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百多年来，周学熙家族上承下继，共同演绎了一个从书生而官宦，从官宦而实业，又从实业到书生的人生轨迹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要介绍周学熙这个人物出场，最省事最偷懒的办法是说一句——“他就是《雷雨》里头周老爷的原型。”
这是周家人从来都不接受的一个说法，也是关于周家流传最广的一个误会。曹禺自己后来说，自己家和周家在天津是世交，自己不过在写作的时候借鉴了周家九爷、周学熙的弟弟周学辉家的那所大房子而已。
“周学熙和周朴园的相似之处可能只是在于，他们都姓周。”周学熙的曾孙周启晋开玩笑说。当然，除此以外，周学熙的确是清末新政到北洋时期最著名的官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虞和平称他为“华北工业之父”。
周一生在官场上的大部分时间追随袁世凯，历任山东大学堂、直隶官银号、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局等总办，1912年以后，又两度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成为袁世凯经营北洋事业的经济总管。他一生创办了15个企业，建立起包括水泥、煤炭、纺织、玻璃、自来水、机器制造、金融保险、农垦等多部门的周学熙资本企业集团。时人把他同南通大生资本集团的张謇相提并论，称之为“南张北周”。
据估算，周学熙集团主要企业的资本总额至少达到4260万元（见《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官商
“说到周学熙，一个不能不提的人就是他的父亲周馥。周馥可以说是对周学熙的实业影响最大的人。”周学熙的侄孙周慰曾说。
周馥是安徽人，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安庆战场上被李鸿章收为幕僚，从此成为跟随李鸿章时间最长的下属之一，官至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是深受李鸿章洋务思想影响的。”周慰曾说，“他跟着李鸿章搞洋务运动30年，天津的好多洋务都是他开始搞起来的——海军、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学校、大沽口炮台、造船厂、铁路、开平煤矿……”
但是，周学熙从父亲那里并没有继承到什么可供创业的物质资本。“周学熙年轻时候分家，不过从父亲那里分到十二三万两银子”。除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启蒙之外，恐怕周馥留给他最有价值的就是晚清官场流连三十年所积累的庞大的社会关系资源。
周启晋说，“周馥和周学熙之所以能够有后来的实业基础，他们做天津海关道、长芦盐运史、淮军总钱粮、北洋实业道、银元局总办，父子两人担任这些职务四十年，相当于控制了中国北方的经济命脉四十年。这为后来的实业准备了很多的社会资源。”
所谓的社会关系资源，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贵族圈子：一群出身晚清官僚、身兼商人、文人和官僚身份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持了清末民初的政、商、学界。他们互相通婚，成为世交，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后来北洋政府的核心力量。
“他们那时候都是一个圈子的，”周慰曾说，“后来北洋政府时期，我祖父看到议会议员们闹得不可开交，说了一句：非亲即友。这个友还不是一般朋友，是世交。当然了，父辈世交，到了下一代不一定能够继续下去。”
就周家来讲，盛宣怀任前的清末邮传部尚书、民国时期的京沪铁路总办沈云沛的孙女嫁给了周学熙的长孙周绍良；周馥的女儿嫁给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八儿子；曾任帝师的官商孙家鼐的孙子娶了周学熙的女儿；北洋大臣杨谦益也是周家拐弯的亲戚……
这样的资源优势使周学熙进入政商两界都相当地顺利。1897年，周学熙担任开平矿务局督办，这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正是他的七弟周学渊的老丈人。第二年，周学熙升任开平矿务局总办，这实际上成为他从事实业的开始。
这个时候正是晚清改革的最后十年，时年三十出头的周学熙正准备迎来他官场事业的高峰。袁世凯和天津为他提供了这个舞台，让他办成了三件大事：第一，庚子之乱之后，受命于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任北洋银元局总办，铸造铜钱，三个月迅速稳定了天津的金融市场；第二，1903年，从日本考察归来，改组教养局为直隶工艺局，成为北洋官营实业的枢纽。从1903年到1908年，为旗下新建的商办企业提供直接财政资助达2088520两银子；第三，以近代资本主义银行的模式改组天津官银号，为商办企业筹集资金。
“这是他的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周慰曾说，“他认为，没有健全的金融，就没有发愤图强的工业。所以，银元局、天津官银号和工艺局这三个机构是互相依赖的。”
至此，周学熙真正成为袁世凯手下的大管家。“当时全国的工业格局也基本形成，上海、天津、武汉三足鼎立。上海和天津更是全国南北两大经济重镇。”虞和平说。在20世纪的头十年，天津的企业比上世纪末增加了32家，共10个门类，其中周学熙和直隶工艺局功不可没——“使官商部分畛域，合力讲求。庶可广开风气。”
