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喜、惑、悲、思：宏观调控商界“四幕剧”
编辑/杜亮
文/本刊记者 郭大鹏 杜亮
本期封面文章要为读者展现的是政界、企业界和各种经济人物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的活动。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试图以商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刚刚发生的新一轮经济“失意”周期，同时我们也收集了中国商界的“周期感悟”。20多年来，这种周期至今已经发生过5次。经济膨胀与宏观紧缩在中国如影随形，所以我们称之为“中国式周期”。上一轮，是在10年前。
我们描述“这一轮”并非仅仅提供一些“戏剧性”的场面。在与上一轮不自觉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所记录的乃是一个“中国商业生态环境”的变迁。这种变迁在冲突的状态下得以充分体现。
首先，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帷幕拉开之后，“重型化”民企和“整合者”登场了。他们是推动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显著力量，当然也无形中成了调控的主要对象。我们看到“这一轮”的“失意者”中，或如德隆、三九、复星等是销售上百亿的企业，或如铁本、东方希望等是计划进行数十、上百亿元投资的企业。10年之间，商业力量的壮大让人感慨，而百亿级企业在周期中的应变能力及抗风险能力更令人扼腕。
其二，我们看到了商业力量与非商业力量的“博弈”，比之在上一轮“治理整顿”中商业力量“尸横遍野”，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在“博弈”的“天平”上，一边是中央政府，一边是与地方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商业势力，特别是“嗅觉灵敏”的民营企业。尽管一度是政府势力占了压倒优势，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了谈判与妥协。允许博弈，乃是中国向真正的商业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
其三，我们看到了大民企对大国企在这一轮周期中的挑战、妥协以及合作。这种挑战与妥协在10年前不可能存在。我们注意到，中国以大型国企为依托的国家战略已逐渐成型，而成长起来的民企正在杀入这些大型国企特别是垄断性国企的传统领地。这种高傲的挑战事实上成为某些民企在“这一轮”中铩羽的重要诱因，他们的投资往往被指责为“重复建设”、污染项目。而对抗进行到最后，民企又不得不选择妥协。在进军大国企传统优势领域的过程中，选择合作还是挑战是一个值得民企深思的问题。
其四，“这一轮”，正是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的国策转型期。而民营企业家们往往对此“浑然不觉”，以致其中一些人遭到了惩罚。一个企业家，不看大势，是极其危险的。
最后，还有商界对于“这一轮”的广泛自省。从惑到思，再到建立起可以应对“中国式周期”的生存法则，将使中国的企业界走向更加成熟。
诗曰：“冬去春花次第开，莺飞燕舞各徘徊。疾风骤雨旦夕至，高唱低吟有去来。”
诗表的是自然界生杀消长、生生不息的规律，以此对照近两年中国商界在“这一轮”的际遇，又何尝不是如此
序幕
6年前，中国商界第一次集中讨论“低谷时期的企业自处之道”
1999年的一个春夜。7点刚过，一辆加长奔驰停在了北京南城一家狭仄的宾馆门前，从车里走出的是目光冷峻的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和他的保镖们。随后海信集团公司总裁周厚健、西安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等6位企业家陆续到达。他们是为了一次座谈会而来。
这7位都是当时国内声名赫赫的企业家。他们另外的身份是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主办者《中国企业家》杂志给他们出的题目是“经济低谷时期企业家的自处之道”——那时正值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袭过。
那时的荣海意气风发。他认为，在低谷时期，也有一些企业会使用逆向思维进行低成本扩张，以迎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到来。他的海星集团当然是在扩张者之列。
而习惯以“资本家”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周厚健则恰恰相反，他强调稳健。他每天最关心的是企业财务状况和现金流，这令与会者吃惊。他笑言：低谷时期，“不能把面子看得太重，要先把肚子看重。”
张宏伟则说：如果我们不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光靠自身的原始积累，发展肯定快不了。那时离中国入世还有两年多呢，他已经开始瞩目国际资本市场：“国内市场、香港市场萎缩了，美国市场上还可以获益。”当然，这时的他还没想到带头抵抗零售业对外资的“过度开放”。
