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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以前，三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中国同学，问了他们老师一个问题：与日本或欧洲相比，美国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这位叫Lester Thurow的老师回答了一句话，“我们能够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快的速度创立公司并把它们变成大公司”。这位曾任斯隆商学院院长的经济学教授举证，“如果你看看美国25个最大的公司，其中有8个在1960年根本就不存在”——英特尔不存在！微软不存在！沃尔玛不存在！但“如果你看看今天欧洲最大的25个公司，它们在1960年早就是大公司了。”（见廖理、汪韧、陈璐著《探求智慧之旅——哈佛、麻省理工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53-70页）听得出来，这位教授对美国经济的这个特点颇感自豪。 这就带出了本次论坛的主题——成长。我们不妨思考经济成长与公司成长的关系。在经验上，似乎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一个经济主要就是靠一家大公司支撑着。比如芬兰，当然那里也有不少好公司。但达到国际级的，可能就是诺基亚一枝独秀。国内有的地区也有这种现象，方圆几百里就是一座高山，一颗大树，靠一家公司支撑着当地的财政、税收、就业和繁荣。这种类型有某种脆弱性，就是一旦这个支柱性公司发生什么问题，整个经济就摇晃。 第二种就是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靠一批百年老店支撑大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韩国经济差不多也是这个特征。香港怎么样？似乎也如此。谈起最大的好公司，多少年来就是李嘉诚。原来还是不断地推陈出新、后来居上的——李嘉诚也是从很小的生意做起来的。但是一旦形成一个顶端结构，多少年就超稳定。这同样符合Thurow说的特征，最大的公司，20年前就有了，没有大的变化。 第三种类型，从经济看是高速增长，但从公司看则是前仆后继，一排排起来，又一排排倒下去。通过一批又一批公司的死亡，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从某种角度看，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为就是在最发达的经济里，公司成活率也不一定比最落后经济里的婴儿成活率高。但是仔细比较，不同国家的差别还是很大。有的大浪淘沙，总还淘出金子来，淘出了一批好公司；另外一些地方呢，来回折腾，所剩无几。经济高速增长，但没有在公司组织方面留下家业。 最后一类就是令美国教授感到自豪的那个类型，不断从小公司中成长出最大的、世界级的公司来。不是说老公司全都垮了，许多百年老店还在，比如IBM、福特汽车、JP摩根等等；但又不断冒出微软、沃尔玛这样在25年内就迅速成长为最大公司的新锐。就是老话讲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后浪一起组成了滚滚东流的大江。 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后一个类型才支持了最持久的经济增长，才从中长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前两个类型，或者过于脆弱，或者结构僵硬。当然它们总比前仆后继型的好很多。经济增长没有落下组织成果的，可以一时间很热闹，可是代价太大，消耗太多，难以持久，最后不能支持持续的经济成长。 今天中国的经济成长讲起来没有问题。连续20年高速经济增长，是不争的事实。面对未来，看好中国经济的大有人在。国际上不是流行一个术语，叫BRIC吗？就是巴西（B）、俄罗斯（R），印度（I）和中国（C），这四国经济被看作全球经济舞台上的明日之星。有专家预测，至多到2025年，BRIC就将占其全球经济的30％，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会从目前的20％加大到40％；到2050年，中、印、巴西和俄罗斯将分别是全球第一、三、五、六大经济体（Dominic Wilson, 2006）。当然，预测归预测，现在归现在。以2005年数据说话，BRIC中最大的还是中国。当今世界，想不看好中国经济成长，很难。 问题是中国经济已经实现、并将继续的高速增长，是不是一定意味中国的公司和公司群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健康、持续、高速成长？不一定。因为有多种可能性，在国家经济成长和公司成长之间出现多种不同的组合。这样看，讨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公司成长”，是一个重要的题目。 公司成长，环境条件不可或缺。但我们也观察到，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企业自身的状态有决定意义。限于时间，我想利用这个发言的机会，集中谈一谈企业家精神。主要的一个看法，就是在当前和今后保持和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但是也更加困难。 这里说的是“企业家精神”，而没有使用流行的“创新”。我们知道最早是熊彼特（J.A. Schumpeter）定义的，企业家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创新。问题是如果创新很容易，就不需要那么强调了。创新当然困难，可是究竟难在何处？我的看法，难就难在绝大多数创新——技术、产品、商务模式等等——在市场上可能一钱不值！ 