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尤努斯正在打破中国小额贷款多年来的沉闷局面。也许，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乡村试验由于这个外国人的到来而走向高潮
文/本刊记者 丁伟
“到农村去！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1968年，像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时在美国读博士、28岁的孟加拉青年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也参加了反战游行，喊着革命口号。马克思经济学和毛主席语录曾经让他激动。数年后，他从左倾变成了资本主义者，从经济学教授变成贫穷终结者。他响应了一种更真实、更伟大的号召——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
1976年，以865塔卡（合27美元）借给42个编竹器的妇女为起点，尤努斯开始了一场帮助穷人的扶贫试验。二十年后，格莱珉银行（Grameen，孟加拉语“乡村的”）总额达到10亿美元。三十年后，累计发放贷款53亿美元，惠及600万穷人（96％为妇女），还款率高达98.89％——令全世界的银行家感到汗颜。
2006年10月13日，由于“自底层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共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十天后，尤努斯如约来到北京，参加中国小额信贷国际论坛。多了诺奖的光环，以往不被关注的尤努斯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他身穿传统的孟加拉格子长衫（除了格莱珉银行，他还拥有电信、纺织、互联网、信托等十几家公司，格莱珉品牌的格子在孟加拉布家喻户晓），头发花白，笑容可掬。
在会见了央行和银监会的高层之后，尤努斯宣布：中国将允许他开一家格莱珉分行，可以同时吸储和发贷，甚至开展保险、养老金等业务。他一个人就打破了中国小额贷款多年来的沉闷局面。几代知识分子的乡村试验终于掀起了高潮。
这是一个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的典型故事。
格莱珉奇迹
“我不想见缺钱的小企业主，我想见真正的穷人。”
1986年，尤努斯对美国阿肯色州长比尔·克林顿的官员说。但对方看着他，仿佛他是在用孟加拉语讲话似的。格莱珉项目被引进阿肯色，命名为“信任基金”，克林顿竞选总统时，还经常提及这个与贫困做斗争的创新方法。
这时候，做了十年小额信贷的尤努斯已经迎来了转折，包括他的个人生活。为动员孟加拉有“遮蔽习俗”的妇女使用贷款，获得银行的支持，在战乱动荡的坦盖尔（离首都达卡很近）开设19家格莱珉分行，尤努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辞去了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的职位，第一任妻子（1970年结婚）带着女儿回到了美国。
2006年10月22日，尤努斯携1980年再婚的夫人阿芙罗兹、女儿迪娜（1986年出生）接受北京大学荣誉教授的聘书。“我不知道为什么，孟加拉的人仍然叫我尤努斯教授，实际上我很久不教书了。”他说，“穷人教会我一种全新的经济学。”
一开始，尤努斯并没想当放贷人，他要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1974年，独立解放才3年的孟加拉遭受洪灾，饥荒严重。在赈灾音乐会上，甲壳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唱了“你惟一需要的是爱”。尤努斯想做有用的事，帮助农民增加粮食生产。他种稻子，改进灌溉系统，与农民共管农业合作社，“在学术与乡村之间建立起联系”。
尤努斯从不担心赚钱。他的父亲是珠宝商，他自己经营过包装厂，“如果想的话，我可以做到在商界出人头地。”但贴近贫困，使他意识到穷人也有创造力，穷人的信用要比富人好得多，穷人需要的只是机会——那就是贷款。
1976年，尤努斯走访乔布拉村，与有3个孩子的21岁农妇苏菲亚的相遇成为小额信贷史上最动人的一幕。苏菲亚借5塔卡（22美分）买竹子，编好竹凳卖给高利贷者还款，每天收入2美分。村里42个妇女，借款总额27美元。“就因为没有这27美元，所有家庭都饱尝了无尽的愁苦。”尤努斯在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中写道。
