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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家族的起起落落，林希当然有说不完的段子。但他说出来又很平和，带点嘲弄，像在说别人家的故事
文/本刊见习记者 雷晓宇
新潮的老头我知道两个。一个是三联书店的沈昌文，老先生一把年纪了，还乐呵呵地跟人说木子美，还要写博客。一个是面前的天津作家林希，这个写过《蛐蛐四爷》、《买办之家》的70岁老人，用笔记本电脑写作、上MSN聊天、下载《超级女声》，他笑嘻嘻地问我：“到底什么叫做PK？你觉得芙蓉姐姐怎么样？”
可以想见，对这样一个人的采访不会受到话题的局限。事实上，林希本身拥有多重的身份与视角。他本名侯红鹅，是天津著名买办侯家的第四代，是家族命运的亲历者，过的是世家的日子。他是土生土长的老天津人，了解这个地方的民间段子。他又是作家，对于城市和城市所经历的时代，他能够以一个观察者、研究者的角度加以揣摩。这样的多重角度，加上地方史专家张仲先生的叙述，天津顿时变得立体起来。
买办阶层的暴富与尴尬
林希坚持认为世家的概念需要这样来界定——所谓世家，必须是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起到过重要影响的这么一个家族。这个影响不是一代人的影响，而是好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延续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文化背景，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
那么侯家算不算世家？“我们应该算暴发户。发迹过程超越了一般规律，三五年之内，经济实力超过别人几代人的积累，这就是暴发户。”
那么侯家暴发到什么程度？“富到什么程度？富到吃皇粮。暹罗国（就是现在的缅甸）大米进贡给皇帝，运到天津来，得给我们家留够一年的吃食，再给皇上。真是无法无天。”
鸦片战争之后，天津开埠通商，率先开始了和西方现代文明的接触。买办阶层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崛起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它必须要和中国人做生意，但是当时中国人见了外国人都害怕，也没有做国际贸易的意识，这时候就必须找到一些中国人做代理。
林希的曾祖父当年为日本三井洋行做代理。“他就是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从事正常的商业往来：从中国批发矿产和土特产，从日本运来五金制品。林希的祖父在南开大学毕业后，进入美孚油行工作。他的父亲则是在大阪一家运输公司做高级职员。
这种买办角色拥有特殊的政治势力。一方面，有租借地的地方容易发生教民纠纷，这必须靠买办来斡旋解决，所以连政府官员都忌惮他们三分。据林希的祖父回忆，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前，他的父亲每个礼拜都会去找市长下棋，不下到赢，不走人。另一方面，买办除了商业事务，还担当一定的政治角色。清政府甲午战败后的四万万赔款不是直接交给日本政府，而是通过三井洋行来办的。清政府把钱给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中国掌柜给三井洋行，落到三井洋行的账上，三井洋行再转给日本政府。国与国之间经济往来、国际贷款，那时候都是通过洋行来办的。
