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欧洲必须加强与亚洲，尤其是与中国的联系，否则，就不能与美国的企业和金融资本进行势均力敌的竞争
文/宿景祥
古罗马人有一句谚语:人离得越远越受敬重。中国有句古语：急生速死，大器晚成。用这两句话来说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
中国和欧洲，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距十分遥远。两千多年前，彼此就都知道对方的存在。近年来，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发展迅速，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种种事实表明，中欧关系是一种全面的多维关系，一种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最终形成世界事务中的一个“新轴心”。
全面的多维关系
笔者认为，在经济领域，中国和欧盟彼此很快就会成为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
2002年，欧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03年，中欧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0%。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当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总额已经达到1250亿美元。而欧盟方面统计的数字更高些，达到1350亿欧元，折合1650亿美元。去年上半年，中欧双边贸易额又猛增了44%，估计全年增长幅度在40%以上。10年前，美国和日本在对中国的贸易方面占了先机，现在欧盟已经赶上来了。
欧盟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方面也位居前列。
据欧盟估计，欧洲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超过350亿美元。诚然，在中国的市场上，美国公司的势力更大一些，有近5000家；而欧洲人投资的公司只有3000多家。但欧洲公司的数量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加，上升很快。而且，在中国经济中一些增长最迅速的领域，欧洲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人作为化工支柱产业大力发展的乙烯工程，新上马的项目都是由欧洲老牌公司，如德国的巴斯夫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荷兰皇家石油公司来承建的。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技术设备，这正是欧洲一些重量级公司，如德国的西门子和法国电力公司的强项。西门子公司已经在中国获得了一项总价值近8亿美元的铁路机车和电力设备合同。
欧盟不仅是对中国技术和设备出口的头号外国供应商，并且邀请中国参加了许多联合技术项目，包括欧洲的“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计划，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科研合作项目“欧盟——中国框架计划”。
在政治领域，中国和欧盟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自1997年以来，中国和欧盟一直在轮流举行欧盟与中国的年度首脑会议——去年12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已经是第7次。2004年，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和吴邦国委员长，相继对欧洲进行了访问，充分表明中国方面对欧洲战略的重视。与此同时，中国不断地接待来自欧洲和欧盟的领导人，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通过高层的不断交流，中欧双方促成了一系列重大协议。
在军事领域，中欧双方都互称“战略伙伴”，中国与欧洲许多国家都分别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军事交流关系，并启动了与北约的对话。中国海军去年与法国和英国的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搜救演习，这种军队与军队之间的交流还是第一次。英国为中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开设过训练课程。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军事参谋学院，都有中国的军官在接受培训。
中国和欧洲在其它领域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由于美国政府严格限制签证的措施，导致许多中国学生转投欧洲。据估计，有10多万名中国学生在欧洲的大学和专科学校学习，这一人数大大超过了在美国注册入学的中国学生人数（约在6万名左右）。在10年以前，爱尔兰还没有几个中国人，现在至少有4万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人拿的是学生签证。
历史上，欧洲曾多次出现过“中国热”。但这一次似乎是最真实、最炽烈的。去年，法国政府宣布2004年为“中国年”，并在全国各地举行了近400次相关展览和活动，最好地反映出这股席卷欧洲的“中国热”。
“世界大三角”的长边
当今世界呈现出一个新的“大三角”关系。在军事力量上，美国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但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上，欧洲和东亚足以同美国相抗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中国作为东亚新崛起的大国，对于美国的单边政策和外交行为，持有自己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不谋而合，都在寻求遏制美国力量和霸权的途径。法国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处于最前沿，德国、西班牙和北欧国家，也都持有这种想法。发展多边主义和约束美国的霸权行为的共同目标，使得中欧关系成为“中美欧大三角”中最活跃的一条边。
欧洲实现货币统一后，法国作为“欧洲经济合众国”的盟主，有能力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采取不同态度。大多数法国人认为，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与法国的极右势力有共同之处，进攻伊拉克将导致法国的新保守主义抬头，希拉克总统不得不采取反对态度。在政治上，德国通常是交给法国打理，自己则专心追求经济利益。德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虽然比日本还高，但多为欧共体内部贸易，并不十分依赖美国市场，因而，即便公开反对美国也无妨。
欧洲同美国相抗衡的历史渊源很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在全球范围内诞生了社会主义制度，迫使资本主义各国谋求建立“协调体制”，于是在1947年3月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美元和黄金联系起来。这种体制的矛盾在于，虽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可以作为与黄金具有同等价值的信用货币使用，但在美国国内，却不能自由兑换，黄金也不能自由进出口。也就是说，美国可以把在国内“无价值”的美元，在国际贸易中作为与黄金有同等价值的货币支付。这是一种“炼金术”，而且只有在美国确保财政收支平衡和经常收支盈余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功能，但美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于是，1971年美国终于被迫放弃这一体制，进入浮动汇率制时代。实行浮动汇率制后，汇率风险增大。1999年，欧洲引入了欧元货币，各国把货币主权交给了欧洲央行，但国家主权仍归属各国，在统一的方向上更迈进了一步。
在欧洲，法国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无法靠一国的力量在政治、经济上与美苏相抗衡，于是便策划联合前西德。德国战后被美、英、法、苏分割占领，要统一必须得到四国的批准，解除占领状态。德国如果与美国联手，会严重刺激苏联，所以只能与法国联合。对于法国提出的统一经济的想法，德国也无法拒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统一之所以取得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是因为在法国看重政治，德国看重经济，双方达成了利益的一致。今天，这一结构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
