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戳破了外资崇拜的泡沫，使更多人意识到中国对内开放严重不足，他宣扬印度的私心其实是刺激中国，“我热爱这个国家热爱到什么程度呢？我希望她有一个竞争对手”
文/本刊记者 丁伟
一篇文章有时会成为历史的“晴雨表”。1947年，“X先生”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首次公开提出“遏制”战略，宣告了“冷战”时代的到来。2005年，郑必坚在《外交政策》发表了《中国向大国地位的“和平崛起”》，世界迎来了中国的崛起。
2003年7月，《外交政策》刊登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同样成为了历史的一个标点，这篇文章是中印“龙象之争”的始作俑者，由黄亚生与当时同在哈佛大学执教的印裔教授韩太云合著。一直在研究中国问题的黄亚生从此被更多的人知晓。中国的学界、企业界对他的关注和了解主要来自于他这篇文章及2003年出版的著作《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Selling China）。
在中国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外资倍受欢迎的背景下，黄亚生指出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某些不足而非长处，甚至存在“外资依赖症”，无疑是需要勇气的；而他说印度在很多微观方面超越中国，并将是竞争对手，也引起了争议和误解，似乎他批评中国，却成了印度人的“英雄”……
很多人在报刊（如英国《金融时报》）上认识他，学生在商学院（他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听他讲课，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在他做调查研究时跟他交流，熟悉他的人还在达沃斯论坛碰见他。黄亚生在书中写道，“作为一个出生、长大在中国和关心、热爱中国的海外学者……如果我能够说服哪怕只是一位读者认识到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要性，我的意愿就满足了”，也让人对他个人产生好奇。
5月26日，黄亚生在北京参加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举办的中印研讨会，并在此期间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
哈佛印记
黄亚生出生在一个父母都是报人的家庭，父亲黄钢是中国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曾任《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不过，黄亚生却没从事新闻，他更喜欢研究过去二三十年发生的事情，即使对当下也用长远的历史角度去思索。当然，在父母潜移默化下，他培养了最初对书、对学问的兴趣。像很多经历“文革”的人一样，黄亚生回忆说，“我们那一代人后来能上大学、取得一定的成就，家庭的影响至关重要。”
尽管告诫过“不要去做文学，文艺界很复杂”，但父母从来鼓励黄亚生看书。他小时候看了很多书，如西方文献、美国政治、雨果等，后来才看了父亲黄钢的代表作《永不消逝的电波》、《伟大的变化》、《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等。黄亚生的爷爷黄负生是中共一大时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毛泽东曾称赞“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与革命家的父辈相比，黄亚生说，“到了我们这一辈，我现在在商学院，我哥哥是投资家（黄晶生，原软银亚洲、现贝恩投资董事总经理），确实某种意义上讲是‘背叛了’他们……”
但传承还是有的。黄钢写过一篇有影响的社论《美国总统输了》，批评美帝国主义，2004年11月，黄亚生也写了一篇关于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的文章，论及他如果当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算是对父亲做了一次专业上的致敬。
1981年，黄亚生到哈佛大学读本科。他最珍视的是在哈佛接受了西方人本观念的熏陶，在设计及评估政策、制度时，要看是否尊重个人的权利、是否符合个人的福祉。他当时“洋插队”生活艰辛，课余在食堂、图书馆打工。他还当过校园警卫员，夜间巡逻，人家都在开Party，他只能旁观，社会地位的反差对他刺激强烈。饶有历史意味的是，他想起小时候，如果父亲有朋友来访，他也在外头站岗……
哈佛校徽上只有一个词：Veritas（拉丁文的“真理”），黄亚生觉得这就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同学很多都去了华尔街，但他不喜欢应酬，选择了做学术研究。他在商学院做教授，用数据和实证分析中国社会及经济，很快就成为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之一，是CNN常邀评论员，并曾在“吉姆莱勒新闻时间”和“晚间时事”担任客座嘉宾，俨然像个学术明星。