那个春天里，其他许多已经或将要显赫或遇挫的企业家也在低谷中各寻出路。东方希望的刘永行、鄂尔多斯的王林祥，都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考察，希望找到饲料、羊绒之外的第二主业；德隆的唐万里已经开始酝酿他的产业帝国，当然，他也没忘了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刚刚把旗下的复星实业送进股票市场不久，他的产业整合梦想才开始起步，和媒体交流时总是显得谦虚谨慎；戴国芳的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成立3年了，建一个800多万吨的大钢厂，他可能还不敢想像；地产“狂人”孙宏斌的天津顺驰已经5岁，但他还只是偏居一隅，还没有招惹得王石等地产大腕们不悦；此时，做着中医药产业整合大梦的赵新先，还沉浸在如火如荼的“多元化”扩张中，再过一年，三九医药就要上市了。
在那个春天，没有人抱怨政府，因为政府那时侯是想企业之所想，要极力刺激疲软的经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钅容基拿出的武器是“积极财政政策”，用专业的术语讲叫“扩张性财政政策”。
这一幕可能是中国商界人士第一次集体讨论周期与低谷对策。此时，距离3年后的“这一轮”调控周期还很遥远。
第一幕：共赴盛宴
2001年底的入世给中国的商界带来了恐惧和不安，也激发了他们大步迈向“全球化”
转眼已是2002年1月，政府部门的领导和经济学家们手捧上一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依旧忧心忡忡：1-4季度的GDP增幅依次下滑，分别是：8.1%、7.9%、7.6%、7.3%，CPI指数依然在“水面”下徘徊。
这时，大概谁也不会想到一年多以后会发生让经济学家们争得面红耳赤的“经济过热”。毕竟，上一次过热相隔已近10年，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已“知冷不知热”久矣。民营企业家们好像在和政府较劲：任国家政策怎么积极，也不轻易拿出“银子”搞投资。
当然，上一年在中国发生的一件堪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大事可能会让许多志向远大的中国企业家怦然心动：2001年底，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大家庭的正式成员。在这入世过渡期的头一年，乐观者认为，“以开放带动改革”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重新崛起的发动机；悲观者指出，在外资的冲击下，民族工业将面临灭顶之灾。在对“全球化”的恐惧与不安中，国内的企业家开始发力了。
这一年，张宏伟和他的同行张文中开始酝酿一个“关于零售业过度开放的报告”——这份报告在2003年“两会”以提案的形式面世。
是年1月28日，在偏僻的山东聊城市荏平县，东方希望的刘永行与当地的信发热电集团签署了一份合资协议。根据协议，双方成立“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共同建设16万吨电解铝、31万千瓦自备电厂的电铝厂，总投资15亿人民币。
在搞了20年饲料之后，刘永行找到了他的第二主业，他不知不觉拉开了中国民营企业进军重化工领域的序幕，同时也成为即将开始的中国“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中的试水者。头几年，东方希望先后在民生银行、民生保险、光明乳业等公司中做了大量投资，不过这些并不是东方希望的主业。他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解释：选择行业有个匹配的问题，我们这样的企业家，就适合做这样的行业，做金融不太匹配。
刘永行签下协议的第二天，千里之外的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大笔一挥，批准了一份报告：宁波建龙钢铁公司投资3000万美元、建设年产150万吨宽厚板的开工报告。间接控股建龙公司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开始为他的钢铁王国做准备。批准这份报告的管委会领导此时哪能想到，这为日后埋下一个祸根。
大约到5月的时候，戴国芳，这个不嗜烟酒不好色，一心想干大事业的企业家，开始酝酿在常州市新北区魏村镇、扬中市西来桥镇的铁本项目，这时他的规划还没有那么庞大。
山东项目对刘永行来说似乎只是小试牛刀。8月27日，刘永行来到内蒙古包头市高新区的希望饲料厂，这个消息立即被招商局获悉，管委会主任、包头市政府副秘书长苏文清和招商局的人一起把刘永行请到了管委会。9月2日，包头市委书记邢云和苏文清又专程飞赴上海，随身就带着一份包头发展铝电一体化的可行性报告。9月12日，刘永行再赴包头，3天后，双方签订了开发协议。10月28日，在双方洽谈仅两个月后，项目正式奠基开工。其后，“包头速度”被内蒙古上上下下尊为学习的“典范”。
刘永行的“东方稀铝”项目计划建设电解铝生产能力达100万吨，总投资达100亿。
还是在2001年的时候，三九集团挪用了旗下上市公司三九医药的25亿元巨款，招来证监会的严厉处罚。2002年里，赵新先把“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列为集团发展纲要，他要从多元化转向专业化了。但日后等着他的麻烦还多着。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20年战略机遇期”的预言让很多企业家心潮澎湃。
