发现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与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国内市场，企业除了生产、销售之外，还要考虑国际汇兑损益、地域风俗文化等诸多问题。如2002年-2004年美元汇率大幅贬值，欧元区大型出口企业深受其害，德国大众集团仅汇兑损失就达到数亿欧元。鉴于系统性风险巨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运用期货市场规避风险，以便能更加集中精力于生产与销售。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如此，中国企业当然也不例外。
从上述中国企业遭受巨大损失的事件中可以看出，错并不在期货本身，而是在期货保值过程中抛弃了自己的初衷与原则，大规模地投机造成巨亏。我们绝不能将投机与期货保值等同看待。中国1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规模和急剧动荡的国际市场环境都需要期货保值，我们需要的是汲取教训，而不是“因噎废食”。
中国不参与国际市场是不是就没有损失？国际金融市场是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的，中国如果仅仅做一个旁观者，又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答案是：不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中国的国家战略以及企业投资策略必将成为短视和片面的，这将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付出更大代价。
比如说，过去石油在十几美元的时候，中国通过出口石油创汇，而在油价攀升至60美元的时候中国却开始大量买进，甚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并且承担了推高油价的莫须有“罪名”，这个战略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企业为什么会失利？
（一）国际商品定价权的缺失加大参与期货保值的难度。目前，全球主要国际期货交易场所均设在欧美，交易规则倾向于本地区的交易习惯，欧美各国的企业自然占据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国际商品定价权（话语权）的缺失。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农产品、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国之一，在全球新增资源消费比例上更是占据着50%以上的份额，“中国因素”成为全球商品价格的风向标。庞大的现货基础能够支撑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但现行法律明确隔断了国内外期货市场间的联系，限制国际资本参与国内期货交易，国内期货交易所自然就无法建设成国际定价中心。
缺乏自己的国际商品定价中心，中国有色金属企业只能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定价，农产品定价也取决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市场，商品定价权的缺失加大了国内企业参与期货保值的难度。按照西方思维与贸易习惯来参与交易，我们只能被动地适应其它国家的交易规则，导致国内企业在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二）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缺乏国内专业机构的支持。由于国家严格限制外盘代理，中国期货经纪公司只能长期局限在国内市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套期保值大都借助外资投行的渠道，商业机密完全暴露在国际资本的眼皮底下，交易过程中很容易陷入被动。尤其是对掌握垄断经营权的大型国企来说，更可能带来国家经济安全风险。
比如中航油进行期权交易的渠道，是包括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在内的国际知名投行，上述公司既是交易通道，同时也是中航油的交易对手。虽然我们无法证实“金融陷阱”的存在，但中航油5200万桶的交易对各大投行而言是没有商业秘密的。2004年10月26日中航油认赔出局后，国际油价随即应声狂跌，两者之间的时间对应非常“巧合”。
此外，中国期货行业发展长期低迷，期货经纪公司规模小，从业人员少，人才储备不足，精通国际交易规则的更是寥寥无几。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期货交易，很难在国内寻找到合适的专业人士，国内期货公司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仍以中航油为例，其参与期权交易的10位交易员，分别来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理论上中国企业的核心机密应由本土人士掌握，聘用外籍专家是不得已而为之。
（三）政府过多的承揽风险导致企业风险意识淡薄。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不高，企业参与竞争主要体现在行业内部，对社会环境的变化考虑很少，更不用提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对自身的冲击。企业向来只关注生产经营本身，而把系统风险全交给政府应付。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向政府求援时，国家出于社会稳定的要求，大都会帮助企业度过难关。长期以往，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逐渐丧失了对系统性风险的防御能力，相关企业管理层也养成淡薄的风险意识。
以国内证券市场为例，投资者乐于追涨杀跌，整体投资理念不成熟，市场对资金与政策过分依赖，形成中国独特的“政策市”。每当股指大幅下挫都会引发社会恐慌，舆论都强烈要求政府救市，对此，国家监管部门疲于应付，最终被迫出面托市。
政府承揽社会风险，但风险本身并没有消除，只是转移到政府手中而已。一方面政府压力巨大，另一方面社会民众愈发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结果造成社会风险预防体系无法建立。如此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视风险管理制度为无物，频频违规操作导致巨大损失，而大部分时候政府总是投鼠忌器，最终损失只能由国家来兜底。
