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个家族前三代都是传子（女婿）不传女，到了杨敏德这一代是例外。这个女人用现代商业和管理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文/本刊记者 丁伟
李嘉诚说过，“在香港最有毅力的人只有两个，就是我和杨敏德。”三十年来，杨敏德的溢达集团在多个国家设立制衣厂，向Polo、Nike、Calven、Hugo Boss、Tommy Hilfiger等名牌供应成衣，是世界上最大的纯棉衬衫生产商，营业额达五亿美元。杨敏德因此被《财富》评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商界女强人之一。
2001年，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率领商界代表团到新疆访问时，杨敏德六年前从父亲手中接手溢达后在新疆投资的棉花基地已经规模茁壮，她被戏称为“新疆公主”。她后来对《中国企业家》说，“到新疆是我的一个大转折点，因为这是我的想法。”
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认识杨敏德好多年，他说，“她们家非常有意思，在上海和香港多年发展。Marjorie（杨敏德英文名）很有社会责任感，多方面才能，是香港商人少有的，而且她真懂中国，我们经常一起谈很大的社会问题。”杨毕业于麻省理工数学系和哈佛商学院，是两校顾问委员会成员，亦是麻省与复旦、清华MBA项目的主要赞助商。
属龙的杨敏德自喻“龙女”，生于纺织家族，使命感强烈，认为自己躬逢父辈所不曾拥有的机会。“我外祖父那一代有志愿，但乱世时不能够发挥……我觉得非常幸运，我们现在做企业真的可以说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可以发展国外市场，可以内部改进，可以自创品牌，他们想做的我们都有条件来做，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兴奋的事情。”
偶尔，杨敏德还会出入一下时尚场合——她毫不避讳地说，“我曾经也做过名流太太”（前夫是香港珠宝大王潘迪生）。她同意那句话，“做女人难，做聪明的女人更难”。
前世
纺织业是全球化下贸易磨擦的焦点产业之一。2005年，存在十年的WTO《纺织品和服装协定》正式终止，配额限制全部取消，但仍摩擦不断。杨敏德对此不并感到吃惊，“纺织业永远是有政治因素的……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或坏消息，不确定性是惟一肯定的，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她更加确定的是，纺织业一直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行当，她和她的祖辈一脉相通，只不过世异时移罢了。
1917年，杨敏德的曾外祖父莫觞清创办了家族的第一家纺织厂（美亚）。莫当时是美商兰乐璧洋行的买办，经管生丝出口。工作之便，他熟稔行情，与人合办纺织厂——那时候上海是中国的丝加工中心。但并不顺利，1920年莫复活美亚纺织厂，第二年，聘请麻省毕业的蔡声白任总经理（后成为莫家女婿）。1933年2月，美亚织绸厂股份有限公司在沪成立，高峰期有4000员工。中国丝织品曾被日本绸缎排挤出南洋，美亚夺回了市场。
杨敏德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外祖父当时的商机就这么全球化：美亚本来只出口丝，他看到全球经济恶化，回国开拓丝绸，做产业下游。美亚牌销售灵活，请电影明星胡蝶做广告，在港口城市做展会、时装表演，“思想多前卫啊！”
蔡声白是清华学堂“留美幼童”第一批学员，学地质学，把现代化的经营管理带回美亚，不断收购丝绸厂；网络开到曼谷、纽约，用优雅的英语同客户谈判；在蔡的留美同学、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的帮助下，美亚的原料和产品进出口免除关税，抵押贷款还使之不受国民政府货币贬值的波及，美亚一度成为上海最大的丝绸厂；“九·一八”事变后，蔡任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总经理……
但像很多民族实业家一样，蔡声白也没能超越那个时代，他成了茅盾《子夜》里“吴荪甫”的原型。1934年3月，上千名工人罢工，抗议资方减发工资。蔡没有出门迎见，警察和工人发生纠纷，造成了著名的“3·11惨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美亚迁至香港，家族生意由蔡的女婿、也留学美国的杨元龙（杨敏德之父）继承。杨敏德记得，外祖父到了香港很不开心，他一生的事业被战争断送了，集邮、看书、写字，对小孩子的她倾诉诸如国家要强、工厂要造福工人之的话。他说，“要是30年代那口气没有断，我们今天可以和美国比……”当时她觉得那些话根本莫名其妙，但她听进去了，后来意识到对自己影响甚深。
近几年研究外祖父的历史，杨敏德从他的写作、公司理论、管理的手法中越来越感受到某种启发性。和外祖父一样，她读的也是麻省，她也是个全球化主义分子，在世界纺织业忙碌不已。
今生
