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资源委员会”受到的最大争议是：它是否是以牺牲私人资本的代价获得迅速膨胀？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1932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三元巷2号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密机构。这个机构对外不挂招牌，信封上只印“南京三元巷2号”。它的一切活动不见诸报端，国民政府公报中也不公报对该会人员的任命状。该会的经费由蒋介石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秘密经费里支出，每月十万元。机构里的委员一不用办公，二不用开会，每月奉送200元研究费。当时的委员名单上有四五十人，大多是一流的“海归”学者或实力雄厚的实业家，包括胡适、刘鸿生、傅斯年、范旭东、吴蕴初等。
该会的委员长是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教育部部长蒋介石。正秘书长是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副秘书长是蒋介石的秘书、教育部次长钱昌照。这一年，钱昌照32岁，翁文灏42岁。
三年之后，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名为资源委员会。此后，资源委员会从一个单纯的国情调查研究机构向全国工业主管机构转型，开始创办大量的工矿企业。短短十余年间，当年的“南京三元巷2号”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到1948年初，资委会所经办的生产门类包括电力、煤炭、石油、钢铁、金属矿、机械、电工、化工等，附属387个单位，员工22万多人，遍布中国沿海、西南、西北、内陆和台湾。“当时它的职能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国资委。”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薛毅说。
翁钱暗战
在资委会从创办到终结的17年间，钱昌照曾连续任职达15年之久。另外一个和他资历相当的核心人物就是翁文灏。资委会领导层实际上一直就是这两个人在唱二人转。
翁和钱都是江浙人，都出生于当地有背景的家族，两人都曾在上世纪初留学欧洲。翁文灏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钱昌照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之后又在牛津大学学习过。
即使有如此相似的背景出身，当年两人还是围绕资源委员会有过一场权力暗战。说到父亲和翁文灏的关系，钱昌照的儿子钱士湘承认：“他们在解放前关系恐怕不大好，是很复杂的。”
这两个人在气质、角色上的差异，从他们回国后的职业选择上就开始了。
“他回国的时候才25岁，这时候他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一个规划的。”钱士湘说，“可以说，他是一个有政治热情和政治野心的人。”1924年，钱昌照学成归国。25岁的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他在上海江湾租了一间房子，潜心学习中国历史，弥补自己的知识缺陷；第二，他在父亲的世交张謇的引荐下，遍访中国的各路军阀：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等。对这些“掌握枪杆子的实力派”，钱昌照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评价说，“我一个也看不上。”
他在欧洲学习和游历的5年里已经形成了“工业救国”的抱负，并且意识到必须依附一定的政权，和掌权者沟通，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从这一点来看，钱此后的少年得志一点也不稀奇——回国三年后，钱昌照和外交部长、蒋介石的“二兄”黄郛的小姨子沈性元结婚，进入国民政府工作，并且迅速得到了蒋的赏识，靠近了当时的权力核心。1928年冬，钱昌照成为蒋介石的秘书。这一年，他不过29岁。
和钱相比，翁文灏的从政之路要曲折得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学通用“半推半就”来形容翁的从政生涯。“他的个性比较沉默、孤僻和封闭，他这种个性，在回国之后一直是选择做学问，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路。”
因为这种个性和立场，翁文灏在接到出任资委会秘书长的邀请时，态度一直是不明朗的。“他一开始采取的是一种试探性的办法。”李学通说。翁文灏一方面同意担任职务，挂个虚名，另一方面，他还是留在北平做他的地质研究，并不常驻南京。
