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何在WTO过渡期届满后采取更加有创造性的支持政策，来帮助本土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提高3G时代的竞争力，将是政府面临的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
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是一位寡言的和蔼老人。不过，最近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的几句“牢骚”，却为这个老人惹来了一些争议与是非，一些人甚至认为他的话代表了一种“倒退”。
他的原话大致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之内，根据世界各国的管理惯例，为我们自己的制造业提供合理保护。在这方面，政府的行动过于软弱。……我们的政府（应该）观察其它国家是怎么做的，同时学习欧美、法国、印度、韩国及日本等国的经验。”
这些话如果是从一位美国企业家口中说出，可能会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企业家认为政府理所当然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为本国的纳税企业争取更为有利的竞争环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动不动就传出中国企业在美国被列为反倾销的对象——因为他们的行政流程为企业提供了方便的政府游说途径，如果你在市场上硬拼不行，就通过改变政策对竞争者来个釜底抽薪，即便最终未遂，也可以搅得对手不舒服。
如果放在几年以前，这些话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动静。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正值中国加入WTO最后过渡期即将届满的敏感时期，而偏偏近些年中兴华为在国际上的拓展给人一种中国通信设备业已获得足够与跨国巨头同台竞技的能力的假象，从一个如此重量级的人的嘴里说出来的这番话，一旦实际影响到政府的方针政策，就可能产生外界对中国政府在彻底履行WTO条款可能性上的某种预期，并使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等这些中兴华为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产生某种不安。
不过，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一个寡言少语、从不惹事、极少在媒体露面的幕后老人，为什么会冷不丁冒出这些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呢？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国内电信设备商在3G即将启动前夜的一种焦虑体现。到目前为止，中兴在国内还只是在基于CDMA2000制式的3G领域有了一些可以预期的订单，而人们普遍预期未来3G的主要机会存在于WCDMA（一种在目前普遍应用的GSM制式的升级版），而这恰恰是爱立信、NEC等国外巨头的强项。以爱立信为例，目前它在中国GSM/GPRS电信设备市场的占有率已达到35%，而这些优势似乎又很可能帮助它在3G时代继续保持有利的竞争地位——实际上，在目前全球70多个已正式投入商用的WCDMA网络中，有超过40个采用的是爱立信的设备。而更让本土设备商感到不安的是，从去年底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爱立信仅从中国移动在两广的分公司就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GSM扩容合同，而外界普遍认为这几次扩容是3G的预演。
你也可以说，如何在WTO过渡期届满后看待对本土企业的扶持或支持，具有相当的现实和普遍意义，而侯为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并不是说在电信设备市场一贯有大量的扶持现象。实际上，中国通信设备市场从一开始就经历了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竞争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尽快改善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中国政府实施了“以技术换市场”的政策，甚至在1996年之前，一直对国外整机进口产品实行免税、减增值税的政策，而国产产品则纳全税。后来，中兴和华为钻了国外企业对广大农村市场鞭长莫及的漏洞，才一举用“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打下了一片天地。
但如何采取更加有创造性的（而不是明目张胆的）支持政策，来帮助本土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来提高在未来（主要是3G及以后市场）的竞争力，将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正如侯为贵所宣称的，日韩美等国的政府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日本和韩国为了支持本国的电信事业，不是采取更容易引起它国非议的直接扶持政策，而是通过引进或建立PDC（日本）和CDMA（韩国）制式，并建立相应的技术指标体系，为本国的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营造了一个相对受保护的经营环境。
而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则体现了更高层次的扶持技巧：该报告列举了一些国家存在的“问题”，比如，德国限制了线路租赁市场的进入，印度限制海底电缆容量，哥伦比亚、印度和中国对电信市场管制过多，墨西哥和韩国认证、测试程序过于繁琐，中国和韩国限制了供应商的数目。而众所周知，这些国家几乎都是目前最有吸引力的现实或潜在电信市场，也是美国电信企业重要的战略市场。
或许，TD-SCDMA是中国政府在电信领域实施创意性扶持政策的一次日韩式尝试，但它的成效还有赖于有关决策方面的决心、态度和操作技巧。另外，也取决于中国企业自身，日韩在推行保护的创造性举措时，它的企业在电子制造等领域已经积累足够的技术与工艺经验，而这似乎只有极少数中国企业才具备。
实际上，需要创意性扶持的，岂止是电信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