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办企业的微观，到办纱布交易所、银行的中观，再到营造经济法制环境的宏观，穆藕初用西方理论改良中国社会的实践，由于受当时社会的压制，最终以悲剧结局。改良者的一生不断地遭受打击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1916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名为《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的小册子，作者署名为“美国戴乐尔”，由“上海穆湘王月”译述。在出版之后的10年里，这本书一共只卖出了800本。但是到了1928年前后，这本乏人问津的书突然走红，一下子卖出了三、四千本，成为一时的社会热点。
这本书的作者“美国戴乐尔”就是美国管理学权威泰勒（F·W·Taylor），所谓《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就是泰勒1911年在美国出版的名著《科学管理理论》。而“上海穆湘王月”，就是这本书的中国译者穆藕初，时年40岁，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兼经理，曾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大学，1914年在塔克塞斯农工专修学校获得硕士学位。
1928年秋，穆藕初应伊利诺大学学长孔祥熙之邀，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这也许就是当年穆氏译作得以戏剧性翻身的原因之一。不过，穆藕初这个人的命运比这本书的命运更加跌宕，而且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展开，并且被注定了。
管理大师的传人
90年以后，最令人惊奇的是，穆藕初的译介距离泰勒原著在美国的出版只有5年的时间差，甚至比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引进得还要早。与这个传播速度不对称的是当时中美两国工商界的巨大落差。
上海社科院学者钟祥财认为这种落差不能用时间来形容，而是“两种社会形态的差异”。“泰勒主张的科学管理是标准化、流水线、机器化的管理，里面涉及到很多科技含量。当时中国已经有近代企业了，比如洋务派的江南造船厂，他们用了一些外国人，在技术上面引进了一些技师，现代化的机器和现代化的产品是有了，但是他们的管理，包括对人身的管理和产品质量的管理，都是封建式的、家族式的。那时候在工厂门口还有供着关老爷。”
在这样的反差下，穆藕初在美国留学期间接触到了泰勒的理论，并且按照穆藕初的小儿子穆家修对《中国企业家》的说法，“他不止一次亲自上门，从南部的德克萨斯赶到费城，向泰勒切磋讨教。所谓弄斧需到班门，他算是惟一一个直接向泰勒求教的中国人。”
既然说到“班门”，泰勒理论在当时世界上是怎样一个名门正派？钟祥财解释说，“现在，泰勒虽然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是科学管理的创始人，但是当年他的理论刚一出来的时候，欧洲人根本不知道——和穆藕初在中国一样，泰勒在欧洲也有一个滞后效应。一直到一战以后，欧洲人纳闷：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怎么这么快，这才注意到泰勒的理论，开始研究。”
这一研究不要紧——湖南大学管理学教授许康的说法是：“一战以后泰勒主义在全世界的工业化国家都流行起来，例如德国的产业合理化运动，甚至苏联斯大林的斯达哈诺夫运动，都是推崇泰勒的。”
如果不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的话，那么穆藕初早在1916年的译介引进无疑在全世界都算是前卫的，更何况是刚刚完成辛亥革命的少年中国。在学成回国的那一年（1914年），穆藕初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余自离祖国，倏已六年，自国体经此大改革后，社会经济必起绝大之恐慌，此余所敢断言者。欲回复国民之生活力，舍振兴实业，其道末由。而外人成绩昭著，良足为君国之导师者，尤彰如是。”这位海归的意思很明白：要救国就要办实业，要办实业就要学习外国。
回国以后，穆藕初以最快的速度实践了上面这段话——两年之后，翻译出版《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并且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创办了3家纺织厂、一家纱布交易所、一家银行。在穆藕初同时代人中，已经有5位留学美国的“MBA”，但是有机会把大洋彼岸所学的管理知识运用到创业实际中的，恐怕只有穆藕初一人而已。
