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企业闯出去和全球公司走进来的跨国并购对决中，我们体会到了全然不同的并购价值观
文/王巍
2004年度中国十大并购事件竟有7件是跨国并购交易！仅仅几年前在国际舞台上还是默默无闻的中国企业家突然发力，连续几个大的收购行动直指全球公司巨头。惠州发迹的TCL集团通过一系列的并购终于有机会与世界品牌汤姆逊共舞，北京和上海的两家国有企业为收购韩国的双龙汽车而争风吃醋，卖电脑出身的联想集团奋斗20年更是将个人电脑的鼻祖IBM的资产收入囊中，而中国五矿集团也从容不迫地组织了收购军团欲动用近六十亿美金现金收购世界矿业寡头。西方观察家惊异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将其并购锋芒指向全球各个角落的石油、天然气、煤矿、铁矿、钢铁厂、发电公司以及各类消费品制造业。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累计将330亿美元投资在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7470家公司中。尽管这些零星的并购在全球市场上尚是波澜不惊，但至少中国的媒体和业界为之欢欣鼓舞甚至为收购跨国公司的不良资产而激动不已。跨国并购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并购界振奋人心的话题，2005年将会提供一个讨论得失的平台，也可能提供一个急剧升级的跳板。
我们的问题是，中国企业真的有资格进入并购的奥运会么？全球公司如何通过并购深入我们的腹地？闯出去的与走进来的并购对决会有如何的布局？跨国并购的接轨将形成何种价值冲突？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风险将有何种挑战？也许我们尚没有足够的经验教训可以解答，但前沿观察和不断思考将有助于建立中国企业并购的操作战略，也有助于把握跨国并购的不同价值观。
跨国并购的异军突起
宏观调控成为2004年中国经济的主旋律。面对国内银根紧缩、立项停止和土地大限等一系列强硬的着陆措施，原本高门槛的海外市场成为许多企业集团的可以有所作为的生存空间。资源、能源、国际品牌、市场渠道以及可以防范反倾销手段的任何境外收购标的都成为中国企业家们的首选，全球化链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我们接近，拥有国际通道已经成为企业安全的保证或成熟的标志。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宏观调控中获得了政策资源和体制的保障，利润的集中倾斜和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使命感更使其扩张的步伐势不可当，石油、天然气、森林、各类矿藏等统统成为收购目标，庞大的国家外汇储备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银行的支持更使他们如虎添翼雄心万丈。中国的产业整合市场似乎已经无法容纳企业家们的情怀，在几乎全部的产业领域都有跨国并购的战略实施。即便在住宅产业这样一个似乎是供不应求的地域性产业上，居然也有政府的大型企业舍近求远地到俄罗斯开发成片的住宅小区。
中国经济20年的增长使得产业链条与全球经济同步接轨。不经意中，企业家们彼此依赖的产业集群已经大大超越了政治家们设置的各类商业壁垒。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了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贸易、就业和经济复苏，更推动了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无视少数国家的旨意而宣布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反过来，入世以来的经济指数包括超过万亿美金的贸易额、超过五千亿美金的外汇储备以及连续十年超过8%的增长率的确使中国进入一个对全球经济具有空前影响力的大国地位。发展的亢奋和超越历史的激情都在并购中实现，在交易中升华。恰如80年代初的日本，我们也有能力问津海外投资跨国并购了。同样，我们是否也将面对跨国并购的泡沫？