这时候，很多人已经感觉到，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工业机器的轰鸣声很快充斥了中国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企业家们开始分食这场新型工业化的盛宴。
第二幕：山雨欲来
商界巨头对转型升级跃跃欲试，全然忽略了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自2003年下半年悄然发端
告别平静的2002，2003年以一个令人兴奋而又不安的数字打动着官员和学者们：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9.9%，比上年高出2.3个百分点，这是1997年以来的新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155亿元，增长27.8%，比上年同期加快8.2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还没有走出通缩，一丝过热的迹象已经开始被经济学家察觉。不过，突然公布的非典疫情打乱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第二季度，GDP增速降为6.7%。非典，营造了一个非正常的小周期。
不过，非典阴云尚未散去，信贷投放、固定资产投资的激增就轻松辗过了这道坎儿。2003年上半年，中国的人民币信贷规模达1.78万亿元，已经接近于2002年全年的水平，与2003年全年1.8万亿元的调控目标近在咫尺。投资增速亦高达31.1%，比2002年同期加快了近10个百分点。在这些投资里面，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总金额只有1848亿元，同比下降7.7%；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总金额却高达13224亿元，同比增长41.5%。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还是在这一年的两会期间，继1999年之后，《中国企业家》杂志组织了主题为“新政企关系：新政府与企业家”的沙龙。此时，非典疫情尚在“地下蔓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换届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沙龙上的“两会”代表、委员们大多在谈对“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的期望。
只有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发出的声音有些刺耳，他说：“要减少审批，特别是竞争行业，更不需要审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仅应该是朋友的关系，更应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
王林祥的话或许和他正在筹划的规模宏大的煤电联产和硅铁项目有关。现在距离这个项目开工只剩下4个月了，而他还必须面临审批的关卡。
3月，江苏铁本在数千亩土地上开始拆迁平整房屋、耕地。“以铁为本”的戴国芳大概此时还不知非典过后被中央反复强调的“科学发展观”为何物。他也不会想到，在动迁补偿过程中埋下的隐患日后会成为令铁本项目“折戟沉沙”的一个“炸弹”。
非典让大多数国人不堪回首，不过在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个回环曲折、惊心动魄的商业故事，却让一个人在事后深感庆幸。这个人是汇源集团的董事长朱新礼。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轰然倒下的“整合者”德隆。
德隆精心构造多年的“产融帝国”曾经感染了不少的企业家，朱新礼曾经是其中陷得最深的一个。2000年，在被德隆国际CEO唐万新请到新疆参观了他们的万亩番茄基地后，朱新礼被打动了。次年3月，汇源和德隆旗下的新疆屯河合资组建“北京汇源”，屯河出资5.1亿元持股51%，汇源则以实物出资4.836亿元持股49%。
到2002年底的时候，朱新礼开始“感觉不对了”。那时的朱新礼已经看到了德隆快要崩断的资金链。用他的话，在“非典最非”的时候，他几次前往上海，要求德隆撤出。这太难了，多年来被扯进德隆漩涡的企业，似乎还没有能全身而退的先例。几经反复，几多意外，朱新礼靠“阴差阳错，很多说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天助，还有幸运”，终于摆脱了德隆。
“非典期间，记者都不敢出门采访我，如果太多的记者采访，我可能就忍不住了，一说就麻烦了。”朱事后回忆说。如果不是非典，朱新礼的爆料很可能令德隆大厦提前一年崩溃。
7月，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开工了，这个项目寄托着他的重型化梦想。项目位于京包银兰经济带的工业重镇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主要生产高载能系列产品硅合金、金属硅、金属镁等。
