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胡耀邦同志身上看，确实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改革必须让广大群众得到好处，否则我们的改革肯定成功不了
文/王珏
我和胡耀邦同志最早接触是在1975年。那时候有一个“工农中委（中央委员）读书班”，1974年开始办的。我是读书班一个辅导小组的副组长，属于教员、辅导员。
到了1975年，除了工农中委之外，有几位当时刚刚被“解放”的老同志，也到读书班上来学习，其中就有胡耀邦、吕正操同志。
那时因为人不多，大概就七八十人，所以学习、生活都在一块，跟胡耀邦同志、吕正操同志接触较多。他们两位在学习时喜欢提问题，也喜欢考虑问题。
那时我49岁，比耀邦小11岁，但是感觉和那些老头在一块儿说话很亲切，也确实说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就显得很随便。胡耀邦同志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表意见，讲完之后我认为他的意见非常对，就肯定了他的意见，并做了一些补充。
我印象中最深的应该是耀邦同志发表关于农村问题、农业问题的看法。当时还是人民公社，农民没有独立性、自主性，所以农村生产效率较低。他认为，2.5亿农民吃不饱饭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解决吃饭问题，农民没有生存条件，社会就没办法稳定下来，就会出大问题。所以农村的问题应该着重解决。
听完后，我就讲确实是这么一种情况，还举了我在“五七干校”时遇到的很多农民外出要饭的例子。
“四不主义”开创思想解放新风
打倒“四人帮”以后，1977年的上半年，大概是3月份，胡耀邦同志就被派到党校。当时华国锋是校长，汪东兴是第一副校长，他是主持工作的第二副校长。
那个时候全国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党校的群众也贴了很多大字报，主要针对本单位的造反派。
胡耀邦确实很了不起，是一个政治家，他把群众的情绪向什么方向引导？就是揭发、批判康生，那些造反派都是康生在后边支持的。但是对于造反派，应该说胡耀邦是特别宽厚的。他认为都是年轻人，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有一点儿错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另外，“文革”期间党校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批判、斗争，没有发生什么打人、打死人的事情。所以，胡耀邦来了以后，我们中央党校的群众运动很快就结束了。
他觉得根本的问题是把党校恢复起来，把党校教研、工作人员能够引导到怎么把党校办好这上面来，而不是叫大家去纠缠那些造反派。他找很多人谈话，也找我谈。当时很多人怀疑我跟“四人帮”有联系，因为我在工农中委读书班的时候，里边有“四人帮”的人，我跟他们关系都很好，确实是这样，因为都是老师。所以有群众就贴我的大字报，我不服气，也贴别人的大字报，说你们应该讲道理，实事求是。胡耀邦同志就对我讲，说你不要跟群众对立起来，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要管，不要理他们，你越解释越不行，因为他们是群众，你跟他们对立起来就不好了，将来说清楚不就行了。
后来，教学团队重新组织的时候，我被任命为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到1977年下半年，我们就恢复了党校。到1977年年底，胡耀邦调去中央组织部当部长，但同时还兼任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
开学以后，胡耀邦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打破过去那种不敢说话的气氛。那个时候，尽管“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文革气氛的影响犹在，我能感到从地方来的、县里来的学员都不太敢说话，对中央政策的顾虑还很多。所以胡耀邦就提出“四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他说，我们要学习，说什么没有关系，错了也没有关系，错了也不能戴帽子。这“四不”后来全国都传开了。他在党校还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组织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应该说，“四不主义”的提出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动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
我调到教研室工作以后，跟他见面就很少了。
总的来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是党校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大家的精力也最集中，就是要把学校办好。
胡耀邦非常爱学习，没有别的事就看书，而且他也到处去跟大家议论。 他非常了解大家的情况，非常接近实际，所以他提出的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家很容易接受。
另外，他是一心一意在工作，想的都是工作上的问题，确实是大公无私，确实是把革命事业、党的事业看的比生命都重要。所以后来他到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工作，都引起一系列轰动。
胡耀邦同志对党校的影响不仅仅是言传，而且是身教，是以身作则。胡耀邦很容易接近，他愿意跟你讨论问题。我认为他最大的优点是有一个平等的思想，大家都是平等的。他对年轻人也特别支持、鼓励，培养了一批后备干部。
改革应让广大人民群众受益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胡耀邦同志在的时候大概讲农村改革讲的比较多。
当时搞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两权分离”，即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那个时候讲承包制，很多人不同意，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胡耀邦同志就是坚决主张改，尽快地解决农民的自主权问题。如果还是公社说了算，生产队长说了算，农民怎么可能有积极性呢？没有积极性怎么可能把事情做好。
搞改革确实有一个策略问题，就是怎么让多数人接受。如果多数人不接受，改革就进行不下去。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困难确实大，必须解决，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农村里边的干部级别比较低，上面一定要这样做，他就不好不办了。后来邓小平总结，第一年只有1/3干成的，这里面实际上是干部问题，当时就是很多基层干部不同意，就搞不下去。第一年1/3，第二年2/3，再下去基本上都同意了，所以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用了三年时间基本上得到解决了。
农村改革之后就出现了万元户，然后进一步就出现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大家集资搞起来的，乡镇企业发展得好，农村富起来就快。但是后来农村的改革就没有太往深里改了。
到了城市之后主要是改革国有企业，这就比较麻烦了。你想各部委，下面省，各局，都是高级干部掌握的一些资源，阻力就比较大，所以耀邦同志在会上就讲，“上面愿意干、下面愿意干，中间有个顶门杠”。就是中间不愿意干，不愿意把掌握的资源下放。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到现在，已经改了20多年了，还在攻坚。特别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更难改。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本来早就定了，就是股份制，投资主体多元化。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误区，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下岗分流了。下岗分流实际上就是让工人来承担改革的成本。改革对工人来讲就是失业，那工人当然不愿意了。工人害怕下岗，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怎么能保证成功？
改革必须让广大群众得到好处，如果广大群众得不到好处，那我们的改革肯定成功不了。
当年农村改革的成功就是使广大群众都得到了利益。但现在看来，这个改革还是不彻底的。
我的观点是应该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因为，现在农村土地产权不清晰，农民认为土地并不是自己的，说是集体的，但实际上是由村干部等少数几个人在控制。现在出现了很多失地农民，为什么没有地？就是在所谓集体所有制下，那些乡长、村长，支部书记把土地比较便宜地卖给商家了，农民只得到很少的补偿。这样一来农民又困难了。你要把土地给了农民自己，农民就有权了，合适我就卖给你，不合适我就不卖给你。他把土地卖一大笔钱就可以去搞生产了，农民就可以走向富裕了。
从胡耀邦同志身上看，确实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
现在改革的利益主体到底是谁？如果变成政府，那就麻烦了，利益主体得是人民群众才行，现在很多利益归政府了，那就不好。所以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出发点是人，归宿也是人，这是对的。
我们发展经济，是为了人能够解放，物质生活、文化生活能够有所改善；最后是为了大家都有财产，能共同富裕起来，这是最根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