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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2001年，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从华为内部流传开来，至今仍时常被人提起。任正非在文中详述了父母亲的坎坷一生，并为自己没有好好照顾他们而愧悔不已。
2005年，参加“两会”的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为了自己的煤电项目审批眉头紧锁，但还是要去医院守护将做大手术的岳母。
李海仓生前，每逢过年都要给父母磕头拜年。其父李春元提起往事感慨良多：“我说不要磕了，他不行，非要磕。”在外面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在家里依然是毕恭毕敬的孩子。
“孝”是中国儒家思想重要的内容之一，它被看作是“仁”得以生发的根本。孔子之所以重视“孝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认为一个人在家孝亲才能够在外忠君，社会才得以和睦稳定。抛开政治不谈，大约三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用诗歌切念父母的恩情了：“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有子七人，母氏劳苦。”中国人极善“破旧”，但好像还没有人大张旗鼓地宣传不孝有理。
在我们的印象里，西方人大都不懂仁义，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当我们看到阿甘（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主人公）听说母亲生病后一个猛子扎进海里，“游”到母亲床前时，才知道原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们的社会仍然处在急剧的转型中，很多企业家都谈到拜金主义对优良传统的破坏。“这跟我们的教育体制也有关系，”韩伟集团董事长韩伟说，“到处都追求第一，忽略了对团体的重视，忽略了爱。”他认为，最大的智慧是从爱心中来，最基本的就是对父母的爱。
郭家学（东盛集团董事长）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录取员工的首要条件。“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怎么可能为企业做贡献呢？”我们接触到的企业家谈同类话题时异口同声。
“最起码的，如果你对父母都不好，别人会觉得跟你交朋友不安全。”高天乐（天乐集团董事长）说。
多数人看来，更多的财富可能为孝敬父母增添更多的内容，但其本质并无变化。同时，韩伟不同意“忠孝不能两全”论：“永远不要找借口说自己太忙，照顾不了。家庭如同企业，也是需要经营的。我不相信家庭都经营不好的人能在事业上搞定。”
“要学会感恩。”韩伟说。
企业家在中国已经成为主流阶层，他们的言行影响甚广。因此，他们对建立社会的优良风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父母就是佛、就是菩萨”
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太后病危时，康熙昼夜不离左右，亲奉汤药。他不顾严冬，亲率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请求减自己寿数为祖母添寿。其祝文有言：“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时隔未久，孝庄病逝，康熙在其棺前长跪不起，直至昏厥。
康熙能做到的，我们做起来也并不困难。这说明地位高低财富多少与是否孝敬并无多少关系。企业家们承认自己在改善父母的生活条件方面有优势，但实际上，父母在这方面的要求很少。
第一代企业家们的父母大多出身贫苦，即使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他们仍然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作风，有的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在大午集团，经常可以看到一位驼背的老人在捡垃圾，人们都知道他是集团董事长孙大午的父亲。“我总告诉孩子们不要忘了本。”孙大午的母亲说。作为亿万富翁的父母，两位老人依然住在破旧的平房里，因为“习惯”了。
在自己的文章里，任正非提到父母在广东的时候经常购买死去的鱼虾，因为“一死就十分便宜”，并且说这比内地的还要新鲜。买菜与买西瓜总是晚上出去，同样是因为便宜。1995年，任正非的父亲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包软饮料，喝下后拉肚子，直至全身衰竭去世。2001年，任母遇车祸，“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她生前经常在电话里嘱咐任正非注意身体，宴会参加太多对糖尿病不好。而任正非在她去世后才得知母亲也曾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对于父母，关键是要有爱心。”韩伟说，父母对儿女的要求很少，而往往是儿女对父母的要求过高。他经常跟自己的员工开玩笑说，“爱”这个字简化得不好，因为把原来的“心”简化掉了。“没有父母的抚养，我怎么可能有今天呢？所以要用心去爱他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韩伟小时候念的课本里有一首童谣：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爱心，他还会去爱谁呢？”