“我们第一期投资就要达到37亿，最终实际投资要达100亿以上。现在我们自筹20个亿，银行只配套17个亿，还有融资的空间，但我们第二步不想借贷融资了。这个项目上来后，2006年就有6个亿的利润，它的价值至少是60个亿，我只要拿出30%的股份就可以融到18个亿。现在我们的贷款都是银行找上门来。”《中国企业家》2003年12月采访王林祥的时候，他的信心着实让听者动容。而且他明言，就是国家发改委不批，“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先上了再说，他认为自己从改革20多年来得到的启示是“政府开始不让干的事自己先搞，一放开就搞上去了”，所谓“胜者王侯”，而且最根本的是“有内蒙政府的支持”。
刘永行的重型化梦想迈出了更大的步子。6月19日，东方希望集团与河南黄河铝电集团、美国杰德金属公司、先锋全球投资有限公司四方共同签署合资合同，在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共同建设年产105万吨氧化铝项目。
7月，学术界开始对“过热”问题给予关注。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是其中较早的一位。2003年7月，樊纲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注意经济出现过热苗头。9月，学者许小年针对宏观经济形势发表了《没有温度的高烧》一文，对“过热”提出警告。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刚刚走出几年来的低谷，好不容易开始新一轮的增长，一些指标走高是完全正常的，根本谈不上过热。
中央政府对局部行业的投资热度开始有所警惕，但还沉得住气。6月24日，国务院召集了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的学者和官员座谈，探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听取对下半年经济政策的意见。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中国经济正处于重要的机遇期”，并说“我有主心骨，不会动摇”。
在此期间，房地产业却意外遭遇了调控的“逆流”。6月13日，央行出台旨在给房地产降温的“121号”文件。这个被潘石屹称为对地产业有“颠覆性影响”的文件甫出，业界便传出巨大的抵制声。不顾非典疫情尚未完全解除的危险，京城的房地产大佬们开始频频现身于各种会议和论坛上，他们发言的“中心思想”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声讨“121号”文件。这种抵制导致国务院在8月31日出台“18号”文件，变相地否定了央行的“121号”文件，这一变故使得率先意识到过热苗头的央行略显尴尬——现在回过头来看，央行当时的这个举措，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更像是一个“早产”的孤立事件。
权把它当成一个插曲，再往下看：早年被忽视的电力建设开始报复中国经济。6月份，缺电省份已从上年的12个增加到16个。7月的一个报道说，为应对拉闸限电窘境，杭州市通过节约有奖的办法，每天花费15万元鼓励企业省电。电荒来了。
媒体上，对重复建设的指责多了起来。7月16日，发改委运行局副局长贾银松透露，国家相关部门将要对钢铁、汽车、建材等行业进行整顿。大步走向重型化的民营企业们开始感受到压力。银根也开始收紧，8月23日，央行宣布，从9月21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由6%调高至7%。
同年7月，顺驰的孙宏斌召开蟒山会议，就进军全国形成一致意见。是年9月到次年4月，顺驰先后从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城市拍得10余块土地，在这个过程中，顺驰也获得了“天价制造者”的恶名，并招致同行的一系列指责。
刘永行的重型化梦想很快遭遇了挑战。9月24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开曝光10起典型环境违法案件，东方希望集团的包头电解铝项目赫然位列其中。业内人士认为，当初为了该项目能尽快落地，包头市和东方希望集团显然对于环保审批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略过了这道程序。
此前，刘永行早已感受到了来自中铝集团搭就的行业壁垒。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国家计委（现在的发改委）就发过文，要遏制“电解铝行业的无序投资”。“有序投资”的当然是中铝——这家国企巨头完全垄断了国内的氧化铝生产，以及电解铝的大部分产能。对刘永行的氧化铝项目，中铝董事长郭声锟表示：“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东方希望没有明确回应三门峡项目是否被有关部门“叫停”，只是承认在中铝的示意下，沈阳和贵阳两个铝镁设计院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合作还是对抗，刘永行面对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2004年1月7日，郭声琨声称，正考虑参股东方希望集团在河南的氧化铝项目，但尚需进一步商谈。在民企受到政策遏制的行业，企图“趁虚而入”的国有大企业还为数不少，以至于后来国资委还专门发文对他们提出了警告。