是的，标新立异固然不易，可是比起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受到市场欢迎的标新立异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说到底，脱离市场需要的“创新”，不但不是公司成长的源泉，而且常常是商业活动的灾难。这是所有创新性活动的共同困难——艺术创新最难的是打动人们的心灵，学术创新呢？贵在启迪人们的思想。要是只讲新颖和独到，不论是否满足他人的需要，不断搞怪的“创新”，又有何难？ 在商业上，受市场欢迎的创新才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并不能轻而易举就知道什么是“市场需求”。不要以为消费者会把他们的需求清楚地说出来，在许多时候，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以这今年评选的“未来之星”为例，复杂的高科技我不懂，“俏江南”做的川菜谁不知道？但是如果不是他们开发出这样的带有文化格调的川菜，我们还不是认为川菜就都是一样的？再有，大家到网上，下载文件的速度慢，我们还不就急了就骂？但是迅雷公司开发出了快速下载的软件，一个市场就出来了。 这些故事讲不完的。要点就是要对人们尚未满足的需要很在意，在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支持下，判断、决策、尝试、行动。不是关起门来的创新，而是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把创新作为满足市场需求的手段，组合各种资源，把产品和服务做出来，把市场做出来。所以，我还是习惯把“对潜在市场需求的敏感”，作为企业家最重要的特质。有人已经讲过，脱离市场需求的“创新”，可能给商业带来灾难（I.M. Kirzer,1973）。 仅从这一点看，现在就需要更加激发企业家精神。因为发现潜在的市场比过去困难多了。到处都是所谓的买方市场，再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普遍的短缺，找一个产品生产出来就卖钱。另外，全球化看起来扩大了市场，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什么市场一旦开放，马上强手如云。你想到的商业点子很多人都想，而许多对手的实力比你大得多。 从另外一面看，企业家精神的“供给”难度又发生了变化。回头看，贫穷似乎是一个强大的发动机，穷则思变，逼人奋进。中国一大批草根企业家，就是在穷得没办法的情况下，左闯右闯杀出一条路来。今天经济增长这么快，收入和享受比过去大大提升，反过来就是当企业家的成本迅速增加了。过去，我们国家还有一种造就企业家的特殊历史力量，就是体制的错误和耽误，许多人多少年也没有干一番事业的机会。改革开放好不容易带来机会，就拼死也不放弃。我知道的柳传志，差不多40岁才有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就是货币报酬再低，工作难度再大，柳总那代人也干。现在可不容易了，找一条坚持做下去的理由，很难；找一百条放弃的理由，容易。 社会舆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少年的官本位传统，企业家——商人的社会地位本来就低。再加上长期批“资”，企业家/资本家连头也抬不起来。只不过因为长期贫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在一个时期内被舆论接受，先富者包括企业家也还受到一点尊敬。但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有一些先富者的钱财来的不清不白。结果被普遍化，导致“疑富”、甚至“仇富”情绪的蔓延。这不能不降低对人们在市场上苦斗的精神奖励和鼓励。不止一次听人说，“何苦来着，现在又不是没饭吃”！ 实际的经济环境变化也很快。前年我讲过“成本激升的挑战”，就是中国靠低成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但近年自己的成本升得很凶——人工、土地，能源，材料，以及政府服务之价全面上涨。挑战就是怎么适应这个变化？我也讲过，与发达经济相比，中国还有很强的成本优势。但是全球都在开放，印度、俄罗斯、越南，追兵四起，谁也不会客气。一片“中国世纪”的乐观浪潮里，新的挑战早就逼近了。市场上的挑战主要对着谁来的？当然对着企业家。从这方面看，难度也加大了。 最后，成长、特别是高速成长，本身就是极大的麻烦。我们来看“成长”这个词怎么用。一幢大楼从九层盖到十层，我们不叫“成长”，因为大楼没有生命。成长总是指有生命的主体，比如说孩子在成长，或者一颗树在成长。要感谢上苍——多少万年的进化，凡有生命主体的成长差不多都是自动实现各方面的配合和适应。比如孩子的个头和体重增加了，心脏、血管和神经系统也响应得到发育，否则就要出毛病。但是“企业成长”没有那么远久的进化。到今天不少人讲到企业，还是“做大做强”—完全都是物理概念，而不是生物的成长。可是在实践上，企业属于有生命的主体——销售和利润的增加，一定引起内外部一连串的变化。疯长身高，内脏器官或调控系统没有得到相应发育的，很危险。 小结一下。现在比过去更需要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但也比过去更困难。于是我们问：英雄何在？很难的事情，才需要英雄的。在深圳调查的时候，很多年轻的企业家不断讲到任正非，讲到任总当年如何困难，而今天的华为让世人刮目相看。到浙江台州，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总讲当年的李书福。这说明一个地方、一个经济里只要出几位英雄，对后人就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最后，对中国的未来而言，经济成长与企业成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讲多了没有用，做出来才算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