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在幕后为IC设计企业提供代工服务,是芯原做最少得更多的原因
文/本刊记者 林涛
“你找我们老板啊?”芯原公司的保洁员好奇地凑过来,压低嗓音说,“我们老板忙得很,老在外国跑。是赚大钱的。”圆脸,戴一副眼镜,几缕头发随意地搭拉在前额,下巴上留着几根未曾刮净的胡须,说话的语速缓慢,思维严谨,态度随和。眼前的戴伟民符合记者对这位科研人员背景创业者的想像。
一旦开始分析和讲解芯片设计行业的趋势以及公司的业务,爱用英文专业术语的戴伟民马上开始滔滔不绝,且很难打断。20分钟后,大概是意识到记者存在对专业概念的理解困难,他开始改用各种简单的比喻来解释公司的业务。最后,他补充了一句,“很多人都不懂,包括公司的投资人,我也要费很大力气去解释。”今年芯原的营业收入将达到1300万美元左右,在过去的三年中每年呈3倍增长。
“do least for more”
“我们是IC设计公司和芯片代工厂之间的桥。”戴伟民2001年创办的芯原微电子公司最基本的业务模式就是牵线IC设计公司到芯片代工厂去完成流片,除了帮助设计企业完成部分设计外,芯原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就是提供IC设计所必须的标准单元库。
“就像造房子用的砖块,IC设计公司是造房子,我们就提供砖块。”戴伟民喜欢用砖块或者布料来形容标准单元库的用处,“不可能每个人去造房子都要自己烧窑造砖,他用我的砖,我就给你去用,随便你用好了,如果你做失败了就算了,如果你成功,我就找你收钱。”
其实,芯原不仅可以提供砖块,还具有造房子的能力。特别是2004年,芯原并购了IC设计企业香港众华及其子公司上海众华,这使得芯原具备了更加全面的芯片设计能力。芯原公司主管工程部的副总经理蒋寿美表示,以芯原的IC设计能力来看,完全可以设计出一个完整的产品。
“do least for more,do more for least(做最少的得到更多,做更多却得到最少)”。拥有设计技术的戴伟民却无意把芯原做成一家IC设计公司,而是甘于在幕后为IC设计企业提供代工服务。
“我们的盈利模式决定了我们不是设计公司,而是设计服务公司。我们不打自己的品牌。”在戴伟民看来,做一个有品牌产品的设计公司,需要有市场的渠道,而且有很大的市场风险。而在设计服务的模式下,芯原不存在产品库存,不需要占用太多的资金,而且不需要考虑市场,大大降低了风险。
比如设计一个mp3芯片,设计公司首先要对生产的标准和市场需求很了解,还要有做分销的经验,这样才能保证将来产品的销量。“做了一大堆,如果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全都完了。”而芯原根据芯片设计公司给出的方案来完成具体的设计,不用考虑市场等其他环节。在这样的模式下,芯原可以同时为多家mp3芯片设计公司提供设计服务,除了可以收取设计费外,如果产品获得成功,将来还可以获得一定份额的提成。“只要有一家活了,我就活了。”戴伟民的语气平和,仿佛是在描述别人的生意。
做公司就像做教授
进入商界对于戴伟民来说,是一个意外。1956年,戴伟民出生于上海,1980年,全家移民美国,当时戴伟民正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大学二年级,所学专业是应用物理。到了美国以后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电子工程系,事实上,当时的戴伟民并不喜欢电子工程。“我们这一代人去美国,首先是要生存,像计算机,电子工程都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如果要做医生,需要耗上八年,那就有问题了。”
在大学里不仅要教书,戴伟民还要学会从工业界拿到科研经费,因为电子工程属于应用性的研究,所以学校要求教师从企业界获得研究经费,工业企业愿意提供资金才说明这项研究具有实用性。1990年,戴伟民得到美国总统青年研究奖,并获得一笔资金。但是这笔钱并不是直接给他,而是需要他去工业企业也拿到钱,“拿到一块,他补给你一块。”“做研究,做论文,拿到钱。然后招学生进来,带学生做研究,就要付他工资,一年费用可能要100万美元,如果你要养10多个学生,这个费用不得了。所以在美国,博士叫导师是boss,因为他是要给钱的。”戴伟民解释说。“在美国,做教授就像做一个公司一样。”
