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公众企业家则需要做到在管理领导模式、商业创新、投资拓展、企业文化、社会责任各方面更平衡、更周全
文/袁岳
商人可以分为几重层级:一般的生意人就是做生意挣钱,企业家会总结反思自己的生意实践并从中形成较为系统的、可供更多人参照的经营理念和规则,而公众企业家更多地将自己展示在公众视野之中,自觉地代言企业家阶层且自然地接受公众的质疑与审看。
在公众观察事物的时候,大道理不如小道理有意思,小道理不如故事有意思,故事不如游戏有意思,游戏不如人物有意思,脸谱性人物又不如特色和前沿性人物有意思,只有前瞻特点的人物又不如同样有此特点而又幽默有趣的人有意思。这就告诉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下,一个道理能否有效地获得公众认可,与在这个领域存在魅力性人格者有重要关系。是他们创造了公众喜闻乐见的对于商业价值的理解,流行度推动了正当度。这也是为什么要让人们认识与接受商业、品牌、行业、财经界、管理规则,公众型企业家起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公众型企业家往往受到同行企业家的奚落,认为他们就是玩噱头。但实际上,公众型企业家不仅仅可以给本企业、本企业所在行业及整个企业界带来正面的社会认可,而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公众企业家所在的企业与行业因为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公共压力,这种压力将有效地促使企业在多个方面努力达到自己宣称的水平。同时员工与消费者对公众企业家所在企业及行业的期望更高,这种期望将构成对于企业管理进步的更苛刻的内在要求。因此,有趣的结果是,除非你只是留在特色型有限规模的生意里,否则公众型企业家要么就要能使自己证明自己的企业与行业更好(比如王石、周厚健),要么他们更有可能在公众压力下“死”得更难看(比如顾雏军、唐万里)。因此,公众企业家既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么简单,也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么无能。
回顾公众企业家的成型机制,除了要求它有适度的生意规模及行业声望外,有两个关键因素决定了企业家公众化成型的条件,这两个条件与自己的生意并不必然是一体化的:其一是显现出明显的前卫性,因他们对企业日常运行之外的事物的探索而获得公众的注意,如冯仑(思想性)、柳传志、马蔚华(规则性)、王石(生活方式)、潘石屹(跨界式)、杨元庆、李书福(跨越性);其二是对于媒体的深度立体利用及更多拥有直控的媒体,这点我们从张朝阳、杨澜、丁磊这些例子中看得出来。
但如果说公众企业家成型机制与其商业创造、前卫探索有关,那么持续的成熟的公众企业家则需要做到在管理领导模式、商业创新、投资拓展、企业文化、社会责任各方面更平衡、更周全,且在此前提下仍然乐于扮演探索与公共化的角色。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企业界的成熟的公众企业家还十分有限。
在定义公众企业家的时候,强调他们在形象上与实质上超越自己、超越自己企业、超越自己所在行业,甚至超越企业界的现有利益,而看到了企业与企业家在整个社会趋向、社会场景与社会文化前提下的前瞻性的商业机会,商业发展模式与商业机制的优化甚至美化的路径,看到了商业与社会其他领域长远互动的必要性与机制,看到了工商界与公众之间利益共享与利益测度的价值和工作方式。
我们进入一个强调以民为本的时代,但我们向公众提供的信息、支持、尊重与参与机会还是太少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商业高度发展的时代,但对商业在社会中的适当地位和方式的争议尚多,而受到公众广泛尊重的品牌企业和公众企业家还是太少了;今天我们盯着钱而弄钱的企业家很多,而能跳出短线在公众利益角度来认识更合适的挣钱、用钱、花钱时机,并同时收获利润、用户满意度、公众尊重的企业家还是太少了;自我加压、自我学习、自我奋斗的企业家很多,而能用更开放的机制很好地运用外部压力与内部压力的结合推动企业机制进化的公众企业家还是太少了。因为太少,所以我们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