此时的王林祥还不怎么着急。8月，中科招商在鄂尔多斯开董事会。沙漠里，中科招商总裁单祥双和他的股东王林祥骑在驼背上谈论起硅铁项目。敏感的单祥双指出这个项目潜在的风险，王不以为然。
11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主调依然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局部性、苗头性的问题，比如，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有所抬头，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信贷投放偏快等。
不过这一年，那些搞重型化和并购整合的企业家们对“热”与“不热”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在12月6日《中国企业家》杂志举行的“首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企业家们仍然在宣讲自己的“全球化”梦想。
刘永行说：“中国加入WTO，我们不应该局限在一个省，也不应该局限在一个中国，而应该是把眼光放在全世界，我们应该是世界前三名，能不能产生竞争力，能不能战胜他们？我想中国人一定能。”
郭广昌则讲到：“作为中国企业，复星的选择是，在全球化竞争当中，成为产业整合的领头羊。”这一年中，他的“复星系”还控股了国有企业南钢股份，创造了中国股市历史上的首起“要约收购”。
年底的时候，赵新先再次遇到了麻烦：有一篇报道说，截至2002年底，三九集团共欠银行贷款余额98亿元人民币。报道引起轩然大波，赵十分愤慨，四处解释，说其实三九集团欠债没那么多，只有70亿元。
2003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诸如王林祥这样抱怨“审批制”的民营企业家们大概会非常兴奋地目睹一个文件的“临产”。这一天，酝酿了10年之久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获得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原则通过。方案的核心正是把“审批制”改为“核准制”甚至“备案制”。
3个月后，一个细心的媒体记者注意到了这个已经获得“原则通过”、意义重大的文件突然没有了“胎动”——这并不符合一般中央政府文件出台的常规流程。他在一篇文章中质疑道，“改革是否需要服从宏观调控的大局，考虑时机问题。”事实上，这份文件直到2004年7月份才正式“分娩”。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中央政府使出的一连串“紧缩性”宏观调控手段几乎震撼了整个中国商界。
第三幕：寒流突降
“铁本”事件爆发，商人们如梦方醒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延续到了2004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回顾上一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官员和学者们不禁有些失色：第四季度GDP增长了9.9%。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了26.7%，而从1998年到2002年间，年均增长只有10.8%。而CPI的变化似乎也加剧了“紧张局势”——2003年第四季度，这个数字连续两月涨幅超过3%。刚刚走出通缩阴影的人们，一时有些回不过神来。
在各地投资增幅排行榜上，内蒙古以16.3%的水平高居榜首。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4省则在总量上分列前四名。内蒙古、江苏和浙江成了日后宏观调控重点“照顾”的对象。
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上警告地方官员：2003年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由局部性问题演变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妨碍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这前后，广东省发改委主任在省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称，国家对一些过热行业有调整政策，但假如地方有好的发展条件，国家还是可以批。听起来有点唱“反调”的味道。
在有些微妙的气氛下，3月，《中国企业家》2004年“两会”沙龙在北京长安街上的一座俱乐部开始了，而主题很自然地定为“通胀压力下的企业选择”。这段时间，国家发改委一份抑制“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过度投资的文件正在网上流传。或许正是这份文件，使得一个看似属于专家层面“坐而论道”的题目，竟然引起了与会企业家的强烈共鸣。
言辞最激烈的是两位投身“重型化”的企业家：来自内蒙古的王林祥和来自江浙的郭广昌。
在那次沙龙上，王林祥好像失去了昔日规划蓝图时的豪迈。他反反复复诉说自己那个硅铁项目的优势，如何高效率，如何环保。他说：“现在政府配置资源的意图太明显，而且太微观，那么大一个发改委管具体项目行不行？”
