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依靠扭曲的“看得见的手”去左右“看不见的手”，其结果很可能导致我们“总是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文/魏加宁
入世前夕我们曾经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挑战最大的首先是政府，也包含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从此次加强宏观调控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看，我国现在的宏观调控体系本身存在着扭曲现象和制度性缺陷，已经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通过传统的、扭曲的宏观调控体系去调控已经相当市场化、国际化了的经济，必然会与市场机制发生冲突，与市场主体发生冲突。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今年的任务是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但要使宏观调控更加科学、更加有效，就需要首先调整好宏观调控体系这只“看得见的手”，就要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的各个参与主体。否则，依靠一只扭曲的“看得见的手”来“加强”宏观调控，结果很可能会导致我们“总是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关于宏观调控体系的改善，我们似乎可以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来加以考察，也就是从“信息反馈”、“决策执行”和“检查监督”等环节来进行分析。
一、宏观调控的事前阶段
1、统计制度缺陷容易导致决策分叉
要想实现及时、正确的宏观调控，其前提是要能够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准确判断，而要想对经济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又首先需要获得大量而准确的统计信息。但是，目前我国的统计制度似乎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制度性缺陷：一是统计部门事实上同时拥有统计调查、形势分析、经济预测和政策建议等四大职能，这四大职能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二是统计部门位于行政部门序列之中，置于各级政府首长领导之下，并且与计划部门存在着过于紧密的关系，因而缺乏应有的相对独立性和纵向负责制。
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很容易导致统计部门的职能缺位和职能越位现象并存，并导致统计信息的严重失真。
首先，由于形势分析、经济预测以及政策建议等职能更容易引起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因此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统计部门往往更偏好于将主要精力放在“后位”职能上，以致于对统计调查本身这一基础性工作重视不够。
其次，当统计部门拥有了形势分析的职能以后，难免有时会出现“数字为观点服务”的现象，因而也就容易产生“隐藏（某些）信息”的动机，使得一些与统计部门自己的观点不相一致的数据得不到及时披露。
再次，由于统计部门拥有经济预测的职能，同时又与计划部门的关系过于紧密。因此，当统计部门的预测目标与实际经济走势出现偏差时，就有可能通过计划部门的“调控”来加以实现；如果调控的效果不佳时，统计部门又有可能反过来通过修改或解释数据来证明“调控”的效果。通过统计部门与计划部门之间的互动，就有可能使统计部门做出的经济预测得到“自我实现”。这在有关价格走势的预测方面可能更加明显——因为我们的计划部门中一直拥有一个很强的价格控制机构。其结果是，虽然当年的“统计结果”有可能证明年初的预测“准确”，但却有可能将市场价格信号严重扭曲，从而将风险隐藏下来，并不断积累。
最后，当统计部门拥有政策建议职能时，便会热衷于向主管本部门的政府首长提出政策建议。因为它认为自己更拥有发言权——因为许多真实的信息即“保密数据”只有该部门才知道。
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将统计部门置于各级政府首长的领导之下，因此，“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乌纱帽效应”的存在有可能使得统计部门为了迎合首长的主观意志来“编制数据”，放大成绩或缩小问题。事实上，目前一些地方的统计部门在将统计数据上报公布之前，常常要先向本级政府首长汇报，要与以往的历史数据、现行的政策信息以及周边地区的上报数据进行比较和研究，经过人为地加工、平衡、调整之后再行上报或对外发布，因此统计数据中搀杂着大量的主观因素，失去了客观真实性。
据基层反映，当上级领导考察调研时，如果是党的系统领导下来，听到的往往都是些“好话”，正面的东西比较多；而行政部门的领导下来，听到的大多是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负面的东西比较多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党的领导是管人的，有了政绩才能够升官；而行政部门领导是管钱的，有了困难才能够向上级要钱。因此，从控制论或信息反馈的角度讲，一方面是“正反馈”，而另一方面则是“负反馈”，其结果很容易导致由于决策者之间所掌握的信息不同而出现“决策分叉”，与实际情况渐行渐远。
近年来，我们比较重视垂直管理，哪个系统下面出现了问题、管理不力就实行垂直化管理。而我认为，最应当实行垂直化管理的是统计信息部门，因为数据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只有中央政府能够准确地掌握下面的真实情况，才有可能对宏观经济做出准确判断和正确决策。否则，就会像某地学者所说的，我们的宏观调控是在“踩棉花”。因此我主张，尽快将统计部门垂直化管理，并使之相对独立，最好能够放在人大系统，或置于人大的监督之下。
2、宏观决策应能够听到地方的声音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历来是经济运行中的一对重要矛盾，而加强宏观调控时又往往会进一步激化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