穆藕初把自己翻译出版的这本小册子在工厂内部分发，几乎成了高级员工们的“圣经”：进行技术改革，提高工作效率；进行管理改革，废工头制为工程师管理；进行财务改革，改中国传统的流水账为复式结账法，一本账变成了两本帐，监督性和效益都一目了然。“穆藕初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钟祥财说，“我感觉他在中国社会经济最微观的领域——企业层面，引进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理念，在技术和财务方面都引进了，而且是同步引进。这个引进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单凭这些就称穆藕初为“大师传人”，那是不公平的。许康认为穆藕初还有挑战“班门”的作为，“他并不盲从泰勒的时间研究、动作研究，而是采取奖励工人，节约原材料的办法来提高效率。”当时穆藕初在自己的第一个工厂德大纱厂规定，按照工人出废花的减少程度来酌加工资——相对于劳动力缺乏的西方国家，人力成本低下的中国可能更适合通过节约成本，而不是节约时间的方式来提高效率。
“和泰勒不同的是，穆藕初尤其在后期，特别强调对人和人的素质的管理。”钟祥财解释说，“泰勒制为代表的西方管理思想为什么不提人？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认为所有关于人性、人的素质、人的道德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它认为人都是经济人，都要实现利益最大化，都要在一个既定的制度框架里面实现自己的合法个人利益，同时又不影响别人。在当时的中国，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这就是不惑之年的穆藕初即将面临的困境：一个正处于全面转型的国家，哪怕你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管理和技术上的转型，中国的人的素质、中国的人际关系还停留在过去的社会里面。国家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穆藕初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这注定了穆藕初今后的命运中将遭遇一系列的挑战、争议和打击。
70年前的中国梦
50岁的时候，穆藕初在自传中这样形容自己回国伊始的创业状态：“年少气盛，抱服务社会之大愿，立建设事业之鸿图，快刀直入，所向无前。”
穆藕初创业的一战期间被公认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旗下工厂的业绩也足以让他志得意满——第一家工厂上海德大纱厂在开工之初即一天生产12600磅、42支细纱，是当时华商纱厂之最，产品获“上海各纱厂之冠”美誉；第二家纱厂上海厚生纱厂，当1920年秋中国棉纺织业呈萧条状态时，厚生的纱锭、工人数却在上升，到1923年，盈余累计107万两。穆藕初说：“这不能不说是实行科学管理的结果。”
此外，他还远赴内陆郑州，投资创办了豫丰纱厂；创办华商纱布交易所，出版《交易所周刊》；创办上海中华劝工银行，任职上海总商会会董；在上海浦东兴办“植棉试验场”，引进美国棉花；和黄炎培合力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位育小学、位育中学，设奖学金资助北大学生留美；创办昆剧传习所，爱好拍曲、武术、斗鸟、养鱼，而且都是“会家子”……
“对于我的父亲，我知道得越多就越困惑。”从吉林气象研究所所长的位置退休后，目前在深圳养老的穆家修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10岁，可以说我是退休以后才开始认识他。我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事业涉猎的范围这么广。研究了10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知道怎么看他了。他除了是我父亲，到底是历史上的谁？”
事实上，在穆藕初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发生过一次论争，这次论争似乎可以建立认识穆藕初的基本坐标系。