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曾经评价这一时期的中国商人：“晚清改革的最后十年中人们看到了一场社会和体制转型的开始……两种传统意义上被轻视的行业——商人和军人，都获得了新的特权……一些拥有地产的士绅不再把自己的出路定在科举入仕和朝廷的荣宠上，他们已经致力于开发当地的商业利益和建设当地的工业基础。”
而周学熙自己的转型：从袁世凯的大管家转变为实业家，从官转向商，这个拐点在于启新洋灰公司。1906年7月，周学熙受命于袁世凯，从英国人手中收回了唐山启新洋灰公司，迅速于当年11月把启新转为私人产业，改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
这一年，周学熙已经40岁了。经过十年官场，他有理由、有实力、有办法结束“为他人做嫁衣”的状况，开始经营一个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企业。
“开办启新，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周慰曾说，“他看中了这个行业，洋灰的利润太丰厚了。”从1906年到1911年，启新五年间盈利总计122万余元，为原全部投资额的122%。1912年启新改组，原产业重新估价，资产总额达600万元，6年间增加了5倍。
对于周学熙的企业集团来说，启新是个开端，也是一个范本。它的成功模式在以后被周学熙和他的子侄们多次复制：政府购货、官僚庇护、国家资金。这个模式就是他亦官亦商的身份为他带来的好处。以启新为例，它的股东会中大多是有官方背景的关键人物，比如袁世凯的八儿子。收回公司时候的资本就是从周自己控制的天津官银号借来的。在公司开始运营以后，则得到了更多的政府政策优惠：周自己控制的滦州矿务公司售给启新的煤只有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七；招商局运输时运价优惠；政府命令在修建京张、京汉等铁路时必须使用启新产的马牌洋灰。
过渡的一代
1992年，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姜铎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观点：旧中国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社会过渡，一共109年时间，经历了晚清、北洋和国民党三代政府。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这三代政府各有两位核心人物，分别是：李鸿章和盛宣怀、袁世凯和周学熙、蒋介石和宋子文。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袁世凯和周学熙的第二代算是过渡的一代。”虞和平说。
从经济体制上看，在第二代人中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虞和平说，“李鸿章那一代是官的色彩更浓，是商为官用——官方办一个什么企业，资金力量不够，吸引商人的资金来参股，利用商人力量。到了第二代，变成官怎么支持商人的力量。周学熙的直隶工艺局就是起到这个作用。某种程度上算是官为商用了。”
在经济体制法制化上，第二代也是一个开端。“中国工商法规的制定是从清末新政1902、1903年开始的。这时候的法规很多都制定出来，但是没有等到颁布实行，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到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相对完整的法令就指定出来了。蒋介石政府是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在人脉和亲缘关系上，第二代则是更多地向第一代靠近的：袁本人就算李鸿章提拔起来的，他的政府核心官员也是来自前清官僚。“到了第三代，社会提供的平台更大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教育背景大大异于前两代人了。”
周学熙和他的北洋实业对袁世凯到底有多重要？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说袁世凯有“三怕”：一怕枪杆子拿不稳，二怕日本人，三怕经济。其实从经济上来讲，1901年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接过的是个烂摊子：庚子巨额赔款的压力、市场上私铸钱风行、财政混乱。这时候周学熙办的三件大事实际上帮助袁世凯稳下阵来。到了民国成立初年，他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来的一样是个烂摊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孙中山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后，发现国库里只有银元10枚。而此时光是黄兴负责的南京留守这一部门，用于裁军就需要250万。
唐德刚先生说袁“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这时候他怎么办？袁伟时先生曾经说过：“袁世凯复辟帝制是践踏宪法、背叛民国的罪行，但他在民国初年的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他起用周学熙为财政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情。”例如，采用借款、贷纱及提供保息的办法来扶植民族资本厂家，先后对机制货物、参加国货展览会的工业品、范旭东的永利碱厂优良纯碱实行免税政策；同时为了鼓励国人兴办实业，多次举办国货展览会，还积极推荐国货赴南洋参展。