买办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羡慕的阶层。不但受教育程度高、有势力，而且待遇也不是普通人家可比。林希的父亲在美孚油行，一个月的底薪是80块银圆加40斤白面的市价折现，另外还有一个红包，是给太太的，用于在外面吃喝玩乐用的，数目大概是底薪的两倍还多。林希说，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的国统区金融风暴中，侯家就靠这两个红包生存了下来——“所以这是西方工薪制度合理之处。它能够预见到社会经济的动荡。你凭什么给我公司卖命？就是你进到我公司以后，你一家子可以活。不管外面多乱，只要有我一天，就行。”
但买办阶层遭遇的尴尬也不难想见。他在外国人面前代表中国，但是始终难以得到国内的政治支持和认可，被认为是“假洋鬼子”。义和团的时候拳民杀“二毛子”，买办就在“二毛子”之列，上了黑名单，要满门抄斩的。当时林希的曾祖父因为并不是教民，又把家里的院子捐给义和团做坛口，每天烧香拜神，这才逃过一劫。
日本人侵入中国的时候，林希的父亲在日本大阪运输公司工作，遭遇的尴尬就更险峻了。这里边有一个类似余华《活着》的段子：该你的钱你没要，替你拿钱的那个死了。
1937年旧历6月18日，天津塘沽码头一片繁忙，日本人在码头装箱运军火，不能叫外人看见。第二天林希父亲到公司一看，侯先生名下一笔巨款。一问，说别管，您名下的钱。原来，日本人往中国运军火，不能用军舰运，那等于发动战争，得用商船。大阪公司的商船给日本军方运军火，这个商船运到之后，有你侯先生多少利润。林希父亲给吓着了：“不要。这钱我不要，不是我该收的。而且运军火的钱，我可不敢要。”
“后来，有一个见利忘义的土老帽，说您把钱先搁我这。那很是一笔钱哪，他又是守财奴，钱到了解放还没花完，解放军就查他，没几个月就给枪毙了。”
林希父亲有这个道德底线，不是自己的钱绝对不要。不过，他也的确把钱看得很淡——“按我父亲的想法，钱有什么用呀，他都不知道要钱干嘛”，这是一种只有从来没缺过钱的人才会有的财富观念。侯家三代做买办，和外国人做生意，从来就没有想过买房买地购置不动产，总觉得那是农民才干的事，几亩黄土地，世世代代你分点我分点。他们有点不屑。侯家曾祖父四个儿子，就设四个账房，谁手里没钱花了就上账房去领钱。这样一来，亲戚之间的感情都挺和睦，但是也错过了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最佳时机——到后来，侯家在天津绝对算富人，但没能成为显贵。
在那个无序又蓬勃的时代，有些买办则抓住了机遇，成为大亨。在号称“东方小巴黎”的天津劝业场边上，有一栋西式风格的8层大楼，叫做渤海大楼。它是天津当年最高的建筑，是大亨高星桥在1936年为自己的儿子高渤海修建的。当年天津劝业场4个角，高家号称占了3个角，是叱咤一时的人物。
天津地方史专家张仲讲了一个段子。当年外国人来天津筹备煤矿公司，要找一个懂做生意的中国人来帮忙，有人推荐了高星桥。高星桥把外国人带到海河码头边，指着一艘船说，这船烧的是开滦的煤，因为冒的烟颜色深。又指着一艘船说，这船烧的是哪哪的煤，因为烟色浅、不纯。外国人一听，这是高人，立马决定听他的。这样，码头混混高星桥得以进入一个更高的商业格局，加上他本来积累的三教九流背景，很快成为天津最大的暴发户。
宿命
天津流传一个民间故事，说有个有钱人家的老娘过80岁生日，儿子问：“妈，您还有嘛亏心的？”老娘说：“我没啥亏心的，就是没看过放火。”儿子说这好办。他买下天津郊区一个村子，到老娘生日那天，全家人开过去坐定，然后一声令下，雇人敲锣打鼓地放火烧了村子。老娘活了80年，总算见识了放火是怎么回事，这个生日不白过。
这种完全没有理智的奢侈挥霍，几乎是中国世家的宿命。林希为世家总结了一条命运主线：一，创业一代。靠历史机遇和个人资质，完成原始积累，发家致富；二，守业一代。有了钱，最重要的就是被人尊敬。致力于为自己的家族作一个文化上的定格，努力向书香门第靠拢，也开始积累自己的家族价值观念。好比《安娜卡列妮娜》里面的贵族，一旦出头，就隔断和农村的联系，进入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去交际，去听音乐看歌剧读小说看油画；三，享乐一代。名利兼收了，便再无迫切愿望改变现状，除了享受人生，便再无别的追求；四，败家一代。这是疯狂消费疯狂人生的必然走向；五，破落一代，这一代人经济上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但是祖宗传下来的精神内核还在，他们极力为自己的家族做一些文化上的总结。
