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前和之后，应该把儒家文化留在家里
文/陈志武
“儒商”的困境
虽然国内有各种关于儒商的论坛，但什么叫儒商？什么叫华商？十个人就有十种说法。很多人会说，儒商指的不是孝道这些东西，而是更强调仁义理智信，不要为富不仁，要以和为贵；不要为了自己多赚一分钱就伤了大家的和气，中庸就可以了。其实，如果“儒商”文化是指讲诚信，讲仁，讲义气的话，不管是华商、儒商还是欧洲商人、美国商人，任何国家的商人都会提倡，否则市场交易难以长期进行，这并不是儒商特色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商学院要教商业伦理等课程的原因。
也许儒商和其他商人不一样的就是强调以和为贵、中庸，但是这些行为哲学跟商业创新、技术创新是互相矛盾的东西。换句话说，事事求中庸、以和为贵，这些正是过去二千多年抑制中国商业发展、抑制创新的文化哲学根基。因为中庸是要“枪打出头鸟”，不是追求最好的，反而是奖励、激励“平庸”，以和为贵是要你放弃对属于自己的利益和权益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宋朝“四大发明”以后创新总是上不来的原因——我们总是强调每个人都要听话，顺从，以和为贵，凡事不要那么认真，不要为了自己利益把最好的能力发挥出来，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提倡以儒家文化来经商的话，就是要把中国经济这些年好不容易出现的创新精神与创业活力重新压下去。如果没有追求卓越的文化，怎么能有根本性的发展？
儒商的另一个特点可能是事事讲关系，强调非正式的交易方式，而不是讲法律、讲合同。这种交易方式对于农业社会里小打小闹的生意来说，对于小范围内的生意来说，问题不太大。但是在市场范围、交易规模被现代技术大大扩大了的今天，这种方式问题很多。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当年发生危机的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历来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商人做事情强调人际关系，而不是强调法治以及通过正规的商业契约严格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在意法律和政治制度。这样一来，1997年之前，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些国家，官商勾结都甚嚣尘上，许多背后交易为危机埋下种子。换句话说，“儒商们”做生意的规则，交易中的权益与责任往往是不清不楚，问题积累到最后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
这种不喜欢正式合约或正式法律的儒商文化也使得成功的商家“富不过三代”，由于轻视正式合约、法律的作用，儒商无法把一个成功的企业委托给职业经理人，由后者去管理，因为如果没有可靠法治的保障，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无法分离的，老板是无法放心的。所以，成功的华人家族企业只能由儿女、子孙接管，不难想象这些第二代、第三代能管好的概率会有多高，所以“富不过三代”就不奇怪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新一代中国企业人不去学更好的管理学、商学，而要他们去学“儒商”吗？
两个礼拜前我在纽约参加过一次会议，讨论儒家文化走出去的困境问题。在近期内，中国企业走出去会不会成功呢？我觉得，如果100个企业走出去有4、5个成功，那就算很不错了。这并不是说中国企业不应该走出去，而是应该走出去，但是预期不能太高，现在可能还是交学费的时候。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华商重关系、不重正式法律合约，这种商业文化使中国企业在国外要走很长一段弯路。
比如，2004年年底，国内一家企业和美国一家公司要在美国签署并购协议。当时国内企业的高管在纽约机场下飞机后，发现怎么没有美方高层的人来迎接呢？于是就觉得非常恼火。听说，第二天他们在和美方管理层正式会谈时，第一件事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不给面子。但实际上，美国人并不这么想，他们觉得你可以自己安排车子，自己去宾馆，我们说好第二天几点在哪里会谈，到时间我们在那里见就可以了，何必浪费这么多高管的时间去机场迎接？美国人是非常务实的。
再比如，三年前，我会见德隆的一个高管。当时德隆在德国买了一家小型飞机制造公司，德隆在德国企业的主管是个德国人，他可以讲英语、德语，但是不懂中文；但德隆的高管不会英文，德文更不用说，所以我就成了他们的翻译。从头到尾，我感觉，德隆的高管根本就没把他们雇的这个德国主管放在眼里，他的肢体语言根本就没把对方放在眼里，更不用说跟对方有任何的交流。当时我心里就很纳闷，这个德隆太神奇了，他们买了这个德国飞机公司以后怎样去管理呢？他们既不了解德国的文化习惯，也不理解德国做生意的方式，这种并购如何成功？
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很多挑战和问题，但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把海外并购的目的政治化，而不是商业投资。联想本身是国有控制的，他们自己说是非国有的；当年没有成功并购尤尼科的中海油是国有企业；TCL是改制过来的，海尔也是这样，叫集体所有。目前这些已经走出去的企业大多数是国有血统。换一句话说，如果国有企业花钱去做海外收购，能不能赚钱，他们为什么要在乎？所以，我担心有太多国有企业或者半国有企业的老总有争夺“民族英雄”桂冠的情结，花别人的钱让自己获得政治资本，让自己成为“民族英雄”，为什么不干呢？以往讲到的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问题用到海外并购上，其潜在的成本就大了。现在，中国企业要拿走出去这个奖杯的情结太重，这已经超出商业运作。
其次，我们国际化方面的知识和人才储备基本是空白。国内没有几个大学有研究学习各国的文化、历史、经济、地理这样的专业，去研究各国的商业文化、公司惯例与历史，但是中国的企业纷纷要走出去了。