在这一时代的工业格局里，逐渐形成了中国一南一北两个经济重镇：上海和天津。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
“上海和天津的特点不一样。”虞和平说：“上海是以商的力量为主，以社会力量为主，比如制丝工业、棉纺织厂、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的那一批人，是一个群体，核心是宁波帮，叶家、朱家、周家。这个时候宁波帮从太平天国以后去上海已经三十年左右，已经成了一定气候。而天津则是官商为主，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推行的，手下主要做事的就是周学熙。它利用政府、官方的力量振兴实业，在全国还是领先的。”
周学熙的企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个工业格局的形成，在周之前，华北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在他之后，华北工业发展最明显的一次高潮就是20年代北洋军阀争相投资天津，包括袁世凯、杨以德、段祺瑞等。当时天津六大纱厂，有四家是北洋军阀官僚集资创办的，其他两家，宝成有陈光远的投资，北洋商业第一纺纱公司的董事兼经理章瑞廷则和张作霖有密切的关系。
“这和周氏企业的做大做好是不无关系的，多少有示范作用。”虞和平说，“此外，周氏集团还影响了中国的产业格局形成。在他之前，水泥和玻璃制造在中国都几乎等于零。对于华北的纺织工业，他也是奠定基础的，从此形成了纺织业上海、天津、武汉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在经济领域，袁世凯和周学熙最受人诟病的是1913年4月以盐税为抵押签订的善后大借款。“一方面，当时不借也没办法，因为国库没钱了，不借政府就没法运转。”周慰曾说。另一方面，这件事情之后，周学熙从财政总长的位置上辞职，并最终促使他更彻底地从官场转向商业。
说到亦官亦商，在同时代人中只有一位张謇和周学熙差堪比拟：他们都是受传统教育的士绅，都在袁世凯北洋政府里出任过总长职务，和政府关系都很好，都投资实业，都善于利用地方特色经济资源来发展自己的企业，而且都排行老四。但是这一南一北两位四先生的个人命运却差异颇大：1925年张謇去世，此时他的企业已经濒临破产；两年以后，周学熙在61岁的时候宣布退出江湖，把企业交给自己的二儿子周志俊、侄子周叔、九弟周学辉打理。这之后，他又活了20年，于1947年81岁时去世。
退出江湖
应该说61岁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年纪，一个曾经说过“国非富不强，富非工不张”这样充满抱负和企图心的话的人为何激流勇退？
“表面上的原因可能是他和启新的股东不和。”周叔的儿子周景良说，“周家在启新并非一股独大，袁家儿子的股份也很多，当时周学熙和妹夫袁八意见不合，据说袁八掏出手枪来拍了桌子。之后不久周学熙就宣布退出。”
其实早在1925年，周学熙在日记里写过这么一段话：“今岁年近六十，精力就衰，时事又多变幻，卒非老朽所能周旋，依然辞去各大公司职务。”当时他保留了华新银行和青岛华新纱厂董事的职务，到了1927年，则彻底退出。
“卒，就是绝对的意思。老朽，即是他自己。这话就是说，我囫囵不过来了。”周慰曾解释说，“所谓时事又多变幻，是说民国初年，军阀内战。最简单的例子，周家在唐山这个地方有开平矿务局（联营）、华新纱厂、启新洋灰公司，这三个厂子，谁的军队到了唐山都问他要钱。他受不了，也没办法。以前出了什么事情，有他北洋的老关系，打个招呼，还行，他还能够用面子解决问题。后来不行了，军阀不认你这个。再者，日本人来了，华新几个厂子后来通通让日本人吃掉了。官商官商，官是他起家的一个拐杖，但是这时候已经指望不上了，全国乱成一锅粥了。”
虞和平则认为周学熙退出的真正原因在于：他失去了他赖以发家和发展的核心优势——政府关系。“1928年以后新官僚上台，周退出，他的企业集团还是按照规律运行，但是已经是走下坡路了。”他分析说，“包括整个天津的状况也是这样。政治中心、金融中心都转移到了南方，整个华北的经济发展就慢了下来。”
后来，周氏企业有的被四大家族合并（如中国实业银行），有的被日本吞并（如天津和唐山的华新纱厂），有的被其他股东控制（如启新洋灰公司）。“即使还在经营当中的，也是惨淡经营。小的时候，父亲周叔经常天津唐山两边跑，干得很伤脑筋。”周景良说。
周学熙去世的时候，周景良已经19岁了。“我记忆里的周学熙可不是你们想像的那个样子。”他说，“他退休以后变得非常保守，就是一个穿着蓝布袍子、信仰程朱理学的老头子。他甚至反对子孙上新式学堂，他的孙子上学都是瞒着他的。他在家里设了一个师古堂，专门请老师来家里讲国学。”
周学熙去世的时候写过一首“绝命诗”：“祖宗积德远功名，我被功名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继家声”。一句“我被功名误一生”，他一生得到的一切都是功名给他的，临终之前却有这样的感叹。
不过周家此后近百年的命运，正是按照他临终的设想发展的——“闭门耕读继家声”。他虽为商人，却始终保留了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周学熙的子侄辈、孙子辈出了大量的学人，几乎可以开一所大学。现在走进周学熙惟一一个从商的后代周启晋的家里，他一点也不愿意提家里别墅区是他自己开发的事儿，倒是对家里墙上挂的林风眠、黄永玉真迹，柜子里收藏的善本书津津乐道。他的父亲，是去年去世的红学家、收藏家、敦煌学家周绍良。他的爷爷是佛学家、中国佛学院创始人周叔迦。当年周学熙让自己的这个三儿子去武汉办机器厂、学做生意，结果这个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生在三个月内赔了几十万银元，干得一塌糊涂，从此在青岛闭门三年，通读大藏经，成为一代佛学大师。不过，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