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那些被奉为上宾的金融巨头们利用中国混业监管上的缺失，加速在中国金融业的网状布局
文/本刊见习记者 盛岚
“你下过围棋吗？对于在华外资金融机构来说，2005年的主要工作是布局，把关键的‘棋子’布好。”渣打银行中国区的一位管理层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毕马威近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未来一年里，金融业将成为中国并购市场的热点和重点。报告预测，中国将从2005年下半年起进入金融业并购的活跃期，并在2007年出现一次高潮。而外资金融机构无疑是并购的一大主角。
截至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只有农业银行尚未获得外资机构注资。据中行行长助理朱民透露，目前，还有多达十四起外资金融机构洽谈入股国内商业银行的谈判。
参股中国的商业银行是外资金融集团的一步棋，随着他们在保险、基金等金融领域的相继落子，其集团优势将有更多显现，中国金融企业所感受到的不公平和竞争压力将会越来越强烈。
混业经营网状布局
荷兰国际集团（ING）无疑是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集团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家。
ING成立于1991年，是欧洲第四大金融机构，也是一家典型的混业经营金融财团。它在全球的业务涉及三大部分：银行、保险、资产管理。1993年下半年，ING成功说服北京市政府，双方共同发起成立了一只产业基金——ING北京投资公司（亦称ING北京基金）。时任北京计委主任的刘晓光（现首创集团总经理）和胡旭成分别就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第一只基金。1994年5月，ING成功地促成了ING北京基金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2002年起，ING北京基金已经将主要投资业务全部集中在地产业。其余产业投资基金纳入霸凌投资集团。
2003年1月，ING通过与招商证券合资的招商基金管理公司介入基金领域。招商基金是四家首批获得社保基金管理人资格的公司中惟一的一家合资公司，至今管理的资产总值约300亿人民币（36亿美元）。
保险是ING看家的领域，在中国自然也是实力不凡。旗下的两家公司太平洋安泰人寿和首创安泰人寿各自以上海和大连为中心，分别开拓南北两个区域市场。其中的首创安泰人寿保险公司进入大连市场一年后就闯入该市寿险个人业务新契约保费收入的前三位。
ING在中国的银行业务是通过其在上海的分行来运作的，在北京还设有代表处。ING银行是为数不多的获得人民币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几家外资银行之一，可以向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拆借人民币贷款。2003年9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荷兰ING银行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投资额度5000万美元。
2005年3月31日，ING集团全资子公司ING银行正式宣布签约北京银行，购买其19.9%的股权，一举成为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
与此同时，ING亚太区中国区总经理吴志盛已经向外界确认了ING正与多家机构进行接触，准备在中国筹建一家养老金保险公司的说法。
就在中国本土金融企业想方设法打破“分业经营”界限，“曲线”拿到其它金融领域的经营牌照、打造金融控股集团的时候，ING已经悄悄坐拥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门类的企业，提早实现了中国“金控”梦想。如果说，这一点在ING挺进的其它国家中不足为奇的话，在中国这样一个严格实行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国家里，应该值得庆幸了。
其实，“分头突破”，提前进入中国金融业多个领域的不仅仅是ING。
1998年10月20日，德国安联合集团投资的安联大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获批成立；2003年3月25日，安联与国泰君安证券合资的国联安基金正式成立；次日，安联财产保险广州分公司也宣告成立；2005年8月30日，安联宣布参股中国工商银行。至此，安联集团在中国已经涉及银行、寿险、产险、基金管理业务。
再来看看我们更熟悉的汇丰集团。自2001年起，汇丰集团即对中国金融业开始了投资。在银行领域，汇丰直接和间接投资的机构就有四家，即上海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和交通银行；2002年，汇丰正式参股平安保险；2004年10月，汇丰和交行成立了太平洋信用卡中心；目前与山西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的汇丰晋信基金管理公司正在筹备之中。
另外，美国AIG集团、英国保诚集团、美国保德信集团德意志银行、荷兰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也已经或者即将把触角伸至中国金融市场的多个领域。
“外资金融集团在华开展业务的时候能相互促进，在资金运用上能相互补充。如在向中资企业提供银行贷款的时候，承诺可以为其上市，尤其是海外上市提供帮助。因此他们在国内已经显现出了一定的经营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陈道富向《中国企业家》记者表示。
环环相扣一本多利
其实，从ING们投资中国金融业的交易达成之时起，环环相扣，一本多利的综合优势已经显现。
落子银行是外资金融集团布局中国的重要一步，因此，外资金融集团在选择合资对象的时候，思量再三，尽力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整合利益的中方伙伴。
汇丰银行在中国交通银行与平安保险首次公开发行前，分别对它们投资了17亿美元和6亿美元。在它们上市前，汇丰都毫无悬念地被选为承销商。
金融业分析师认为，在中国金融业改革的过程中，各家投资银行既被当作顾问，也被当作战略投资者。