美元至今仍然继续发挥世界基轴货币的作用。这是因为，现代国际货币流通所依据的不仅是经济能力，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本市场和军事力量。从本质上说，美国的单边主义并不是因为美国变成了强大的帝国，而是其想用军事力量掩盖经济的脆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把庞大的国家预算，投入到最尖端的军事、航空航天、信息通信等技术的开发，而最具经济增长效应的重化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很低。
欧元区在经济能力、金融及证券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方面，正逼近美国。由于欧元刚刚启动，尚无确切数字证明欧元正在成为可与美元相匹敌的国际货币，但欧元启动后最明显的特点是，以欧元支付的金融资产正在增加。欧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在迅速提高。
据欧洲央行调查，除欧元圈12国外，采用本国货币汇率、以某种形式与欧元挂钩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50个。亚洲是世界的资金库，日本官方的外汇储备目前超过了8000亿美元，中国为6000多亿美元，中国台湾和韩国各为2000多亿美元，中国香港和印度也差不了多少。各国和地区中央银行历来对外汇储备的构成很少透露，但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目前，在中央银行的全部外汇储备中，2/3以上仍然是以美元的形式持有。从美国政府债券的持有情况来看，美国对外国政府的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了：在1990年时，外国人所持有的美国国库券占20%，而2004年外国人所占比例达到了46.8%。
中欧没有“历史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地理上接近的国家，在漫长的岁月里，容易互相认识了解，也容易互相敌视。正因为离得近，互相冒犯的机会也就更多。如果在空间上或者时间上相距遥远，反而容易形成美好的“传说”和“神话”，相互寄托未来的希望。
中国和欧洲,是这种关系的典型实例。早在汉代，中国和欧洲就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公元前126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他从今天的伊朗境内带回了苜蓿种子和葡萄苗。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比张骞还早近200年来到这里。罗马帝国时期，开始把中国称为“秦”(Cina)。汉代的中国，则把罗马帝国称为“大秦”。这种称呼本身便含有某种敬意，而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敬意很少对其它民族和国家自发地流露过。
中国和欧洲遥遥相望、互相倾慕了1000多年。直到元代，一些欧洲人终于来到中国。到了19世纪，中国和欧洲终于正面接触。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欧洲国家很早就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北欧国家和英国更早一些，在1950年就已经和中国建交，1964年中法建交，1975年欧盟的前身“欧共体”与中国正式建立关系，但双方的外交联系时断时续，贸易仍然受到限制。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与欧洲大陆各国建立贸易和政治关系的道路被打通。1994年，欧盟制定一套明确地对华战略，双方的关系明显好转，逐步全面铺开。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制定了一套战略框架来监督双方关系的发展。从1995年起，欧盟委员会开始颁布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来指导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则在2003年10月颁布了一份关于它与欧盟关系的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阐述了欧盟在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时所采纳的政策以及各种正在进行中的计划和接触。
空间上的距离，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对于中国来说，与欧洲之间关系比较简单，既不像日本那样有历史问题，也不像与美国的关系那样，有台湾问题。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严格遵守“一个中国”政策，既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也不接待台湾地区领导人。欧洲各国政府还严格约束台湾设在本国的代表处，只允许它们推动贸易发展而不能从事其它工作，而欧洲国家驻台湾代表处也同样限制了自己的活动。在欧洲的政坛上，不存在像美国那样的“台湾游说集团”。
总的来说，由于没有“历史问题”和“台湾因素”，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也就简明了。尤为重要的是，欧洲在东亚没有真正的军事或战略利益。既然欧洲没有军队驻扎在这一地区，就不存在把另一方视为潜在威胁的问题。这一点，与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也有根本性的不同。
当然，中欧关系最为牢固、最为坚实的基础，是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对欧洲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中国是一个近乎用之不竭的出口市场，中国是一个有巨大吸引力的投资和创业场所。
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欧洲无法帮助中国缓解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但欧洲企业却能够满足中国的许多技术需要。与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相比，欧洲的企业更愿意向中国转让先进的技术。
中欧:世界事务的“新轴心”
当今世界的发展，正处于历史关键点上。美国在向南北美洲联邦的方向发展，欧洲已经结成了欧洲联邦，并逐步向一个更大的联邦即“欧洲—非洲—大洋洲联邦”的方向发展。如果亚洲一体化的进程能够加快，就能在经济和资源方面与美洲和欧洲势均力敌，三分天下。但实现这一情况的前提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联系，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在古罗马时期，欧洲和中国之间有一个“安息帝国”，借助于地理位置控制了交通要道，对过境商品征收巨额关税。为了打破安息帝国对贸易的垄断，直接同中国购买丝绸，罗马帝国曾经与它打了好几百年的仗，不幸的是最终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今天，欧洲大多数国家，人口增长缓慢，工业和市场已经成熟，投资机会较少。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市场在急剧扩大之中，可以为欧洲企业最大限度地提供投资机会和产品出口。
欧洲必须加强与亚洲，尤其是与中国的联系，否则，欧洲企业就不能与美国的企业和金融资本进行势均力敌的竞争。
欧洲之所以把未来的希望给予遥远的中国，是出于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有着很清醒地认识：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技术升级方面，中国比过去的日本和“四小龙”要快得多，政府政策和控制能力强大。当然，最关键的是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地域辽阔。对于欧洲企业来说，甚至于那些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如环境恶化、金融失调、人口老龄化等，同样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
中国崛起的进程才刚刚开始，至少在未来20年里，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都将是世界事务的“新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