1920年初，厚生纱厂在湖南招收女工引起当地报纸批评，质疑厚生纱厂的人格问题（需家长签字及有力铺保）、工资问题（每月薪水8元）、劳力问题（12小时工作制）。这场风波很快被扩大，孙中山的助手朱执信在《星期评论》上发表文章《实业是不是这样提倡？》一文说，“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意挣钱，中国就不穷了么？”他认为不根除分配不公，提倡国货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在这次论争中，“实业救国”遭到的质疑使它看上去几乎像是一顶大帽子，只要想办工厂挣钱的人都可以试着戴戴，粉墨登场，以饰太平。
“朱执信的思想是很激进的，他认为社会变革永远是第一位的，其它包括办实业都是它的延伸。”钟祥财解释说，“这种理论，不仅认为企业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作用有限，而且认为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家做的事情就会阻挠社会的变革发展——你挣了一些钱，使社会矛盾弱化了，大家就不需要社会革命了。你应该不要管他，把社会矛盾搞得激化一点，大家都起来革命，等革命完成了再来赚钱。”
是先破再立，还是且立且破，这是现代中国百年来颠扑不破的一个分歧，其逻辑几乎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难以获得标准答案。穆藕初是个老实的人，当年在重庆是个有名的“大菜盘子”（意为好说话），以他务实的个性，实在难以想像他会加入革命家的阵营——他的身上没有暴力因子，用他自己的话说，甚至是“谨慎羞缩”。这样个性的人，更愿意采取改良的方式来参与社会。
“这次分歧实际上是企业家的商业伦理和革命家的社会伦理之间的分歧。”钟祥财说，“实业救国思想和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实际效果上它们可能没有社会革命来得那么干脆和痛快，但是它们在制度演进上的作用是很实在的，微观又务实。”
穆藕初，这个很有现代意识，又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碰巧是个老实人，又碰巧留学美国，这一切决定了他的格局和方向。他一辈子在这块土地上左冲右突，不遗余力，不过是为了实现一个在美国人那里已经（部分）成真的梦想。
1933年，《东方杂志》邀请林语堂、朱自清、穆藕初等各界人士笔谈《新年的梦想》。这次笔谈后结集出版，名为《梦想中的中国》。穆藕初写道：“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这段看起来枯燥的话，就是穆藕初在70年前的中国梦。他真是一个很不煽情的人，在谈起梦想的时候，完全不像是仰望星空奔走呼号，倒是像在写保证书。
无力回天
1923年8月，已是上海名人的穆藕初获得了一个颠峰评价——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代之胜利者》（英文版）一书，把穆藕初和爱因斯坦、爱迪生、洛克菲勒、张謇、何东并列：“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对于一个具有一般抱负的人来说已经是足够的了，但是对于一个年轻时几乎身无分文而后却升到了这般富裕又有声望的人而言，却远远不是止境。如此显赫的功业对于他来说不过是更伟大和更重要的事业的序幕而已。”
这些话真像一个讽刺的预言。1923年，穆藕初经历了他事业上最大的一次挫败，这次挫败直接使他以后20年的人生发生复杂的转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此前的成功的确只是一个序幕——一扇门被关上了，另外两扇门又被打开了。
关掉的一扇门就是他苦心创办、给他带来财富和声望的实业。1922年，中国发生棉纺业危机，穆藕初的三家纱厂也在日本纱厂、军阀混战、财政危机的漩涡中越陷越深。豫丰纱厂因为地处直系军阀战争的战场郑州，资金周转首先发生问题，连年亏损。情况很快波及上海。穆藕初在厚生纱厂担任总经理，并没有股份，在企业效益不佳的状况下，他失去了投资人的信任，于1923年5月16日辞职。德大纱厂则发生股东之一、穆藕初的哥哥投资失败，亏空数十万，同时总会计挪用公款数十万的事件，于1924年9月停产。为了承担责任，穆藕初曾经向债权人出让自己的全部资产。
“父亲去世之后，我才知道他那时候有多难。”穆家修说，“以前我们家过年除夕的时候都在一起玩牌喝酒，听我大哥说，1924年除夕的时候就大不一样。”
穆家修的大哥穆伯华的记述是，当天除夕完全没有什么娱乐，吃完饭后父亲就来检查儿子的功课，“未数语，我父突然泪下，且泣泣有声，即起进自己卧室，随手关上房门。我母谓我兄弟曰：外面事情不顺利，你们读书不用心，尔父心中不欢。”
两年以后，穆藕初自己也回忆了这个夜晚，“除夕夜，闲暇无事，为菁、骥二儿督课。偶检阅古文，得《唐雎说信陵君》一篇，唐雎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我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余心大慰，与儿辈细讲，忧闷尽扫，胸襟为之一快，顿觉此心如明月之皎洁，无点尘之翳障。”
