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现象的产生并非坏事,但若因一方之利而有意误导决策者的思路,使中国经济改革停滞则事大
通常而言,一个风险系数高的市场也是较具成长性的市场,投资者往往可以从中得到较高的回报。目前的中国资本市场正是如此,回报率比世界成熟市场要高得多,这只要从3i集团、软银等从分众传媒的上市所获就可见一斑,也难怪世界各地的投资家要远赴中国大淘其金。
但中国资本市场几年阴跌也出乎市场常态,非牛非熊,无以名之,借用一句市场俚语,不妨称之为“猪市”。各种不确定因素造就了“猪市”,“猪市”也反过来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中包括,由于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滞后,利益团体议价空间的空前扩大。
并且,由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点,经济组织与管理架构处于从行政走向市场的过程之中,无论在定价体制上,还是在标准的制订上,政府都处于主导地位,所以,要争取对己方有利的政策,影响制订政策的官员至关重要。
代表各方利益的游说团体有了用武之地,以上市公司、投行、基金公司、券商、正在竭力促成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代表某些上市公司利益的政府部门为主。各色人等频频亮相,穿梭于媒体、研讨会,就中国经济尤其是投融资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争夺话语权的方式,一旦掌握话语权,意味着可以影响或者部分影响政府决策以及大众的思考方式,就中获取自身利益。
事实上,为利益游说再正常不过,只要存在管制、政府决策就会出现游说团体,美国各个组织的游说能力世界一流,对于议案的讨论旷日持久。与美国利益团体打着旗号的公开游说相比,在中国,利益各方的游说别具特色。首先,游说主要面向政府部门,如国企游说国资委进而传导到证监会,强调国企才是稳定资本市场的主力,因此,证监会在很多时候默许了大型国企的低对价支付方式;而国外的投行则强调自己所具有的世界先进的公司管理理念与对公司进行市场化改造的成功案例,竭力证明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央企,只有在这样的“外力”作用下才能改造成功,如近期入股中国各商业银行的国外投行的行为就可圈可点。
其次,游说过程不透明,讳言自身利益,而代之以各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如“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保护所有股民的产权是资本市场的基石”等。如果据此与这些代言人进行学理探讨,就会上了大当,因为今天证明中国资本市场对中小股民保护不力的人,明天也许就会改口,用产权理论来证明,向中小股民支付对价是“违背市场经济的野蛮的”做法。
第三,最具特色的是,大部分游说者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整个资本市场,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或学者,境内外投资机构,都以中小股民的代言人自居。这当然与中国目前由于贫富差距扩大所导致的某些思潮有关,使得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身份易于获得各方的认可,从而影响决策者。问题在于,这些代言人往往“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如有学者呼吁依靠公司持续盈利带动股指上涨,股改“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这一发言正值独立董事提名之时。弱势群体被代言的结果,仍然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就像股改投票最后成为上市公司与机构投资者的游戏一样,他们的一股投票权的市场收购价不到一毛钱。
在一个活跃的人物如郎咸平、单伟建,或是一桩热闹的事件如股改、房贷政策的背后,我们往往能搜索出数张网,发现其利之所在,使他回归游说者的真面目。如对于股改的反对意见,大致不出以下几类人,一是一直对此持异议的人士,股改失利可证明自己的正确,二是对现行股改潜规则不满的股民或中介公司,反对最力者则是以高溢价收购了上市公司股权的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因为股改实实在在抬高了他们的收购成本。
有趣的是,同样是反对送股,对吴敬琏质疑者少,因为“吴市场”做事有一以贯之的逻辑,当初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虽让股民痛恨,人们也并不怀疑他从中渔利,因为中国股市没有做空机制无从获利,而现在虽然受到攻击,有人甚至列出吴敬琏任职的上市公司的清单,却最终“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游说现象的产生,说明了市场利益群体的细分化,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坏事。对市场中人或者热衷赚钱的学者而言,名与利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最难割舍。其实也不必割舍,各人从自身或者公司、集团利益出发,尽力说服社会大众和政府即可。但切忌用另一套词汇“忽悠”大众,受了骗让人在市场上损失了钱事小,因一方之利而有意误导决策者的思路,使中国经济改革停滞则事大。
现在国际投资行业流行一个新词BRICs,即巴西(B)、俄罗斯(R)、印度(I)和中国(C)的合称,这个词汇代表着高经济增长和无限的赢利机会,随着到中国淘金人数的增多,相信国人对各色游说—无论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将具备越来越强的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