抑住施舍的冲动，尤努斯把钱贷给这些传统的“金融界不可接触者”，无需担保，每周分期付款……“一天一塔卡可能很可笑，但它制造出稳定的增值收入。”就像那个棋盘一格放一粒米、下一格翻倍的故事，几何递进显示了惊人的威力。
一场基于人类信誉和勤劳的冒险开始了，攫取的是金字塔底部的财富。
1983年，经过不懈努力，孟加拉批准格莱珉银行成立（初期政府占60％股权，如今保留6％，贷款者拥有94％）。尤努斯在乔布拉村27美元起步的小小试验成长为一个金融机构，为全国1/5的人服务，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成功脱离了贫困线。截至今年6月底，格莱珉银行有2185家分行，18151个员工，服务69140个村的639万名借款人。
尤努斯清楚地记得开业典礼那天，阳光灿烂。他和同事们背诵了《古兰经》。穿着纱丽的妇女充满感情地发言。成千上万的赤贫者用脚为梦想投票。“我们宣布了一个长久的金融隔离时代的终结。贷款不止是生意，如同食物一样，贷款是一种人权。”
“这不是慈善，这是商业！”
如果找到一百个人，每个人捐出一百美元给格莱珉信托去资助格莱珉银行在全球的复制项目，那会如何呢？
对于尤努斯的提议，一位慈善家问：“你打算何时启动这个规划？”尤努斯看了看表说，“五分钟以前。”后者从钱包掏出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好吧，我是头一个。现在，还差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块了。”很快，一亿美元的小额贷款基金就成立了。
尤努斯筹集资金的艺术和他发放贷款一样精彩。不过，他在中国并没上演类似的一幕。他多次来中国考察，熟悉中国的前辈（如晏阳初的定县试验、梁漱溟的邹平试验）和同行（如茅于轼、汤敏的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扶贫基金）。他在中国喜忧参半，“中国获得小额信贷的人只有10万，这是一个坏消息；很高兴看到一百多个小额信贷机构在开展工作，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们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发展。”
格莱珉模式已在全球60多个国家推广，在中国开展了16个项目，向5.35万人提供163万美元的贷款。2005年联合国“小额信贷年”，实现了使1亿贫困家庭受益的目标。而要在2015年之前达到1亿5千万，尤努斯说，“需要中国有非常大的作为。”
会见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时，尤努斯提醒道，“不要看小额贷款已经到达了多少人，而要看多少人还没有获得帮助。”格莱珉的借款人中42％尚未脱离贫困线。
尤努斯也许是为数不多的希望他获得成功的市场会最终消失的商业领袖。他并不是在穷人中播撒资本主义的种子，但让他们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格莱珉通信公司催生了众多的“电话女士”，针对约万名乞丐的项目将小额信贷发挥到了极致。“我们的成功不是一种偏离，而是一种新的企业的特殊范例，受社会良知的驱使。”
除了创办当年及1991、1992年水灾外，格莱珉银行一直保持盈利（有特殊的免税政策），2005年达1521万美元。但该非政府组织不是在做慈善，尤努斯说，“别傻了，他们（布什和布莱尔）应该忘记慈善，采取商业的方式战胜贫穷。”
慈善容易使穷人依赖并压制创新，小额贷款却激发了他们自助和自雇的潜力，“社会商业公司”（Social Business Enterprise）更能双赢。格莱珉的贷款机制简化令人惊奇，忠实地偿付贷款被认定是孟加拉文化天然的一部分。尤努斯自豪地说，“也许有人会骂我们天真，但是我们的坏债率低于1％。”
当然，尤努斯也招致了很多争议，诸如格莱珉过于依靠他的人格品质了，管理不透明，旗下的格莱珉渔业、房屋、医疗、保险、证券等有谋私之嫌。他说，那些公司是独立的，都为穷人服务，他还将用诺贝尔和平奖的1000万瑞典克朗（137万美元）奖金成立一家生产低成本的高营养食品公司，剩下的钱再建一所穷人眼科医院。
尤努斯承认，小额贷款无法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也不是一举消除贫困的神奇药方，但至少指向了人类的福祉方向。“我努力想象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