他自嘲道，“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上电视，我现在再也不去了！美国的电视庸俗得不得了，找我基本就是谈中国（比如台湾问题），不在乎你研究什么，还断章取义，把我们当猴耍……”他最近一次上电视是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深入探讨中印比较。现在，他更愿意给《金融时报》写文章。“以我的个性，我绝对不追求出名，但如果是的话我也高兴，我不是清教徒，无所谓，我最终是希望把学问做好。”
打破FDI外资崇拜
在以FDI和中印比较研究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之前，黄亚生的研究课题侧重于政府政策与制度问题，尤其是过渡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96年，他出版了《中国通货膨胀与投资控制管理》一书。他是最早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国际知名企业的学者之一。
相比诸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者钱颖一、李稻葵等，黄亚生说，“我可能更注重跟实际接轨、实地考察，到企业去跑，跟企业家、地方政府官员交谈，从中得到灵感。”他曾经在书中写道，“对中国的认识必须超越一位匆匆过客，或者就要亲自体验体制的重负。”
从1998年开始，黄亚生多次到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广东等实证考察，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研究FDI时，他和助手三年间在北京、香港、汕头、上海等做了多次访谈。每次到清华、中山大学讲课，他都要求安排企业家座谈，或者到企业看一看。他还设计、搜集大量调查问卷，把“企业家的声音”作为重要参照。
“在路上”的黄亚生收获沉甸甸的。他在苏州发现民营企业家拿不到贷款、产权得不到保护，而一街之隔的国有企业却资产闲置，资金浪费。“如果仅仅从经济模型来研究中国的外资问题，而不到企业考察，结论完全不会像我的观点。”他对自己的研究满意，“外资是上世纪90年代一个新的宗教，国内外都有一种外资的崇拜，当然我不是说把这宗教完全推倒了，但至少稍微戳破了一些泡沫；另外，中印问题我说得比较早，我也觉得欣慰。”
黄亚生认为，中国（FDI东道国）“外资依赖症”并非外资太多，而是内资太少，不合理的金融与法律体制束缚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外资趁虚而入，他还说中国金融业不向内资开放是“自杀行为”。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成了异见，也被误认为“反对外资”。他经常听到的一种言论是说他“不了解中国”。
黄亚生的外资研究架构比较新颖，“你不能只看FDI、出口增长，也要基于中国很多微观、感性的认识……所以大家都在对中国经济唱赞歌的时候我不愿意唱赞歌，我统计研究的结果是生产力指标都在下降，与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惊人的相似，这是挺让人担心的。”
黄亚生习惯在专业分析中用洗练的语言和形象的隐喻讲故事——他欣赏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他将中国引入FDI比作一剂药（recipe），“我一点不反对外资，我反对的是歧视性的吸引外资，就像我不反对病人吃药，但如果不得病岂不是更好吗？吃药是要付出成本的。”
今年夏天，黄亚生将写完一本有关民营企业的新书，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希望改变一下很多人对过去改革开放的看法，其中会谈及上世纪80年代被低估的地方——他发现80年代私营企业家融资比90年代更宽松。
宣扬印度是为了刺激中国
当黄亚生2001年就写《中国应该不应该向印度学习》时，很多印度人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并没想到中印差异和前景的比较会成为国际上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中获得赞誉”（印度记者语）。黄亚生第一次去印度是在2003年，当然，之后他对印度的兴趣和去的次数就不亚于中国了。
经过一系列争论，中印比较已经达成一些共识：中国宏观经济强于印度，但微观竞争力比印度逊色，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发达，但印度的软环境相对完善，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全球办公室”……黄亚生说，以往搞中印比较的人基本上偏向于中国，他2003年那篇文章起了良性的作用，“并不是提供了答案，而是提出了问题，很多人带着问题去印度，回来也许说我们有道理或全是错的，能起到这个作用就行了。”
黄亚生是从印度制药行业开始神奇之旅的。当时他在哈佛教一门国家发展课，从制药案例发现印度本地企业做了很多创新，这就对中国产生了镜像价值：印度经济增长率不高，但是在竞争性的环境里培养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中印比较就突出了体制的重要，中国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强，除了体制。”