美国这种强调实用性的教学模式锻炼了戴伟民的市场感觉,并且和企业界建立了联系。1995年,由于拥有一项很好的技术,他和自己的博士生在VC的支持下,创办了一家高科技公司。起初他并没有打算离开学校,所以他聘请了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结果,先后两任CEO都难以胜任,“感觉比自己做还累。”最后,他只有亲自来打理公司。2002年,这家公司被Cadence公司以1.35亿美元收购。而芯原的前身则是这家公司里的一个部门,在并购后脱离出来。就这样,教授戴伟民“被拖下水了。”
戴伟民的“三步曲”
2001年,全球芯片产业处于一个泡沫破灭后的低潮时期,此时的业界对以中芯国际为代表的大陆地区IC企业并不看好。这给了戴伟民一个先入的机会。
“在一个大家都能看清楚的情况下,就是谁钱多,人多就会赢。那时候就有些混乱,很多人看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这种设计公司就有些机会。”戴伟民看好大陆芯片产业的前景,于是在2001年底,他回到上海招收了第一批员工开始开发标准单元库等设计平台。2002年,芯原公司总部在上海成立。除了在美国设有研发部门外,芯原在台湾还设有分公司。这种结构有利于整合美国、台湾、大陆三地的资源,戴伟民称之为“Golden Triangle(黄金三角)”,而他也过着往返于三地的空中飞人生活。
作为IC设计服务公司,首先要和芯片代工厂合作,让芯片代工厂使用自己的设计平台。当芯原去拜访中芯国际时,当时的中芯国际还只是一片小平房。芯原很快就和中芯国际达成了合作,为其提供包括标准单元库在内的标准设计平台。当IC设计企业到芯片代工厂流片时,如果选择使用芯原所提供的标准单元库,芯原可以从芯片代工厂收取这些标准单元库的使用费用。这也是芯原初期主要的收入来源。后来,芯原的合作伙伴的名单中又增加了宏力半导体、上海先进、华虹NEC等芯片代工企业的名字。
然后,芯原开始去联系设计厂家,当时台湾的IC产业市场已经成熟,且竞争激烈,戴伟民总是听到台湾同行的抱怨,“卖一个芯片,比街上卖卤鸡蛋的老太太赚的钱还少。”所以戴伟民选择首先进入台湾市场,依靠大陆芯片代工厂的成本优势,芯原顺利地打开了在台湾的业务,目前,来自台湾的业务仍然占据芯原收入的一半。
戴伟民对芯原的战略发展规划有一个三步曲,“首先是台湾市场,把台湾作为开拓市场和练兵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美国和日本,长久来说,大的市场是美国和日本。第三步曲就是3、5年后,就是大陆。”
目前戴伟民正致力于日本和美国业务的开拓,多年前做研究时在日本积累的人脉现在开始发挥作用。但是他更看重的是未来大陆的IC设计企业,“3、5年前如果不做,你不会失去什么,但是今后3、5年如果再不在大陆做,你就会落伍。大陆市场很大,所以有些听都没听说过的设计企业可能会突然一下就冒起来了,哗的一下就长大了,特别是像深圳,珠海那些企业。”
市场和IC设计的繁荣也就意味着芯原潜在客户的增加,“今后卧虎藏龙,设计企业一定会突然冒出几家。”戴伟民对此充满信心。作为先入者,芯原已经在大陆IC设计服务领域占据了有利的位置。
“CEO是什么?C是customer(客户),第一件事情就是客户,E就是Employee(员工),你要照顾员工,这是根本。O就是Owner(所有者),就是VC,他们是给钱的,花了钱你就要给他回报。”戴伟民如此解释CEO的含义,
芯原一共接受了两次投资,除了最初IDG等三家VC的600万美元投资外,最近又接受了Intel创投、汇丰银行私募基金、联想投资等5家创投的1350万美元。和投资人的沟通是一件颇让戴伟民费时费力的事,“因为我做的事情是别人没有做过的,发展很快,经常要变化的。”
拍照片时,戴伟民坚持要去芯原公司楼外一个围湖而建的小型雕塑园,他喜欢在这儿散步。他总是说“公司业务就像雕塑,具有高度的艺术性。”绕到湖的对岸,戴伟民停了下来,指着俯立在湖中的一座雕塑说,“出太阳时它会在水里形成倒影,对面,就是我们公司。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