“所有银行都竭力否认，此类股权收购与股票承销权之间存在任何联系，它们声称，必须根据投资本身的价值对投资做出判断，因为首次公开发行承销费要比收购股份的支出低得多。但不成文的规则是，投入资本能使投行赢得首次公开发行权的理由更充足。”《华尔街日报》对此评论。
“这也是参股四大国有银行的主要是国际著名投行的主要原因。”一位业内人士提醒记者，“目前在中国业务开展的不充分或者几乎还没有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则看中了四大行的网络和品牌。”
国有银行所具有的品牌和网络优势能够为提供基金、保险、信用卡等等全方位业务的外资银行带来几何倍数的附加值。
工行是中国最大的银行，零售顾客人数比墨西哥人口还多，企业客户数目超过香港总人口。
正是因为看中了工行的网点优势，据记者了解，高盛、德国安联和美国运通三家投资人没有等待工行拿出账面价值和审计后不良贷款的数据，就承诺出资30亿美元，收购工行10%的股份。
“中国业务特色明显的外资银行则将目光盯在了股份制商业银行身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向记者表示。
巴曙松认为，外资金融机构对于中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青睐有加，除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较为健全、历史包袱较小等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们更看重的是对银行的控制力。外资公司将逐渐谋求控制权。这种势头已经开始显现。
“对于看中中国高端市场，并为此提供高附加值的综合服务的外资金融机构来说，只需要进入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城市。用相对较少的投资获得更多的有效价值。”一位本土金融业人士评论。
ING这样的金融航母采取的就是上述策略。
成为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后，ING集团主席陶特曼认为：“这次投资深化了ING集团在北京市场的拓展，并为我们向不断增长的庞大客户群提供更多保险与投资产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他说，ING会利用北京银行网点推出保险和理财，目前主要是传统的寿险产品，并逐步扩大范围。
北京银行目前是中国第二大城市银行及北京地区第三大银行，通过其116家支行为个人与公司客户提供服务。同时，北京银行还在其覆盖网点设立了272台自动取款机，并建立了快速增长的电子银行业务。
记者了解到，此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北京银行即将其116家支行中的30家支行划拨给ING旗下的首创安泰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销售银保产品。并且，这只是“首批试点”网点。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北京银行尚未与首创安泰保险公司签订排他性协议，但是未来不排除这种可能。
“毕竟ING已经是北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该人士表示，
整合优势尚未显露
不过，在安邦特约经济学家钟伟博士看来，外资金融集团在华的布局刚刚成型或者还没有完全成型，因此他们的整合优势还没有充分显露，甚至基本上没有显露。
友邦华泰基金公司的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同为AIG集团下的成员，友邦华泰基金现在与友邦保险的合作现在还停留于合作培训等基本层面，未来会在品牌资源整合等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则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比较形象地看到未来金融控股集团的整合优势。
企业年金一直被视为中国金融“混业平台”的领域，而企业年金市场之大似乎至今还没有谁敢说出一个准确数字。
ING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潘昌曾在国际保障协会第28届全球大会期间向记者介绍，ING集团在全球70%的保费收入来自企业年金，其管理的80%资产来自于企业年金。
“以ING为例，只要集团内的伙伴愿意，养老金公司做受托人、银行做企业年金托管人、证券公司做投资人，再选其中一家做账户管理人，ING一站式服务的便利跃然纸上。”业内人士指出，“正因为此，ING对中国养老市场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为了抢得先机，他们甚至参与到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过程中。1998年，他们参与了中荷两国政府共同发起的中国养老保险体制联合行动方案。此后，他们的身影几乎出现在所有中国养老改革试点的现场。”
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大限将至的时候，国际金融航母在中国的轮廓开始渐渐清晰，但中国的金融企业受制于目前的金融政策更多的只能是“望洋兴叹”。
起步较晚的实践，带来了监管经验上的缺失，尤其当外资金融集团将成熟的境外混业运作模式移植到中国的时候，监管薄弱的问题更显突出。
陈道富认为，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协调不足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金融领域的监管是以机构为主的分业监管，外资金融集团分别进入中国的各个金融领域，分别满足各个监管部门的要求，但整体上的效果却超出了中国对混业经营的限制。
钟伟表示，国内监管经验的缺乏可以给外资金融集团在中国的运作带来一些“灰色地带”：比如，如果跨国公司是外资金融集团的主要公司客户，那么对跨国公司这样的集团客户，金融监管当局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如果高收入人群是外资金融集团主要的私人银行业务客户，那么监管当局要阻止金融集团对客户提供几乎国际化的私人银行业务，几乎是不可能的。
“加强监管协调不能仅停留在一季度一次的联席会议上，应在国务院层面对一行三会的监管行为进行协调，建立危机处理、业务创新、信息等不同层面的协调机制，同时增加司局级层面的监管协调。”陈道富向记者强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