此时的王林祥大概又回想起了单祥双在沙漠里的那次建言。“两会”期间，王给单打电话，约他到梅地亚中心聊聊。王对单坦言，现在宏观环境不太好，发改委审批非常严，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政府要调控、银根紧缩，硅铁项目的资金链恐怕会出现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也参加了这次“企业家沙龙”。会上，他言语间透露出中央此前已经下决心要治理“过热”了。但魏的主张是采取“调节”而不是“控制”的手段。话音刚落，学哲学出身的郭广昌已按耐不住心中的不平，拍着魏的肩膀说，“要是决策者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郭的“哲学”是：“如果真的能够一切计划好的话，那么计划经济就是全世界最完美的经济，还要改革干什么？”
说这番话时，郭广昌已经被卷进了宏观调控的旋涡。一个月前，由国家发改委、央行、银监会、国家税务总局等9个政府部门组成的中央督查组就南下江苏、浙江等地，检查钢铁等“过热”行业的投资项目。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项目赫然在列，当然还有戴国芳的铁本项目。
9部委的联合行动可能是宏观调控“暴风雨”的前奏，此前对“过热”的行政干预只是发改委在唱“独角戏”（央行的干预主要停留在货币政策手段上）。这时，多数的企业还浑然不知。
4月4日，新华社南京分社刊发了一则消息：“常州一民企违法占地近6000亩、毁田拆房惹民怨”，报道所指的“常州一民企”正是“铁本”。在揣磨这篇报道时，绝大部分网民可能不会注意到2003年12月30日在江苏常州高新区网站上刊发的另一篇“现代化钢城初露峥嵘”的报道。这篇报道称，“铁本钢铁北区工程设计年产钢800万吨。该集团已将2004年的发展目标锁定在了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再过3个多月，部分炼铁高炉就要出铁了。” 可三个月后，铁本迎来的不是第一炉铁水出炉，而是全面停工的“噩耗”。
有心人发现，新华社这篇报道不用“常州一企业”，而是用“常州一民企”，显然带有很强的“所有制歧视色彩”，这也给后来被舆论屡屡提及的“宏观调控是针对民企”的诟病埋下了伏笔。当然，这是后话。
新华社这则消息是一个征兆。
4月13日，银监会发出通知，决定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自查和各银监局检查的基础上，由银监会组成5个检查组，对广东、浙江等七省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对部分行业贷款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次日，“中国股市最后一个庄家”德隆旗下的老三股全线崩盘，拉开了唐氏兄弟德隆产业王国垮塌的序幕。德隆的悲剧其实早在很多人（当然也包括去年就从德隆脱身的朱新礼）的预料之中——即使没有宏观调控。
也是在这一天，有消息说，因工商银行要求提前偿还贷款，三九集团所持有的三九医药公司部分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三九集团陷入银行逼债的窘境，成为“这一轮”中罕见地被“重创”的国有大企业。
2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其中，钢铁业资本金比例由原来的25%提高到40%，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由原来的20%提高到35%。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统一思想，控制经济过热。当天，身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发出警告：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不要和央行博弈，不要因为央行现在出手比较温和，就想趁机干一把，这样只会造成更严厉的措施出台。
28日，中央电视台播发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有关报道。报道首度公开了国务院对铁本项目违规建设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其中，铁本公司戴国芳等10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了刑拘强制措施；江苏多名地方党政官员则得到了警告、记过和撤职的严厉处分。是为“铁本事件”。此前的3月27日，高峰时施工人员上万的铁本工地被勒令清场。在多数人眼里，这是“这一轮”宏观调控真正的转折点。
次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决定花半年左右时间集中整顿土地市场，要求各地各部门在一个半月内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重点清理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等项目以及2004年以来所有新开工的项目。
