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际象棋和经济运行之间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相似性。因此在经济界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游戏参与者”或者“游戏规则”这类说法。但若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两者的相似度其实并没有多高。国际象棋的复杂程度完全无法和经济运行相提并论。经济界不存在数量固定的“棋子”，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相反，每个企业、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处在持续变化之中，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任何人能占有完整的信息，即使是最周密的市场调查也无法网罗全面动态——比如现在这盘“棋”已经下到哪里了？下棋的人们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他们在整个棋局中发挥怎样的影响？作用是什么？……诸如此类。在经济界，人们的判断几乎总是建立在揣摩和推测的基础上，有时他们甚至连自己正在下哪盘棋也搞不清楚。个人是如此，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除了极个别情况，企业很难了解自己的准确市场位置，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出调整，这一点即使在信息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也没有任何改善。没有人能明明白白地说出，在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推动下，企业接下来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大部分信息都是不确定的，未知变数存在于每一个角落，渗透到各个环节之中，一切都在变化。市场上可供每个参与者选择的行为方式可谓千变万化，程度和数量都远胜于国际象棋。而且，这种变化性完全是不可确定的。 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在一个很小的企业系统内部，其变化组合的种类数已经能达到天文数字了。这样的系统在专业术语中被称为“高可变性系统”。由此，管理的核心问题也应当随之做出变化：怎样控制高可变性系统。这里我们还要再一次引用斯塔福德·比尔的那句名言：“如果说控制论是有关控制的科学，那管理就是关于控制的职业——在某种特定的系统之中。”从系统复杂性的角度出发，无论本人愿意与否、是否知道，每个管理者其实都应当是一位控制论专家，充当起一个掌舵人的角色。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门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的科学。而且和许多人想象的不一样，这门科学既不是工商管理，也不是经济学，而是控制论。 现实生活中可能导致复杂系统产生的情况多到数不胜数，我们不得不面对引导和控制如此庞杂的复杂系统的难题。怎样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呢？该由谁，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调节、引导这些复杂系统呢？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首先把目光转向自然界——一个司空见惯却又引人深思的现象：自然界没有管理者，也没有人对它进行调节，它自己管理、调节自己。自然界最根本的两大控制论法则就是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这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功能法则。
控制论是一门适用于所有系统类型的跨领域科学，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在技术、经济、社会系统之中也能找到这一基本法则的影子？或者反过来，控制论可不可以在这些领域找到用武之地？例如，把控制论应用到汽车领域，就出现了诸如ABS（防抱死刹车系统）之类的先进技术，驾驶者得到了解放，那些以前需要手动控制调节的操作，现在都可以交给车体自带的电子控制系统来完成。在航空领域，控制论的作用表现得更加突出：我们今天乘坐的大部分飞机都是通过先进仪器自动导航飞行的，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过飞行员可能不太喜欢听到这样的说法。因此现在我们知道了，风险不是出现在技术上，而是出现在人本身。 前面已经说过，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是与自然系统相生相伴的两大能力。但是地球上只有一个自然界，换句话说，在人类创造的系统中，例如技术、社会以及混合系统中，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不会自动出现，而是必须被“导入”。它们的设计必须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且有意识地以控制论的功能法则为导向，这也就是所谓的“系统设计”。因此，控制论管理战略的基本模式就是对企业进行行之有效的控制，使之能够尽可能地实现自我管理和调节。 这样一来，那些常常听到的看似可行、实则漏洞百出的论断就不攻自破了。当然，我们不可以把控制论在管理中的合理运用理解成给管理层放大假，任企业放任自流（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对专业人士来说，“自由放任”从来不是促进企业管理、推动市场经济以及社会运转的良策。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表述得更清楚了，他是自由主义中诞生的最杰出、最深刻的思想家。 另外，还有一个错误认识我也想在这里一并澄清：谁也没有说过，只要系统具备了自我组织的能力，就意味着万事大吉，一切尽在掌握中。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对控制论的正确理解应当建立在保守的基础上。对控制论准则的应用也只能量力而为。超出控制论能力范围之外的，我们当然要重新寻找其管理方法。否则对系统的管理就只能宣告失败，即系统脱离于控制之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