与虚张声势的中国企业浩荡出行相反，真正藏龙卧虎的全球公司却在悄悄地进村。其一，入世以来，全球公司终于可以摆脱中国政府的包办而自由恋爱了，他们收购原有合资伙伴或重新选择合作者而进行了一轮外资并购的洗牌；其二，为获得入世后的制高点而绕道进入中国市场，在流通业、传媒业、金融业等重要产业大举并购而提前进入内地；其三，通过入股具有政府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而牢牢把握中国的资源产业和产业链高端，如金融、电信、石油、高速公路、城市基础设施等；其四，利用宏观调控的机会乘虚而入填补我们的空档，如钢铁、铝电、化工等，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就是我们的产业价值链中最要紧的一环。跨国并购从来就是双向的通道，在我们的企业家对陌生的国际舞台跃跃欲试之时，需要清醒地看到，跨国并购的真正战场是在中国本土。中国企业的最大价值是赢在本土，中国经济就是全球经济的主战场，无论我们如何机巧，主场的败将很难成为客场的胜利者。与日本当年以市场开拓为主导的海外并购高潮相比，我们还处于散兵游勇阶段，对那些真正的跨国公司来说，远远谈不上面对着来自中国企业的威胁。
并购对决的价值冲突
在中国企业闯出去和全球公司走进来的跨国并购对决中，我们体会到了全然不同的并购价值观，也见证了经济接轨的价值冲突。试举几例。
商业价值与使命感。并购是商业行为，无论是基于降低成本、扩大市场份额、提高企业价值或转移制造工厂等动机，并购都是建立在价值分析的基础上操作的，全球并购并不改变这一原则，也没有平添炫目色彩。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动机各异，但如获得合法审批，则须师出有名。并购发动者制造了容易让国家审批官员理解的任何理由，如国家安全需要、填补技术（管理、产业、品种等）空白、建立完整产业链等等。在经济崛起的信念支撑下，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纷纷以全球市场为战略平台，四面出击。并购的战略与实施没有有效的市场约束，即便是花费了数亿美金收购了只能出水的油田也不过是必要的学费。国有企业的体制导致并购行为的商业考虑必须让位于政治使命、管理者业绩甚至资产转移等因素，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外资优惠与内资外流。传统的优惠外资政策始终基于利用开放推动改革这一内在原则，未能考虑中国经济渐次地从资本饥渴过渡到技术和管理饥渴阶段这样的环境变化。在并购市场上，国际资本依然得到政府的偏好和特殊支持。在不良资产重组、国有企业转让、产权交易竞价、产业开放等领域，优先考虑外资特别是全球500强企业的愿望已经成为各级官员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笔者多年来强调，地方政府和部门与全球公司合谋瓜分垄断利益已经成为扰乱中国市场进程打压本土企业利益的严重问题，这也是迫使本土企业不计成本地到海外变身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我们的优惠政策将自家的儿子排挤出局了，能指望洋女婿们来兴家旺业么？
产业价值链与单兵突破。全球化环境下的企业竞争更是产业价值链的竞争，是若干个同类的产业集群分割市场，建立寡头结构。全球公司作为产业领袖从战略定位、产品及服务的设计与不断提升、制造方式、市场营销、增值服务、品牌、上下游企业集群、资源外包、产业依赖等几乎所有匹配因素都要考量，通过全球的并购交易来整合产业价值链。我们的企业仍是单打独斗地杀出血路，按照自己的产业路径和政策局限在境外通过并购实现对自我中心的产业体系进行填平补齐的任务，品牌、销售网络、专利技术或融资通路等专项指标便成为我们并购的直接动因。短期的满足常常导致路径依赖和长期的补丁战略，不断地并购交易绑架了自己而形成急车下坡之势，难以自拔。
公司治理理念的差异。全球公司寻求长期的产业领袖地位和市场影响力，必须将企业发展与环境发展协调起来。特别在跨国投资中高度关注当地文化和员工利益。公司治理的内涵也将我们理解的股东（share-holders）与管理者的制约关系扩大到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表现的急功近利倾向与他们在本土的发展环境息息相关，法律意识薄弱、管理者权威意识、资本运做偏好、决策路径等都成为巨大的经营障碍。特别是一味倚重所谓的成本优势往往猛烈地冲击当地市场结构而导致社会文化的反弹，类似西班牙烧鞋、巴西罢工、韩国示威等事件将会不断产生。我们有理由质疑，如果不在公司治理理念上加以调整，类似中国温州炒房团对本土各地住宅市场的恶性冲击将会在全球经济的各个产业或区域复制。