这段古文翻译过来就是说：人家厌恶我，我不可不知；我厌恶别人，却不该让他知道；别人对我有恩惠，我不应忘记；我对别人有恩惠，却不应老放在心上。48岁的穆藕初看到这段话便“泣泣有声”，可见伤心人别有怀抱，他从此有问佛礼佛之心也就不难理解。
同样在1923年，穆藕初在上海连续两次向弘一法师和太虚法师问佛。据穆家修回忆，自己家里一直是有佛堂的，但是他认为可能自这一年问佛之后，父亲才真正算是虔诚向佛。钟祥财则认为穆藕初是看到了“无常”，希望能够在佛那里寻找答案和解脱。
我们早已知道，穆藕初拥有一个绝不粗糙的精神世界。在1923年以后，另外一扇打开的门就是从政之路。
本来穆藕初的政治态度是非常保守的。早在回国之初，他就认为自己“无媚骨”、“性素耿介”，绝对不适合进入官场。但是在实业遇到阻力之后，穆藕初已经意识到单单凭借实业上的、微观的努力没有办法一马平川：“在商言商之旧习，已不复适用于今日。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任，急起联合商界重要分子，用各种手段逼迫政府改良内政，则商业庶有恢复之望。”
穆藕初采取的手段就是从政——他也有这个机遇，孔祥熙是他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同学，“还是我们家在上海的邻居，我家住太原路，孔家的房子就在我家斜对面。所以，他和孔祥熙算是有渊源的。”穆家修说。
1928年，穆藕初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次长，后继任实业部次长，1931年因不“适应”官场那一套而辞职。抗战爆发以后，穆藕初再次出山。1938年，孔祥熙再次请穆藕初出任行政院直属的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兼任农本局总经理，推荐人仍然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穆家修解释说，这两个机构大致相当于资源委员会，一个负责战时农业，一个负责战时工业。
穆藕初在从政时期最主要的成就被认为是编订的一系列有关经济的法规章程。据1930年6月出版的《工商法规汇编》记载，穆藕初旧人工商部次长两年间，得到修订的工商法规计有《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十余项，其他各种补充条文40余项。
“穆藕初引进泰勒制只比美国晚了5年而已，但是为什么没有像美国和后来的欧洲那样引起生产力的飞跃呢？”钟祥财有他的答案，“整体的经营环境太差了。所以他后来去从政搞法治化，思路和泰勒也是一样的，希望把自己企业管理的一些想法，通过制度的层面发挥更大的影响（泰勒本人是工程师出身的政府议员）。”
至此，穆藕初的经济思想、实践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晰：从办企业的微观，到办纱布交易所、银行的中观，再到营造经济法制环境的宏观。
至于穆藕初从政为官的个人选择，他的老朋友黄炎培曾说：“先生之服官从政，实非其志趣所在。此则非识先生较深者不能知也。”既然志不在此，难免生活在别处，在复杂的派系斗争中，他的结局可想而知。
1942年12月3日，穆藕初突然被蒋介石“撤职查办”。1943年9月19日，穆藕初病逝于重庆张家花园寓所，享年68岁。他去世后5个月，却又得到国民政府的通电褒扬。
这其中的进退曲折大约已经不重要了，历史很快就会忘记。但是穆藕初这个人物的悲剧色彩却再难改变。
现在再来看他10年前许下的梦想，依然没有实现。“但这梦想并非乌托邦。”钟祥财说，“因为它是有路径的——穆藕初的法治理想就是路径。只不过当时中国社会有太多压制这个路径的因素存在。这条路在西方已经走通了，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原因一是中国可能不适合这条路，二是阻力太大。现在看可能是后者，因为中国社会同样需要激励和竞争，人同样需要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愿望。从这个角度，穆藕初的悲剧是，他所追求的理想以及他所要实现的这样一个路径，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给他的压制太大，他的一生不断地遭到打击。”
历史学家的话很长，穆藕初的话却很短。去世之前，他只和儿子说了一句“不要灰心”。这当然是他心胸开阔为人乐观的明证，但是试想一个人如果一生顺遂，波澜不惊，从未折堕，又怎会在临终时候叫人不要灰心呢？他注定是个痛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