林希承认自己就是“破落的一代”。他对自己家族的总结，就是他祖父晚年跟他说的一番话。“有一次，我祖父找我们谈话，说家里已经败了，遗产留下也没有用了，给你们留下三样东西。我还以为什么古董呢，结果他说，一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二是百折不挠的意志，三是健康的身体。有这三样，你们就能立足。只能依靠这三样。这个对我影响特别深，这种精神承继比财富承继更牢固。我祖父老一辈，他们集一生的经验，看到了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至于享乐和败家的历程，林希赶上了一个尾巴。
林希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有个事情很有说服力。他在华北高工（天津大学的前身）上大学的时候，被袁世凯选进了海军大学。选人标准是什么？人要长得漂亮，肚子要大，要有绅士风度，要会跳舞会赌博会喝酒会玩，必修的功课就是吃喝玩乐。所以林希的父亲天生精于此道，是个“交际男子”，吃喝嫖赌样样都来。林希亲眼见过父亲打扑克牌，“面前的钞票真的是堆成山。要堆成山得多少钱？现在十万八万的都堆不成山。一会儿，哗哗哗一转，钱没了。”
林希还有两个老熟人，他们不是亲眼目睹，而是身体力行。一个是陈寅恪的侄子，现在还生活在天津，70多了。他一辈子怎么过来的？就是经常拎个水罐子拿出来卖，卖个20万、30万，过两个月，再卖。“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娇生惯养的，车站一出来就一个劲问：哪吃饭去？”
另一个是“老牌花花公子”。林希学着那种慢条斯理的口吻：“我那个时候上北京，坐观光车，就是慈禧坐的，从西安回来坐的那种。我下了车在北京，半个月吃饭就没动过筷子，吃西餐？哪呀，喂呀。他们一个一个往我嘴里夹！”
从享乐到败家，除了个人挥霍之外，还有社会的原因。
一个是天津人文化性格的驱使，懒。林希的祖父是南开大学毕业生，中国第一代会说英文的中国人，他和周恩来是同学。林希曾经问过他，那时候周恩来去法国追求真理，你怎么不一起去？祖父说，那时候周恩来也来找过我，说一起去吧。我们说，你去西方寻找真理，我们就在东方寻找真理吧。“结果，人家西方寻找真理的都回来了，他们这帮还没走呢。”
林希将之归结为天津人的惰性和码头文化。“家里太有钱了，没有奋斗的动力。天津人天生争强好胜，但又懒惰，只要有明天的饭吃，就不出工不拉车，等到第二天下大雨，他没饭吃了，就去偷、就去抢、去讨饭。”
二是社会环境使然。四十年代的中国，局势混乱，日本人一走，国民党的经济崩溃更加可怕。法币、金圆券，上缴金条硬通货……这些货币改革接踵而至，中国的世家，尤其是没有政治背景的世家的破落是大势所趋。“我就亲眼见过我祖父掉眼泪。金圆券一出来，一夜之间，所有存款归零。以前算钱的都不算了，拿十万元买一盒火柴，到那种程度。这个过程多长，也就一个星期。到金圆券一下来，夜里12点一发布，到第二天早上，完了。所有金子硬通货一律归国家、归蒋介石，私藏硬通货就是非法，就像斯大林时代谁家有美金就枪毙一样，所有民间财富都被搜刮光了。”
经历了这样的家族起落，林希当然有说不完的段子。但他说出来又很平和，带点嘲弄，像在说别人家的故事。他觉得自己得益于祖父辈的文化定格，这才是中国人的传统走向。他再三强调，一个世家，必须有自己的家庭文化背景和价值理念，这样一旦有了社会风波，后辈随波逐流的可能性就小，也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有一些家族缺少这个观念。行伍出身，买个房产，够我吃几辈就完了。他们不知道社会会变化，以为今天就是永远——这是中国人最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