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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时空倒错，应该认真研究一点商业史，建立一种帮助企业找到平衡感的全球定位系统
牛文文/文
能像《大话西游》中的至尊宝那样穿梭时空，来去500年，在普通人看来绝对是个梦想，但对商业人士来说，时空错乱、对自己的商业年轮产生错觉，可能是个灾难。
眼下的中国企业界，就身陷这样的时空错乱——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21世纪的今天回头补20世纪中期工业化尤其是重型化的课？
我们会不会重蹈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全球大收购却普遍失败的覆辙？
我们的金融发展与经济调控水平，是不是与制造业企业的水平有不止一个年代差？
我们社会这个阶段，离现代化多远？在这个阶段，企业以什么样的方式回馈社会最好？
在本期《中国企业家》杂志里，这些时空错乱的问题，一起出现在读者面前。封面文章《韩国重型化之鉴》，本刊记者专门探访韩国经济界企业界人士，请他们回顾韩国上个世纪70年代的重型化与90年代末的重工业民营化，是为了给困惑中的中国重型化民企一点年代感。没想到文章写完刊发时，正赶上国内的学者们开始了“重型化争论”，也算是本刊对这个争论的一点侧面参与。在本刊每年例行的“两会沙龙”中（《构建和谐社会不能脱离发展要务》），社会学家孙立平把在座的几位企业界代表委员带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断言“丁字型”市场消费结构（其实也是社会阶层结构）才是导致企业陷入发展瓶颈、社会陷入不和谐困境的“罪魁祸首”！在一派富贵气息的长安俱乐部听70年多前美国的萧条故事，真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再看看本期《阳谋陈天桥》，又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新潮的21世纪互联网并购故事。70年前的美国、30年前的韩国、超越国界的未来网络世界——中国企业界就身处这样一个令人眩晕的时空。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中国传统讲究时序，世间万物均应时而发，人到什么年岁做什么事，太早了太晚了都会有问题。外在的“时势”，更是要把握好，到什么年候做什么事，丰年积谷歉年保命，“不识时务”，后果很严重。
在中国这片土壤上从事商业活动，我们的企业家一向很注意看年头看风向，但是，总是有看不准看不对的时候。重型化，在2002年没对错，2004年是错的，也许在2006年又对了；海外拓展和收购，“走出去有风险，谁能告诉我不走出去有没有风险？”，这样的问题，1999年是海尔张瑞敏在问，2003年是TCL李东生在问，2005年轮到了联想柳传志；MBO，在联想、TCL是体制创新样板，在春兰是错，在伊利、健力宝是罪，在2005年以后的中国企业界好象就要绝迹了。
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而且得以正确的方式做，很难。在3000多年的重官轻商文化和40年计划经济体制余威下，才做了20多年真正的企业，就要和500强竞争走向世界，这么乱的时空，企业家要把握商业把握自己，“三个正确”，难上加难。
为了避免时空倒错，我们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当然也包括企业家自己，应该认真研究一点商业史，尤其是近200年的现代商业史，建立一种帮助企业找到平衡感的全球定位系统。这种“断代”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的社会客观评价商业行为和企业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