“五·一”长假之后，发改委的“新政”陆续传出：5月10日，要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严控涨价；13日，推出《当前部分行业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录》，涉及行业包括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纺织等行业。14日，央行、国家发改委、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此后不几天，被称为“铁本第二”的宁波建龙因“违规建设”也被中央电视台曝光。
报道称，2002年1月29日，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未报经国家审批的情况下，擅自批准宁波建龙钢铁公司的开工报告。7月下旬，当初曾“越权批准”这个项目的宁波市有关官员被严肃处理。
5月16日，国资委宣布63岁的赵新先正式退休，而在“五·一”前，还有传言说他已被“双规”。
一时间，地方政府和企业界鸦雀无声。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也“戛然而止”。
第四幕：风犹不止
民营企业和大国企在这一轮调控中“命运迥异”
一套密集的宏观调控“组合拳”之后，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由4月份的34.7%高位迅速降至5月份的18.3%。贷款增幅出现下滑。钢材价格明显回落。来自发改委、央行、国家统计局等各部门的通报都强调，“宏观调控已见成效”。
对刘永行来说，这个“成效”就是他的包头稀铝项目被迫压缩一半的规模。5月间，本刊记者赴包头采访该项目时，包头市计委的同志再也不说什么“包头速度”了，代之以“我们的态度是不宣传、不报道。”
“树欲静，风犹不止。”没过多久，关于“宏观调控是一刀切”、“是针对民营企业”的指责便此起彼伏。这从《中国新闻周刊》5月底发表的一篇题为《“洋钢铁”、“土钢铁”的迥异命运》的文章中便可窥知一二。报道的开头这样写道：“4月末，常州铁本钢铁公司被国家9部委查处，而同一时间，澳大利亚独资钢铁企业博思格公司却在苏州红火地开建。”事实上，“命运迥异”又岂只在民资和外资之间。国有企业在“这一轮”调控中几乎是毫发未损，甚至乘机加紧了扩张，比如东方希望要挑战的中铝。这种并非“空穴来风”的指责使得宏观调控的决策者感觉有必要给个说法了。
7月12日，温家宝邀集9家企业负责人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有参会的企业家提示温总理：“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宏观调控控制的就是民营企业发展。”温总理正言道，“这是错误的观点。”
大约半个月后的7月25日，国务院在青岛召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同一天，据说在经过激烈争论后，“胎动”半年之久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了。其中一条是：“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
8月28日晚，温总理在温州又强调说：“大家也可以用实践来证明，宏观调控最终对民营企业有好处，特别是对加工企业。”
此时的刘永行似乎也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9月，在东方希望2004年第三次总经理会议上，刘永行说：“为了自己的使命努力奋斗的人，上帝都会为他让路。”他还讲到：集团饲料业和铝业两大主业齐头并进，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此前，他刚刚和其他9位民营企业家一起，随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访韩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这一行应该增添了他说话的底气。
而王林祥好像依然在困境之中，6月份《中国企业家》在做《紧缩时期的融资》这篇报道时，王坚决不愿接受采访。报道出来后，他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我们已经很难了，还说那些干什么呢？
但他还是有好多话要说。8月份，在央视的节目上，人们听到了他的声音：“坦率地讲，现在我上的发电项目已经投入14个亿了，还是没有发改委的批件，但是我这个箭已经射出去了，回不了头了。我们集团决定，响应一下国家号召，勒紧裤带，先上2乘33(千瓦机组)，以后如果再没有其它融资渠道，就只能自己滚动发展了。”
9月8日，郭广昌在公开场合说，建龙钢铁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我愿意当众表个态：现有股东有足够的实力建成建龙项目。”在谈到“是否会和别人合作”时，他表示，“我们愿意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欢迎各种资本一起参与建龙的建设”。几乎与此同时，有媒体披露，宁波建龙以“民退国进”（杭钢控股）的方式得以重生。不过，同属“难兄难弟”的铁本就没那么走运了，记者12月中旬去那里采访时看到，9000亩的项目现场仍是空空荡荡的。据说，重组方案要由中央拍板。