《财富》称，“把印度跟中国比较，对印度而言算不上一种恭维”，黄亚生同意这种说法，但觉得有点太刺激了。他说，中印比较说明中国没有做好，本来中国完全可以超越印度，但提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这个问题，说明印度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印度金融业对外开放同时对内开放，本土私营银行比花旗表现优秀。媒体把黄亚生的观点解读成印度一定会超过中国，未来属于印度而非中国，他澄清道，这取决于中国下一步要做什么，是否尽快改革体制。他还明确地说，中印将来肯定是竞争关系。
他的“印度情结”已很浓郁，比起中国，黄亚生觉得跟印度的企业界、政府官员更容易接触，“这些人全球化，思想开放，即使是大资本家也可以谈社会问题、文学、宗教，我们可以进行长时间的对话，”他叹了一口气说，“跟中国的企业界可能几分钟就带过了，他们热衷谈钱，钱当然很重要，但对我来讲，人文的色彩非常重要。”
黄亚生现在关注的是软硬件设施、教育及人力资本的中印比较。200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India everywhere（印度无处不在）”的国家宣传，也有黄亚生的功劳，是他向印度人做出的建议。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连《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都问黄亚生——他们在达沃斯给一家印度电视台做节目，“你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宣传印度呢？”他说，“我热爱这个国家热爱到什么程度呢？我希望她有一个竞争对手。”但这种爱国是“一种非常不直接的方式”，就像古代的义士谏言国王，黄亚生也有疏离感，而且受到了年轻人E-mail的恶毒攻击，他感到很伤心。他写道，“很多勇敢的中国学者、记者和企业家冒着职业风险来推动机制改革，我们至少不要损害他们的努力。”
黄亚生(Yasheng Huang)
生于1960年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
1987-1989年任密执安大学助理教授和世界银行顾问
1991年获哈佛博士
1997-2003年任哈佛商学院教授
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我不是印度的英雄”
——黄亚生答问
《中国企业家》：你的书里有一个说法叫“FDI大师”，形容别的权威学者，你是吗？
黄亚生：不是，我不觉得FDI有那么重要，我也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大师，在一个不重要的领域……你们也知道，我实际上并不是在讲FDI，更多是讲中国改革，政策目标一定不要建立在吸引更多的FDI上，而要关注怎么能让经济增长，如果内部能增长为什么要倾向于外资呢？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制，有这么强的人力资源，有这么长的创业的历史，本来是不应该依赖外资的。
《中国企业家》：对你最大的误解是说你站在印度立场上，是印度的英雄？
黄亚生：这就说到感情的因素，这两个国家我选当然还是选中国了。我认为印度的崛起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国，我现在宣传印度，有一个非常自私的目的，就是要刺激中国！我真是希望沃尔玛赶紧到印度采购，这样迫使中国政府重视发展自己的企业。英特尔的格鲁夫写“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个国家如果自满经济就会退步，如果你觉得时时刻刻别人在抢你的饭碗，这时候你才愿意改革。如果中国将来外资减少的话——当然我不知道，说不定会增加这方面的压力，增加改革银行的压力。
《中国企业家》：但别人不知道你内心是这么想的。
黄亚生：也没什么奇怪的，作为学者，任何一个国家搞好了我都高兴，这是我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如果是中国搞好了那我更高兴。而且我从来不认为，批评一个国家就是不爱国……我是爱你们才批评你们，你说谁最赞扬中国？那些跨国公司的总裁！他们天天说中国好话，希望中国维持现状，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中国企业家》：你怀念80年代吗？
黄亚生：我跟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作者）聊过这个概念。中国当时经济发生的变化能够反映思想和文化的变化，经济是时代的一个缩影，而不是脱节。政治上进步了，人们有一种产权的安全，所以才去做生意、创业，这跟艺术家讲的并没有冲突，他们可能觉得统计数据没意思，其实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我怀念那个年代，那时候真是一个理想的年代，大家谈的都是国家大事，追求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