翁文灏这种试探性的进入导致几年后他和钱的矛盾：资委会成立初期的具体工作都是钱负责和完成的，资委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钱提拔的。等到抗战开始之后，翁正式介入资委会工作的时候，他和钱之间的权责没有明确的界定，他实际上成了一个“空降领导”。曾经担任资委会秘书的吴兆洪在回忆录中分析了这种人事局面，“主要矛盾在于争夺资源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权。钱昌照认为资源委员会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就是翁文灏本人也是经过他的拉线才和蒋介石搭上关系的，他和翁文灏的关系，不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而是正副手的关系，资源委员会应该听他的。翁文灏则认为他是主任委员，自然应该以他为主，不但资源委员会其他的人，就连钱昌照本人都应该听他的话。”
除此之外，两人在性格和做事风格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翁不苟言笑，办事严谨。翁每天早上上班都会在没有准时到岗的下属桌上留条子：“翁文灏到，八时正”，他甚至连厕纸用量都对下属有要求。他事事亲力亲为，当时有人开玩笑说，翁是又当部长，又当总经理，又当记账员，还是跑街的推销员。翁拿到几十万已经觉得很可以了，而这些钱在钱昌照眼里都不算什么，要搞就搞大的——“钱昌照很能办事，很有气魄，但是不拘小节。钱怎么花的，用哪里去了，有人不清楚。”李学通说。钱士湘也承认，关于自己的父亲，一直就有“好大喜功”的争议。对于这两种行事风格，李学通总结为：一个是书生气，一个是公子哥气。
看起来，这似乎是那种司空见惯的权力之争。但是在这暗战的背后，却是更有深意的政治背景。钱的小舅子、曾任资委会主任秘书的沈怡在晚年回忆了和翁的一次密谈。翁对他说，“并非他要处处防范乙藜（注：钱的字），实因蒋先生叮嘱要如此。”
实际上，翁和钱在资源委员会共事十余年，两人都分别有自己背后的势力——蒋介石和宋子文。蒋是翁的宁波同乡，曾经在三十年代的一次车祸中派人全力抢救过翁，因此翁对蒋的感情被普遍认为从“知遇之恩”发展到了“救命之恩”，后来他之所以辞去地质调查所的职务彻底从政，多少有“报效”的意思在里面。钱和宋子文的关系则是非常公开的。钱士湘记忆里，父亲和“宋伯伯”的私交非常好。在重庆的时候，钱昌照的办公室对面就是宋公馆怡园，每天早上钱都到宋家里吃早饭，顺便交流信息，探讨国家大事。宋称呼钱为“CC”, 钱称呼宋为“TV”(英译名缩写)。钱自己也在回忆录里说，“我想依靠蒋介石搞工业化，便不能不找一个掌握财经大权的人做靠山，而替蒋介石掌握财经大权的就只有孔、宋两家”。在儿子钱士湘的印象里，“父亲认为孔是土财主，而宋则比较洋派，做事情气魄比较大。”
这里就涉及到蒋对钱昌照的态度问题。当初钱明明有足以被认可的能力，为什么蒋一定要一个外行翁来挂个虚名？李学通分析说，“他一方面很用钱，钱20多岁已经做得很高了。但是对他又不放心，而且后来是越来越不放心，甚至是烦钱。钱后来离开蒋，更多的靠近宋了。蒋也是很会搞平衡的，你想，资源委员会管全国的工业建设，是个肥缺，如果这个人操守上不好，就很容易搞砸。钱的办事风格很容易引起这方面的争议。蒋就用翁来牵制钱。”
正因为有背后力量的平衡和牵制，翁和钱之间的关系引而不发，充满张力：有时候看起来剑拔弩张，但是总不至于弄到决裂。钱需要依赖翁取得蒋的支持，翁也依赖钱来维系资委会的人。两人都避免正面冲突，也从不短兵相接。翁常常采取的办法是间接指责，钱的回应是用书信。等到两人见了面，又能够谈笑风生，若无其事。
同一个理想
为什么翁和钱能够合作那么久？权谋当然是一个方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工业救国上的理想是一致的。”钱士湘说。
学者谢泳曾经撰文分析资源委员会这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共性：“他们不同于一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人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的重要性，不体现在政治思想上，而体现在经济思想上。资源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以留英的学生为主，他们多数出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很多人就是1940年代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重大影响的拉斯基的学生，深受费边主义的影响。他们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对于计划经济都有好感。”
在李学通看来，这话也对也不对。拉斯基的学生其实不过钱昌照一人而已。“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么多经济学家，为什么单单拉斯基有这么大的影响？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为什么是这种国营经济的理论得势？”
资委会的国营经济理论体系主要是翁文灏建立起来的，钱实际上是扮演了一个执行者的角色。翁作为一个地质学家，他的经济思想也是逐渐形成的。“在我看来，同时期对中国工业化认识最深的就是翁文灏。现在很多人研究胡适的现代化思想，梁启超的现代化思想，甚至鲁迅的现代化思想，但是翁文灏这些实际搞经济工作的人的现代化工业化思想，却很少有人研究。”在李学通看来，这未免太过重价值理性而轻工具理性了。
