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徐工事件凸显出我国长期资本不足的困境，当此危急时刻，中央汇金公司及其代表的国家战略性资本能否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
“徐工事件”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据悉，按照凯雷与徐工方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2006年10月25日前，如果徐工方面不能完成股权过户手续，徐工集团应向凯雷支付6000万美元违约金。
一边是新型工业化需要国际资本的参与，一边是国内各界批挞外资“斩首式”收购的汹汹舆论，中国政府陷入了两难选择。事实上，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富兰克林·拉文访华时，就在公开场合呼吁我国政府按照“商业原则”处理凯雷收购徐工的交易。前不久，凯雷老板鲁宾斯坦来华攻关，我在与其晤谈时，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拉文不是说要按照“商业原则”处理徐工案吗？我们欢迎凯雷进来，但按照“商业原则”办事，我们也要进入凯雷。
经过徐工事件，“凯雷”其实已经符号化了，代表着来中国淘金的国际顶级私募基金。毋庸置疑，私募基金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多年发展历史，但已经占据了国际资本配置金字塔的顶端。我们要想在国际资本配置乃至国际经济资源配置中获得与经济总量相称的地位，就要发展自己的私募基金事业。怎么发展？我认为，有“拿来主义”和“自力更生”两条路。
一是收购凯雷。从思辨的角度讲，徐工事件其实为我们收购凯雷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当然，包括凯雷在内的私募基金绝大多数是有限合伙制的，不能像收购一家公众公司那样霸王硬上弓。但是，既然是按照“商业原则”办事，凯雷没有理由拒绝合理、合法的投资者。中国政府控制的资本可以以LP（限制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到凯雷里去。再往远了想，中国政府凭借巨无霸级的资本甚至有可能把凯雷改造成一个公众公司并获得对其的控制权。实际上，高盛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是合伙企业，但后来不也转成上市公司了吗？
二是打造中国的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这个思路其实是“收购凯雷”的延续。GIC是新加坡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公司，成立于1981年，时值李光耀推动新加坡国家战略由“陆基战略”向“海洋战略”转型。GIC的业务包括两部分：一是直接境外投资业务；二是通过LP方式进入私募基金，成为“基金的基金”。GIC成立之初，新加坡财政投入了200亿美元左右，今天，其资本规模已高达1000亿美元。从GIC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看，它不仅仅是新加坡外汇储备管理的重要工具，更是新加坡发展成为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的一招“手筋”。
据最新数据，中国外汇储备即将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其中九成投资于美国长债。理论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有多少可以用来收购“凯雷”或打造“GIC”呢？按照夏斌老师的算法，这部分自由外汇储备在3500亿到4500亿美元之间。
3500亿美元外汇储备能干多少事呢？中央汇金公司注资中国建设银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盘活外汇储备的经典案例。2003年底，汇金公司投资建行200亿美元，占当时建行股份86.13%。一年后，建行向汇金公司贡献了400亿元人民币的净利润，也就是说，汇金公司此项投资的当年回报率达16.5%左右。如果按照2006年6月1日收市价格计算，建设银行市值为7527亿港元，汇金公司投资建行的回报率超过了300%。
然而，汇金公司的投资行为并非完全市场化的。到目前为止，其投资领域仅限于国有特大型金融机构。这些投资目标均为原政策垄断领域，其投资收益率递减趋势非常快，且经营波动性与宏观经济周期高度同步。因此，无论从利益最大化角度还是分散风险角度讲，汇金公司以往的投资经营业绩是很难重复的。
当前，产业整合浓缩了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精髓。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速度加快，本土产业整合亦成为当务之急。新加坡同样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但是，GIC并没有因为国有经济的主导格局，而把投资方向局限在本土国有企业身上。实际上，GIC经典的投资案例大都发生在本土之外，而且相当多的是那些活跃的私人企业。如它在国际网络设备巨擎思科上的投资，使其获利7000%；而在数据通信公司Equant身上亦获得近15倍的回报率；此外，GIC通过对凯雷、贝恩等国际私募基金巨头的投资，获得了国际资本配置的话语权，这种收获更是难以用现金利益来衡量的。
徐工事件已经凸显出我国产业整合所面临的长期资本不足的困境，当此危急时刻，中央汇金公司及其代表的国家战略性资本能否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