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在，到了社会学家和维权斗士上场的时代，经济学家可以退回书斋了
文/牛文文
96岁的彼得·德鲁克去世了，全世界搞管理的人都在怀念他，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假如德鲁克是在中国，我们的大众又会怎么看待他呢？
德鲁克从来不是一个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他一生的学术和实践都和美国大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非要问他的道德立场，恐怕只能说他是大公司和CEO们的“寄生虫”，他先在大公司工作，然后研究大公司，接着帮助大公司的管理人成功。依赖对企业的了解，他第一个提出“管理学”概念，使“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从而回馈了美国乃至全球的企业界。什么样的环境养育出了德鲁克？是美国肥沃的商业土壤和浓厚的商业氛围。
脱离其学术贡献去探询一个管理学家与大企业的关系，是件很无聊的事情。可是，这样的拷问在现在的中国却是最时髦而且最具轰动性的。一个学者，他的立场是站在了企业一面还是大众一边？他是企业的代言人，还是大众利益的看护者？这样的立场划分，这样的拷问，恐怕全世界最大牌的经济学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的确是个最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问题”。
在德鲁克去世的当口，中国经济学界正在被“中国有几个真正的经济学家？”这样的问题困扰。这次向大陆经济学界提出挑战的，是又一个来自香港的学者丁学良。他精确地向媒体评价说，中国真正称得上经济学家的，不超过5个。于是，继郎咸平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再次被迫在大众媒体“示众”。我相信，不管这场新讨论何时收场，其结局是肯定的：中国经济学界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整体上又降低了一个等级。
为什么中国经济学界如此频繁地受到来自外部的道德挑战？为什么他们在这样的挑战面前如此软弱？
一定要说明，这样爆炸性的讨论，绝不只是经济学家之间的内部争论，甚至也不是大众与主流经济学家群体的争论。它是我们这个国家在20多年改革开放中累积下来的那种对社会公平的强烈渴求的发泄。中国公众渴望能有人站出来挑战大企业、挑战那些在股市在劳动力市场在商品市场欺诈他们的老板们；挑战那些听任这些欺诈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失职的体制维护者；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参与设计今天中国这种经济利益格局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所有这些人中，经济学家是最没有威权最软弱苍白的一群。于是，他们成了一再被拉出来“示众”的祭品。
作为股民、雇员和消费者，中国公众可能是同样发展程度经济体中最缺乏权利保护的了。他们现在难道还不应该利用少数自己可以利用的机会大声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吗？但是，这个问题和污染一样，不发展没有污染，刚发展人们能忍受污染，可是等发展到人们有了钱开始关注健康的时候，污染就成了一个大问题。难的是，你怎么知道到了公众在吃饱与健康上的临界点？怎么把握社会在发展与环境之间（或者说效率与公平）的转折点？
10年前，张维迎、周其仁都还是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孤胆英雄”。那时，他们挑战的是垄断、低效率、不公平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国有企业，因而受到了渴望致富的大众的爱戴与支持。张维迎大呼“社会资源向能够带来更高效率的企业家集中”，周其仁直指“中国有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那时公众大体上也这么想，反正资源集中在政府和国有企业手里30年也没有创造太多的财富，不如转移到新生的企业家那里试试。还记得吗？周其仁90年代孤身一人面对中国整个电信行业疾呼“打破电信垄断”，如果那时互联网已经发达到今天这样可以随便做民意调查，财经媒体多到为吸引读者大炒公众热点，我敢肯定他比今天郎咸平的公众支持率还要高。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都提高到了1600元，公众开始关心公平而不只是效率问题了。一直以帮助社会提高效率为己任的中国经济学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转行做公众利益的代言人，要么退回到书斋或企业界继续研究效率问题。——尽管我认为效率问题在中国还远远没有解决，而且效率问题而不是公平问题才是经济学家的本行。
现在，是社会学家和维权斗士上场的时代，经济学家可以退回书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