中航油事件中，国家最终果断地否定了不计代价地拔刀相助，但在中储棉事件中，棉花最后的收购价定在了13100元/吨，虽然低于16000元/吨的估计成本价，却仍高于市场价。政府的这些行动，深刻地影响着国企高管的行为预期和行为选择。
我们并不缺乏风险管理制度，最缺乏的恰恰是基本的风险意识。缺乏风险意识的中国企业一旦走出国门，即使有很规范的规章制度，聘请了很好的投资顾问，但深层的风险意识薄弱问题并没有解决，企业经营仍潜伏着巨大危机。倘若企业内控制度稍有疏忽，“中航油事件”、“国储铜事件”就很难避免了。
走向国际金融市场的对策
（一）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期货市场。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一大钢铁、水泥消耗国,第二大铜消耗国,第一大铜净进口国。我国作为一个原材料商品的消费大国，弱小的期货市场已经无法与巨大的消费需求相匹配。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期货市场，对于改善原材料供需状况，争夺国际定价权，将有重大帮助。
一定规模的期货市场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商品期货品种要齐全，应该相继推出一些关联品种，使单一品种向系列品种过渡，如大豆系列、原油系列等。第二，开发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目前国外期货行业或者期货市场竞争主流，已经进入了金融衍生品竞争的阶段。第三，要建立和期货市场相配套的商品物流和仓储业。这是大家表面看不到的竞争，但目前应是我们争夺国际定价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在2000年-2002年，韩国利用国家的优势，建立起了包括铜、铝在内的交割仓库，比日本还要多，韩国作为一个本身资源贫乏的国家，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这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是有关的。
（二）逐步掌握稀缺资源定价的话语权。中国在包括铜（占20％）在内的许多商品的消费量方面占优势，理应在定价权上有更多的作用，甚至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如果我们的期货市场还是全方位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那捍卫定价权只能是一种奢望。中国在争夺定价权方面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站在战略高度，意识到我国期货业的落后，意识到落后是挨打的根源？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即便是技术细节，也会当做大问题来反复研究。一拖再拖的中国期货业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巨亏”事件就是我国期货业落后所必然付出的代价。
（三）培育市场参与主体。从参与主体上来说，首先国家应该促进国内期货经纪公司大发展，在加强行政监管的前提下放开业务渠道、业务范围的限制，建立起符合国际规则的现代化金融服务企业制度，提高期货公司的管理水平，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专业咨询，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
其次，应逐步构建中国的期货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结束中国交易员在国外散兵游勇式的不利局面。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农产品补贴到智利政府的铜价稳定基金，凡是在一个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或影响国计民生的商品，政府都制定了保障供应和稳定价格的制度和体系。当铜价跌到1600美元/吨时，智利政府动用铜价稳定基金，直接向国内企业收购20万吨铜。在农产品丰收，价格大幅下跌时，美国政府会动用国家财力，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在飓风发生时，美国动用原油储备向市场出售。而对我国来说，在目前遇到突发事件时，没有健全的市场调节制度和庞大的调控实力，回旋余地太小。所以，我们应当尽快建立类似原油、有色金属等各类储备基金以及大型期货投资基金，一方面增强国家储备对市场的调节能力，另一方面利用投资基金强大的研发和交易团队、规模和组合投资，提高战斗力和胜算率。
（四）建立及时的风险反应机制。从监管体系上来说，应当建立包括信息舆论在内的反应机制。首先，要培育大的信息公司。要建立一套风险反应机制，一旦风险事件产生，从新闻媒体、行政主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上级主管单位等，都要建立有效的处理和应对机制，所有与期货及衍生品交易有关的事件，中国证监会都有权展开调查，力争将损失和负面影响减至最小程度。
其次，应当启动中国境外的期货经纪业务，鼓励和帮助期货经纪公司取得合法的境外交易席位或者指定境外交易代理商。事实反复证明，中国大型国企的海外保值业务，在业务监管、风险控制等方面存在巨大的漏洞，究其根由，交易员存在这样的道德风险：在发生小额亏损的情况下，带有侥幸的心理。不通报，赚了则是自己的功劳，亏了则由企业（最终是国家）来承担。对此，建议恢复部分期货公司的境外代理业务，具有境外保值资格的大型国企必须通过国内的相关期货公司走单。这有利于保护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国内投资者的经济利益；有利于国内投资者的信息保密；有利于提高国内期货经纪公司的竞争力。监管部门还可以掌握国内资金在境外进行交易的总体情况，一旦发现单向头寸比较集中，可及时进行风险提示等。国内期货公司应建立及时向企业法人和中国证监会通报情况的制度，这样就可以将企业的交易行为和风险控制置于企业和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之下，有效遏制大型国企交易员在海外单打独斗，风险失控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