经济安全与执政能力
全面的入世即将实现，跨国并购也将在中国企业和全球公司之间形成短兵相接之势。过去三年里，我们体验了贸易开放的冲击并坚定地以全球贸易巨人的身份屹立于世。行将到来的资本开放时代里，我们有没有同样的信心和能力砥柱中流浪遏飞舟？这取决于多种因素，在中国企业群体整体市场化和建立核心竞争力等根本因素同时，政府管制方式与执政能力无疑是非常关键的。作为并购业界，我们将在2005年高度关注这些变化：
1．吸收民间智慧的反垄断法出台。业界人士千呼万唤近十年，反垄断法终于可望可即了。在并购规模和产业关联度如此巨大的今天，较大的并购交易动辄几千亿美金而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产值，整体消灭一两个战略产业。全球并购早已经不再局限于商业和法律的范畴内，而是直接关系到各国产业格局变迁、社会结构变化、地缘政治乃至国家经济安全的大战略。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应当超越部门利益和政府利益，广泛征求业界和民众的意见，吸收民间智慧，避免多年来政府政策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惯性，为中国企业界提供一个符合科学发展观并充满商业和法律精神的文本。
2．中国资本市场的结构调整。十几年的资本市场创建为中国经济崛起居功至伟，在日益成熟的中国产业体系和企业群体的支持下，资本市场应当有条件回头调理自己的结构痼疾。让1400家不能充分流通的上市公司继续高位偏瘫，这个市场就是瘫痪的不断靠输血才能维持生命的市场。坐而论道了多年，我们期待管制者在颐指气使地享受优越感的同时，也能脚踏实地地承担起有所作为的责任来，即便是失败，也要有所为。中国现实经济早已没有管制者在帏中想象的那样脆弱和敏感了。与其让全球公司低价扫盘，何如本土股民享受些市场转型的最后晚宴。
3．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的建立。笔者呼吁多年，希望政府参考国际经验筹建综合处理有关国家经济安全事务的机构。计划经济在急剧的转型过程中，我们的产业规划部门随传统管理部委的消亡而失去依托，中国企业尚无能力形成民间的产业协调机构如协会。面对如此庞大的经济市场，我们的长期战略常常建立在全球公司提供的分析数据和建议基础上。在巨额的跨国并购交易中，国有企业的财务顾问、投资银行、律师、会计及评估事务所的选择上也局限于全球少数机构。须知，我们依赖的中介机构与我们的全球竞争对手有几十年的合作，千丝万缕血肉相连！此外，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大型项目和并购目标的恶性竞争更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4．中国海外投资支持体系的形成。社会敌意、法律冲突、政权变化和商业文化对立导致的资产剥夺、企业破坏、罢工、商业歧视、员工绑架乃至公司驱逐等恶性事件已经成为现实问题，国家风险（Country Risk）应当成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家跨国并购或海外投资过程中的重要关注。美国和日本在50年代和70年代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都建立了海外投资的政府保障体系，有力地支持了本国企业的全球化操作。中国政府有关涉外部门和海外机构有条件调整政府服务职能，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和海外投资提供信息、市场协调、投资担保、并购信贷协调、企业经营支持乃至外交协助等一系列措施。
中国的经济安全是建立在坚持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上，是建立在与全球公司合作竞争的环境中，更是建立在中国企业家（包括国有与民营）坚持奋斗创新、通过重组、并购和产业整合的努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建立与全球接轨的本土产业价值链的大业上。中国政府的用科学发展观调整政府职能，为中国企业家创造稳定的规范的法治环境，有效地支持企业家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创新和发展，以笔者之见，正是一个有责任的政府体现了执政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