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中小型制造商来讲,迁徙不过是他们“候鸟式工厂”的生存常态
对于日益严峻的高成本危机,聚焦于珠三角地区的台商做出的选择是“迁徙”。不同的是,他们中的一些正尝试在以深圳、广州、东莞为中心的周边200公里内寻找落脚点,而另一些则试图转战至越南、印度等异国他乡。
尽管对于那些中小型制造商来讲,迁徙不过是他们“候鸟式工厂”的生存常态。但此次最直接地促使他们做此选择的是9月份出台的两大政策—工资上调及出口退税率的下调。自9月1日起,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中国重要制造基地都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广东省各市、县调整幅度在18%-32%不等。9月14日,国家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出通知,下调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
对那些利润单薄、只能支付极低的员工工资、极易沦为血汗工厂的制造商来说,这是一个严冬的信号:政府正试图将那些缺乏竞争力、不能提高劳工生活质量、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淘汰出局。对气候反应极度敏感的候鸟们开始探寻那些令他们能够继续生存的新的落脚点。
一些台商加入了“内移潮”:他们的迁徙指向“200公里以内”的偏远县、市、乡镇地区。在这些人工、地租、环保、能源等成本相对以前较低廉的地区,大批台商正在寻找、兴建新的工厂。
对于反应迅速的台商来讲,进入大陆后他们经历了不止一次的迁徙。台商的第一轮大规模外移发生在2000年前后,主要是一些零部件厂商跟随一些大的台企转战长三角,以便开设第二家、第三家工厂。在经历第一轮缘于“配套”的迁徙潮之后,台商包括一些中小型港企、韩企的迁徙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此次如此集中的“200公里迁徙”类似,此后的迁徙目的十分明确即降低成本。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位工厂主表示,在略微偏远的乡镇,每个工人每月至少可以少发100元(人民币)工资,假如聘请1000人的话,一个月可以节省10万元。
“200公里迁徙”——台商们显然回避了此前回迁至中西部导致的采购、销售物流成本提高,反而增加了经营压力的教训(对一些出口型企业尤其不利)。设厂于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台资企业此次大多选择了迁至广东省内的江门、花都、肇庆、清远、惠州等地,也有一部分往北移至江西赣州、南昌等地。200公里意味着大约2小时或者最多不超过4小时的车程,除了成本略微降低外,公司其他运作几乎仍停留在他们过往熟悉的轨道上。
另外一部分台商则加入了“外迁潮”。据广东省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05年下半年,中国有290多家企业(其中46%是广东企业)搬迁到了越南。此外,几十家在东莞从事制鞋业的台商正筹划逐步迁移至印尼、印度等地。后者的转移除了成本压力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借此规避来自欧盟的反倾销压力。据资料显示,目前越南劳工成本只有广东的二分之一,而印度最基层工人的工资比越南还要便宜,大约只相当于广东15年前的水平。
迁徙是候鸟必然的选择。
当这些候鸟式工厂正要离开时,在美国纽约最昂贵的商业中心第五大道上,一位顾客刚刚花费数千美元买走了一件白色亚麻的手绣衬衫,几天前美国人在中国采购这件漂亮的商品时支付了大约十美元,不过直至今天这个商品的创造者——一位年轻的母亲,仍然生活拮据。不知道未来这些工厂的迁徙将使这位母亲的生活发生怎样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