韩伟的父亲在韩伟尚未创业时就去世了。1992年，创业10年，韩伟的母亲去世。韩伟清楚地记得，母亲在去世前一天晚上还嘱咐孩子们说：“你们都累了，去休息吧。”只要是在家里住，韩伟每天早上都要去给母亲问安。但是第二天一早，他没有再看到母亲的笑容。
韩母一生育有十个子女，在其晚年，韩伟创业成功，条件好了，让她搬到城里去住，她执意不去，因为住着不习惯。韩伟为她在村里建了别墅。
韩伟住在大连，母亲去世后的3年里，他几乎每天都要回到村里母亲的坟上坐一两个小时，“就像是过去坐在她的床前”。
郭家学认为，自己财富的增加非但没有给父母带来安慰，相反却带给了他们更大的压力。郭家学自称一年大约有五分之四的时间在外面跑，回到西安家里，每天也都是夜里11点以后。“在西安的时候，只要我不回家，我妈是不睡觉的。一直她看见我回来，觉得我睡下了，她才熄灯。”郭家学说，自己的父母实际上是在不安中度过每一天，“担心我工作压力太大，害怕我坐飞机不安全。他们担心的事太多了。”
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任正非写到母亲临终前两个月还跟他的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钱，“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
“我们现在求佛啊，拜观音啊，应该认识到父母就是佛祖、观音。”韩伟说。“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养育我们成人，如果讲报应，孝敬他们肯定会得好报应。”
很多朴素的道理实际上都来自民间，然后由某个伟人总结出来发扬光大——林则徐写道：父母不孝，奉神无益。
在回顾自己的生活时，企业家们大多谈到父母对自己的影响巨大。任正非说，是父母教会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宽以待人，不计荣辱，忠于事业。他的父亲曾对他说：“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溜。”
北京更香茶叶公司总经理朱丽俐回忆儿时母亲对自己非常严厉，“坐姿不对都不行”。她认为对自己日后成功有很大帮助的耐心、不畏劳苦等性格来自母亲的塑造。朱丽俐说：“现在她看到我仍然会批评我，并不觉得我的成就有什么了不起。”韩伟小时候家里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经常要向邻居借钱维持一家的生计（这与任正非的童年非常相像）。韩母身体不好，所以经常对孩子们说：“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们一定得把邻居的钱还上。不然，我要变鸡变猪还人家。”
亲情与管理间的平衡
中国民营企业多为家族企业，董事长们一边是管理上千人的领导者，回到家里的身份就变成了人子，但当父母的意见与自己相左、将影响到企业本身时，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就变得非常关键。有时候，并不能完全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
田汉（北京京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舅舅曾在企业里当钢筋工，因为不服工程师的管理，跟工程师打了一架。田汉当时就把他开除了。田的舅舅很生气，说田“有钱了就不认人了”。田汉想给舅舅一笔钱作为补偿，“他一辈子足够用了”，但仍然得不到对方的谅解。田母得知这件事后也非常恼火，说“姥姥家的门你不能进了”。第二年大年三十，田汉带着母亲回姥姥家，其舅及舅母不让他进门，而且三个舅舅对他都是这样。田汉没有办法，与表弟一起去给姥姥上坟，一到坟前，就哭了。因为没人能劝他离开，表弟就回家找来了田的舅舅。二人一起在坟前大哭，然后又一起回了田的姥姥家。尽管田汉没有听母亲的话让舅舅再回公司，但每年过年还是会把一年的费用交给他们。
其实古人也不是提倡一味地盲从父母。《孝经》里就说，当不义而不争于父，是不能够叫作孝的。现代的人们与父母的分歧一般上升不到“义”的层面，但对与错还是可以分辨的。1998年，朱丽俐与丈夫俞学文的茶叶生意有了较大发展，却受到俞的父亲（曾因为看不到希望而把小茶叶店卖给儿子）的起诉。俞父要求收回茶叶店。亲情和利益的纠缠让俞氏夫妇感情大伤。虽然诉讼的结果是俞父败诉，但俞学文还是给了父亲5万元作为补偿（创业期间资金甚为紧张）。直到现在，俞学文还负责父母（继母）的所有生活费用。可以想见，如果当初不是力争，更香茶叶公司可能还只是一个小小茶叶店。
高天乐的父亲原来在集团里任书记。企业改制的时候高天乐对父亲说，你60多岁了，应该休息了。你带这个头，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休息。在企业里你老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不休息我们不好干工作。高天乐按公司规定给了回家的父亲补贴。心情不错的高父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没有事情可做，就又回来，而且很生儿子的气。高天乐马上拿出钱来安排父亲去旅游。父母岁数大了，一般比较好哄，高父很高兴地跟一些老同事讲：你们看，儿子拿钱让我去国外旅游呢。有时候高父还是会到公司里来，看不惯的地方就要批评。高天乐教会了父亲上网，现在老人家每天忙着在网上打扑克下棋，也顾不上到公司里来了。有时候电脑坏了，会很着急地给儿子打电话：“快过来帮我修一修呀。”
及时行孝
中国人常说“孝字易为，顺字难当”。曾子讲过，一说起孝，大家都认为能养活父母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牛马猪狗，我们一样能养活，“不敬，何以别乎？”
物质条件的改变使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并不困难的事。父母老了，他们最需要的是安慰。
每年春节七天休假，郭家学都要在家里跟父母待在一起，“雷打不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