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外资的盲目崇拜与盲目抗拒,以及对于“外资内资化”风险有意无意的忽视,这些错误将使改革离真正的市场化之路越来越远
深发展的零对价股改方案理所当然遭到否决。既然这是一份让流通股东与自身利益作对的对价方案,流通股东的反对就是维护自身权益,这正是深发展董事长纽曼所说的“理性”的最好表现。
对深发展股改案的探讨热到发烫,几近于一场混战,卷入其中的有利益相关者、有担忧国企改制前景的普通民众,也有对于外资入侵中国重要经济行业担忧不已的政府与市场人士。论战的主要对阵者有明确的利益诉求,所扛的旗帜却都十分堂皇:一方认为引进外资是国企最有效的改制方式,似乎外资一来,国企便可脱胎换骨重获新生;另一方则以国家经济安全与公众利益为由,竭力抵制外资的入侵。诸多旗号中,最动人心魄的无疑是民族主义,之所以视外资为“入侵者”,其理由即在于此。一些人理性的利益诉求不得不通过煽动社会的非理性民族情绪来获得,这一现象反证了正常的商业思维未能真正建立。
深发展由外资接手的理由很简单,深发展在技术上已经破产,那些不明来由的巨额不良贷款与不到4%的资本充足率,使得这家银行无法符合标准,无法正常履行金融机构职能。要涂抹历史,让原先的悲剧在改制中演变成喜剧,要让15亿元贷款成为名正言顺的沉没成本,深发展必须重新洗牌,让以前的老案底在洗牌过程中消泯于无形。无论是出于保存金融机构、降低风险的需要,还是为了保护某些个人利益,深发展都需要对国情既了解又隔膜,既能配合他们的改制设想,又具有成功经验与国际先进理财手段的外国投资机构。新桥适时出现。这家美国风险投资基金有钱,也有过重组韩国第一银行的成功经验(尽管一些业内人士表示怀疑),更有能够带来资金的伙伴GE与传说过数日的凯雷。双方能够合作能够进行,新桥恐怕也得到过承诺,即购股时的溢价收入与政府的支持,这从新桥占股仅17.89%,却拥有全部的经营权,政府有关部门对深发展零对价方案的鼎力支持,以及深发展董事长纽曼振振有辞地获取与业绩不符的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董事长第一高薪,就可以看出一二。
从本质上来说,外资与内资都是资,而外资在与国内市场权贵的合流过程中,其品性与行事风格正变得“内资化”。那位曾经被深发展隆重推出作为市场理论发言人的前行长韦杰夫先生,大概因为在贷款案等方面走得太远,不幸去职。而纽曼对于陈年旧账的表达方式颇合国情,他大而化之地概述贷款分散决策的危险性,强调自己的独立身份,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强调获取未来收益需要前瞻眼光。纽曼在中国市场留下的一系列名言注定会载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如“作为美国的投资基金,新桥对它的投资者负有信托义务,美国的法律也不允许把属于投资者的权益付给他人”,在股改方案出台后坚持认为,“这是惟一理性的方案”,在股改方案被否决后称让流通股东“饿着肚子回家”,这一言论之偏执,让人相信是在“走火入魔”的状况下所发,除了为自己树敌之外没有任何好处。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公开与投资者、与市场公平理念为敌的金融家十分罕见,曾任美国副财长的纽曼应更能参透此道。难道纽曼被什么利益集团所捆绑无法脱身?
令人奇怪的是,深发展独立董事、曾发表三万言书反对支付股改对价的管维立先生,现在一改常态同情起流通股股东。这对于纽曼与新桥团队而言,不是一个好的信号。这是否意味着一场新的利益博弈重新开始,纽曼会不会像深发展前任洋行长一样,成为一枚即用即弃的棋子呢?
新桥在深发展股改中体现出的某种傲慢不是洋人有意蔑视中国经济主权——有意挑起巨大矛盾给自己设置障碍绝非商人行事风格,更何况是纽曼这样的金融界老玩家、与单伟建这样对国情洞若观火之人。应该说,国内不尽如人意的经济体制导致的陈疮,市场权贵介入商业运作造成的资金漏洞,才是导致甚至纵容新桥傲慢的主因。在担心中国金融机构被外资收买前,我们首先应该担心那些超出常规的权贵与市场的结合与运作、那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巨额不良贷款,正在吞噬中国经济的健康细胞,最终将使国内优质资源不得不沦为外资的收购对象。在谴责外资血腥逐利前,我们首先应该正视内部的问题。
有时,所谓的外资问题不过是内资问题的曝光;有时,外资品性不端,利用巨资借重权力大肆攫取利益,成为“外资内资化”的典范。当一些人愤怒声讨洋金融家的傲慢时,他们事实上将炮口转错了方向,将一场内战演绎成了民族主义者保卫本土资产的外战,这貌似激进的爱国之举正符合许多中外并购案件幕后主使人的本意。
在国企改制与外资愈来愈密切时,对于外资的盲目崇拜与盲目抗拒以及对于“外资内资化”风险有意无意的忽视是常犯的错误。这些错误使改革离真正的市场化之路越来越远,而离获得既得利益的权贵们的胃口越来越近。面对深发展与新桥以及类似的案例,我们理应慎之又慎、就投资论投资、就市场论市场,对外资的实力给予经济意义上的重视,而不应轻易被大旗所惑,沦为市场化与开放时代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