“地产骇客”孙宏斌的资金链也因为宏观调控而广受关注。顺驰6月份在香港上市的计划没有实现似乎在意料之中。8月7日，在博鳌的地产论坛上，他承认“其实最难受的还是钱。”疯狂圈地的豪情已荡然无存。不过，他仍然坚称：“今年我们一直在调整自己的目标，要达到100个亿，根据我们最后一轮的保守估算，今年的销售回款可以达到120个亿。”话音未落，台下的王石就说“睁着眼说瞎话。这是吹牛！”
而6年前曾经宣称要在“低谷中扩张”的荣海，虽然并非本轮调控的焦点人物，但据说他近日正在出售所持的一家商业银行的股权。
11月，荣海出席了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主持的一个“非常封闭的、有十几个国内民营企业家参加”的沙龙。已经在公开场合消失多时的德隆二号人物唐万里也出现在会场。据说“会议的气氛比较悲壮”，大家形成一个共识：中国企业在这一次宏观调控中遇到了一些不是完全市场经济的手段，大家确实要看天行事。
一个月后，黄孟复在重庆表示：“国家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2005年中国民营经济将面临良好的宏观环境，社会舆论环境会大为改善。”
在200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发生了两件事，可以视作“这一轮”的一个休止符。
一是：10月28日下午，央行网站上悄然出现加息的决定。这是中国9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市场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在动用了一系列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之后，中国政府终于转向了利率这种更市场化的手段。
二是：11月1日，发改委主任马凯站出来说话。他针对市场关于宏观调控的8大疑问一一作答。虽然他的辩白事实上并没有释解很多人心中的疑惑。
12月初，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确定：2005年要“继续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措施。郭广昌对此的理解是：“所谓改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界定政府功能和市场功能的界限，能够让市场去调控的事情，就要让市场去做，不要用行政的手段去取代调控的一切方式。”在经受了宏观调控洗礼的中国商界人物中，作为“幸存者”的郭广昌应该是最有资格说这番话的人之一。
尾声：台上台下
“这一轮”雨住风歇之后，更多的企业开始了反思与自省
12月11日，2004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召开，主办者精心策划的一个论坛格外引人注目。论坛的主题是：民企过冬术。
台上端坐着：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等7位企业家。
台下是400多位参会的企业家，在经历了一年宏观调控的风风雨雨之后，对于这个主题，商界人士都有种莫可名状的期待。但大家希望看到的“戏剧性场面”并没有出现，他们听到的是类似这样的声音——南存辉：“这次宏观调控是为了整个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我们对此应该有个健康心态。”吴国迪：“假如我们铺了很大的摊子，无效的劳动是最大的犯罪。”
以至于主持人不得不这样“圆场”：“我们的主题是民营企业如何过冬，可听起来对台上这几位企业家而言，好像没有冬天。宏观调控对这些企业来说好像还有正面意义。”
无须责备这几位企业家“文不对题”。因为他们确实受调控影响不大，否则也不会有底气坐到台上。有听众注意到：主办方事先安排好的两位嘉宾没有出现在台上。一位是王林祥，另一位是郭广昌。王林祥没来。郭广昌来了，但坐在听众写席上，不愿意上台。
第二天，郭广昌临时决定在年会闭幕式上发言，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2003年年会时的那个“产业整合”者。带着几分尴尬、一丝拘束，他发言了。他把这一年概括为“体检年”。接下来就开始呼吁：“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呼唤宽容，我们需要一个更宽容的环境。”
会议的间隙，国有企业青岛钢铁集团老总王玉科跟朋友提起郭广昌，说“他哪儿懂得钢铁。我们如果和他合作，只是看中他的民营体制。”这句话辗转传到郭广昌耳朵里，他无奈地一笑，然后赶紧问：“王总也来了？我想找他聊聊。”这时王玉科已经有事离开了。
11日下午的另一个论坛上，王玉科有这样一句值得回味的话：“1999年以后，中国生产1亿吨钢的时候就压缩，压缩国营钢铁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批民营企业家，使中国整个钢铁工业一哄而上，比如像现在的螺纹钢都是科技含量不高的，只要有设备，从国营企业挖取几个人才都能干。”
此时，在距北京几千公里之外的深圳，身为中央大企业的三九集团也在研究自己的“过冬术”。集团网站的一篇报道显示，赵新先的继任者孙晓民已在多次会议上指出：三九的债务重组工作到了最困难的时期，集团的发展进入了“严寒的冬季”。各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过冬”计划，成功“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