上世纪50年代，据说香港三分之一的流动人口在纺织厂工作。杨敏德的父亲成立了制衣厂，逐渐占有了一席之地，尤其是在衬衫制作方面。但在她印象中，没留下什么场景，直到现在她也是公司最不懂纺织专业的人，“这也有一个好处，员工不用问我怎么做，你必须解释给我听。”
1977年，杨元龙创立溢达集团，工厂分散到内地和海外，规避了配额限制，逐渐成为众多世界品牌的代工。若说纺织业的变迁，杨敏德说，以前是靠师傅带徒弟的模式，现在是流水线工程。父亲刚开始做印染工厂，就他一人懂技术，“完全就是‘大染坊’稍微变了一下。”
也许会传给下一个女婿呢？然而杨敏德离婚了。父亲很早就对她说，多读点书，以后不要做纺织，这行太辛苦。哈佛毕业后，她第一份工作是在投资银行——也是父亲说的，“在赌场里做过的人不容易被人家骗”。1978年，因父亲患病，她返回香港，“这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转折点。”
刚加入公司时，杨敏德一点也不喜欢，不投机（其他人都打麻将），后来深知这可能是她人生的使命。“我父亲那一代只是求生存，吃口饭，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黄金机会。”不过，有段时间她很厌烦纺织业（40岁之前），觉得没挑战没意思。1995年父亲退休，她接任董事长，“我自己可以掌舵了（一副摩拳擦掌的样子），跑到新疆等，有很多新的想法……”
她说，父亲初回内地从旅游入手（合建香山饭店等），未果后专做制衣，在无锡、江苏等做补偿贸易，80年代初就出口100万打。但当时中美间没有配额协议，溢达只好到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新加坡、毛里求斯、菲律宾等离岸生产——虽然现在提倡“走出去”，但走到人家的地方始终是很难的。目前溢达4万多员工，在8个国家建 20 多家工厂，营业额达5亿美元，其中广东高明、新疆吐鲁番是最重要的基地。
一个女当家的在男性主导的纺织业自然会招致非议，何况杨敏德引入了西方的管理方法（如ERP）和高科技手段（如RFID），一些前辈不能理喻。她十几年前就重视环保，也让员工侧目，“他们觉得老板发疯了，是有钱小姐的想法。”
溢达却终于打造了一条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棉、纺、织、染、整、辅料、成衣制造及包装零售，包揽了原材料、染织和制衣的完整流程（自有品牌叫“派”）。黄亚生说，这种商业模式比计算机软件的难度都大，既要保持领先，又讲求社会效益，杨敏德再造了家族。女性在这个家族贡献特殊，杨父曾经跟提过，应该将他们家女孩子的名字写进苏州祠堂。
但再下一代呢？杨敏德的女儿潘楚颖刚从哈佛哲学系毕业。她不置可否，“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情，我是40几岁才看见做溢达不枉我一生，但问我20岁时，根本不知道抱负，不像外祖父。今天社会改变这么快，怎么可能知道往后怎么样？”
情怀
淡妆娥眉，中式服装，气度典雅，演讲时富有激情，聊到兴起表情丰富……这个不一般的香港女人对摄影师说，“拍得不用像我，漂亮就行了。”
成为杨敏德是一件困难的事吗？她说，不，很多事情有某种偶然的机遇，“我20几岁绝对想像不出今天我会走过这条路，但父母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从他们包括很多老师身上（一位学画女老师是苏州人）获益匪浅，画画、写字跟做人是相连的……我脸皮厚，这是我做人最大的好处，从来不想我做错了什么，错了就算了，没有遗憾。”
杨敏德的父亲和经叔平是好朋友，经老有两个心愿：一个是建银行（民生银行），一个是建大学（他俩都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杨敏德去找哈佛、麻省寻求合作，麻省正巧在跟清华、复旦谈，她参与其中，并将准备捐给圣约翰的钱赞助了后者。
推崇精英教育的杨敏德虽然所受教育正规，但她并不是好学生，“读书时太刺激新鲜了”。有一个老师是迈克尔·波特，但企业战略让她稀里胡涂，后来再碰到波特，她开玩笑说，“你现在演讲这么贵，当时我每天都有机会听可惜听不懂。”直到20年后，她才突然发现哈佛学的东西合用了。溢达成了商学院的案例，杨敏德还被选为吉列、太古、汇丰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她的偶像是邓小平、杰克·韦尔奇和沃伦·巴菲特。
以前杨敏德在溢达成就感不大，如今却感到挑战很大，“我开始觉得不是在做纺织，我是在做转型。”她认为这一代年轻人不够雄心壮志，缺乏热情和胆量，“不一定很‘狼’，但是他们太容易变得‘羊’了，太舒服，不够恶。”溢达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关键不是赚钱多（营业额达到10亿美元），而是管理水平高、企业文化开放。“中国工人始终用了他的手，还没用他的脑。”她自己也改变，练瑜伽、太极培养耐性——“公司很多人都怕我”，凝聚整个团队——“否则理念离开我500尺就消失了”。
这是同一个杨敏德：在国际论坛上谈中印竞争，在电影首映礼上和朋友交流，在工厂里做污水处理、生态纺织研究，在内刊提醒工人们小心意外、艾滋病……“做工业的老板特别累，早知道我应该听父亲的话不进这行。”
每次回到曾外祖父莫觞清在上海武康路2号的旧居，杨敏德都会遥想这个纺织家族的前世今生，期待新全球化的海上繁荣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