简单说来，翁的工业化思想来自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国家要富强，必须走工业救国的道路。李学通对《中国企业家》分析翁文灏理论产生的原因时谈到，这个理论的产生和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系。一战以后，国际上普遍有一种对于自由主义市场的怀疑，认为至少是资本主义，需要国家干预。李学通认为，翁的工业化思想能够得到重用的最直接原因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政治局势。日本人兵临城下，中国必须尽快工业化，不能靠自由市场慢慢积累，又不能走完全苏联那种全部计划的方式，那就找一个既能尽快发展中国，又能让大家有一点自由主义环境的——这就是翁主张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平衡发展、折衷取法的经济制度。
资源委员会的实践证明了这一思想的可行性。资委会旗下的工矿企业由抗战前夕的16家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25家。但是，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系列的争议。
最大的争议就是：资源委员会是否是以牺牲私人资本的代价获得抗战期间的迅速膨胀的。至于这种膨胀的后果——它到底是国家资本，还是成了官僚资本？1936年，不计东北地区，中国民族工业资本是官僚资本的4.3倍，在工矿业中，民营资本则是国营资本的5.68倍。而到了抗战后期，经过政府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国家资本的壮大，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经取得压倒性优势。1941年12月的《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政府事业的章鱼状势力结构，正在变得自我固化并富有扩张性。”有火柴大王、煤炭大王、水泥大王之称的刘鸿生则在战后感叹说：“我原来在上海是打捞办，到重庆却成了小伙计。”
资委会虽然建立了大量的工矿企业，完善了中国的工业布局，并且有很多行业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涉及的开创性成就，也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但是这些企业的效益如何也是个问题。资源委员会下属154个企业的财务报告显示，抗战期间28%的企业亏损，25%的企业利润低于5%。
这些问题，即使在今天的学界也还是众说纷纭。无论如何，李学通仍然认为“在历史允许的条件下，翁已经做到最好了。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还在用。”比如说，国营要占主导，允许私人和民营的存在；重视新技术的运用；向管理要效益；反对衙门化，主张公司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翁文灏曾经说过一句话：“要防止大官想当大资本家，要防止大资本家想当官。”
“如果要说反思的话，翁失败的关键在于他依靠蒋政权，政权覆灭，他也跟着倒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政的传统悲剧。另外，他的工业思想没有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
到底是书生
1947年4月，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后，蒋介石免去钱昌照在资源委员会的职务，钱在这个领域逐渐淡出。此后，翁的命运变得更加戏剧化了。
1948年5月，翁文灏出任国民政府行宪内阁的行政院院长，主持了金元券改革。后人用“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来形容他的这一次选择。对于翁来说，这一方面是基于和蒋的私人关系，另一方面，位极人臣也未必不是一个权力诱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乱世，以牺牲民主政治的代价介入独裁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很难判断他的独立立场和自由精神有没有被异化。
翁的好友胡适曾经评价他们那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治世能臣，乱世饭桶”。他们对于乱世的理想是出一个书生加流氓的人物。如果没有，以他们这样的“书生”配上蒋这样的“流氓”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选择。和历史上刘邦、朱元璋用过的那些书生相比，钱和翁都是幸运的。钱活了89岁，翁活了82岁，都是高寿。
钱士湘说，父亲在解放以后性格大变，迅速学会了沉默。翁伯伯和父亲的关系也亲近了很多，翁经常拿自己写的诗来给钱看。那时候父亲最好的朋友是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他们都无事可干。“那时候有一大堆没事干的副院长”，周培源、陶孟和，都住在地安门附近，钱家在兵马司胡同，钱就经常去他们院里找人聊天，聊书法和诗。至于翁，他去世后留给钱士湘一本《四书五经》，“密密麻麻，全部是红蓝笔做的批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