因此，虽然中国企业越来越有实力走出去，也应该走出去，但要在国际经济中真正运作自如，时间还尚早。中国今年在海外的并购也就是140亿－180亿美元左右，这种规模还很小，在纽约随便一个基金管理公司可能就管这么多的投资。为了让中国企业更顺利地走出去，恰恰不是要教他们怎么用儒家文化去做生意，而是要教他们更多基于法律的商业文化，让他们有根据正式合约和正式规则做交易的习惯，而不是去摸潜规则。
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并购，美国的很多经济学家、政府决策层和民间智囊团体不支持美国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姿态，认为国会不应该阻挠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觉得应该阻挠。支持阻挠的人觉得中海油作为国有企业，它就是国家的代理人，所以中海油到美国来收购美国的能源公司，这不是一个企业行为，而是一个国家行为。正因为这一点，过去一两年我也建议，中国应该成立专门做海外资源并购的基金，用这些基金支持民营企业作为海外市场并购的主要力量。因为国有企业在海外并购越多，越让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海外扩张担心。由民营企业去做，政治上的风险就要小得多，而且经济效益也会更好。
不要想把“儒商”文化带向世界
谈到企业家的“原罪”是否跟他们自身内在的儒家精神出了问题，我认为这在根本上是和制度安排有关系的。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目前在政府高强度的管制下，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得劣币驱除良币，良币也变成劣币。
国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土地等很多资源都是国有的，企业家不得不跟政府打交道，同时政府的审批程序很多，尤其像房地产、金融、能源、电信，哪个行业利润多，管制也越多，这使得进入这些行业的门槛提高了。你要有关系，要跟权力结合，才有可能拿到那些批文。这样一来，在一个高度管制的社会里，制度环境实际上效率是很低的，好人也被逼着变坏。寻租、行贿、受贿有了滋生的空间。因此，很多人会想方设法通过行贿建立非常牢靠的政府关系，这样才能进入其他人不太容易进入的行业，得到其他人不太容易得到的项目。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那些新兴行业的企业，比如软件、电脑、互联网，由于是新的、先存的管制相对较少，再加上这些行业的企业可以到美国、香港上市，使得这些新兴行业出来的富翁、企业家，到目前为止出问题的较少。比如张朝阳、沈南鹏、江南春、施正荣等，这些人的财富是靠到美国上市实现的，非常阳光。所以现在中国各种现象和趋势也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管制较少的新兴行业培养出来的企业家不是“儒商”企业家，而是“世界型”企业家，是中国经济的未来。这些现象当然也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谈到制度设计不可避免会谈到民主的问题。民主在很多人看来是西方来的东西，其实民主真正被系统地实现只是近代的事。即便在西方国家里，虽然先在古罗马，后在12、13世纪的城邦就有民主，但实际上不成气候，真正成气候是17、18世纪的事。这是因为，如果是农业社会，那么利益的规模小，再加上运输条件没办法跟上，那么，即使政府的权力没受到制约，没有民主的架构来控制政府权力，关系也不是太大，因为政府能够拿到手里的资源非常少，他们再滥用权力，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也有限。但是随着铁路技术的出现，蒸汽轮船的出现，若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对社会所能带来的破坏就会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比如，社保基金超过万亿，一个建行存款也有好几万亿，这种规模的资源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机构可以控制民间这么多的财富。所以，回过头来讲，如果当时清政府能有一个建行或工行控制那么多的资源，如果清政府也可以随时伸手调动这种银行资源的话，那么清政府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
但是，那时候没有这样的金融机构，也没有这么大的企业，也没有铁路系统、公路系统、空运系统来帮助他们调动资源，所以农业社会确实不需要民主。
西方的法治也是近代才完善的。虽然原来也有法院、法治，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美国法院里面的行贿受贿也是常有。今天美国这么健全的法治和民主体系，跟现代传媒的关系都很大，报纸、电视、互联网和各种通讯手段把所有当权者的言行都公布于世人眼前。换句话说，在没有电话、电视，也没有那么多的报纸，更没有互联网之前，美国权力的黑箱操作也很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初西方国家也是人治，也是靠关系来做事情，只是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加强、技术的进步，西方在过去800年里慢慢过渡到法治，并总在完善。
儒家文化诞生于农业社会，在没有公路、铁路、海运之前，商人们基本上在本地做生意，在生意规模有限的情况下，人际关系导致的暗箱操作影响不大，不容易损害当事人太多的利益。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交通、通讯和工业技术使得商业规模和市场范围大大增加了，如果还是按照潜规则运作的话，局面就大为不同了。
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前和之后，应该把儒家文化留在家里，不仅不要想把“儒商”文化带向世界，而且要接收并习惯基于法律的商业运作，多用专业化的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