所谓宏观经济指的就是总量，宏观经济政策就是总量政策。而地方政府往往只从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出发，从当地的发展需要出发，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理解或提出疑义。但事实上，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经济结构不同，因此，各地提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所以，就宏观经济而言，任何试图让所有地区都感到满意的总量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最终结果必然是恶性通货膨胀，必然是大家都不满意。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财政部主要负责中央财政的管理工作，而没有一个单独的专门管理地方事务和地方财政的部门，因此，中央政府在进行宏观决策时的参与者都是中央政府各部门，难以直接听到地方政府的声音，也就容易忽视地方的利益。
有鉴于此，作为国土辽阔的大国，我国的中央政府似乎也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管理地方事务、尤其是地方财政的“地方事务部”（日本、挪威等岛国都有类似设置），以便中央政府在进行宏观决策时能够透过该部门听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声音，把握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对贫困地区采取适当的补偿性措施，以使国家各项政策更具可行性，让大多数地区能够承受并愿意积极配合。
二、宏观调控的事中阶段
此次宏观调控暴露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这套宏观调控体系本身就处于一种扭曲状态，一些参与宏观调控的中央部门在其职能设置上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或定位不准。
1、国家发改委的职能定位存在明显利益冲突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增发国债。由于国债项目要由国家计划部门审批，使得本已“闲下来的”国家计划部门又重新忙活起来。此后，尽管一些专家学者于2000年前后就开始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短期政策应当及时退出的政策建议，财政部官员也公开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逐步淡出”。但据说主要是由于国家计划部门的反对，财政政策的转向一直不够果断。
直到200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达到9%以上，但国债依然在大量发行，国家计划部门依然在一个接一个地审批国债项目。后来，我们终于承认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局面，但有关部门又将其定义为“局部过热”、“部分行业过热”。怎么办？——还是要加强行政审批。
按理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角理应让位给中央银行，必要时再加上财政部。可是在此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尽管我们的经济基础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对外开放程度也已经很高，但是调控的主角仍然是国家计划部门，使用的手段仍是以行政干预为主。这就难免不与微观经济基础发生冲突。
按照学者们原先的设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逐步确立，原“国家计委”应当演变成一个高于各部委之上、立场比较超脱，专门负责制定中长期规划、发布预测指导的高层次协调机构（类似于日本过去的企划厅），而不再继续承担具体的项目审批任务。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的国家发改委不仅拥有宏观调控权，而且还拥有微观项目审批权；不仅负责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而且还肩负着体制改革的重任，身兼数职，职能之间存在着多重矛盾和利益冲突。
通常，宏观调控要求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着眼于国民经济全局，尽量采用间接的调控手段来把握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力度。相比之下，微观项目审批有可能“寻租”，而宏观调控则无法“寻租”。因此，当官员整天忙于项目审批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忘记宏观调控本身所应追求的目标。于是，经济冷的时候要行政审批，热的时候要行政审批，过热之后还得要加强行政审批。甚至在同一时间段里可以“两手一起抓”：一手抓国债项目审批，解决“过冷”问题；一手抓行业准入审批，解决“局部过热”问题。如此下去，国家计划部门的权利非但不会缩小，反而会越来越大，这岂不与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矛盾？相反，一旦经济真的实现了相对平稳运行，国家计划部门反倒会感到无事可做。于是，一个以平抑经济波动为目的的制度安排，反而变成了刺激经济波动的“激励机制”，变成了只有经济出现大起大落，才能够实现国家计划部门权力的最大化。
其次，目前国家发改委身兼发展与改革两大重任，容易导致发展优先、改革滞后的局面。尤其是当发展与改革之间发生冲突时，由于有关发展的任务通常都比较紧急，因此部门领导很可能会“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而将改革置于第二位甚至是更靠后的位置上，能拖就拖，从而延误改革的有利时机。
如今，中央高层领导已经下定决心要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并将2005年定为“改革年”。但是，由谁来负责具体落实中央的这一重要决策？由谁来负责设计改革方案？如果说中央高层领导是新一轮改革的“第一推进主体”的话，那么谁又是改革的“第二推进主体”？这已经成了非常现实的问题。
2、中央银行独立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从货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