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平等思想发端于 耀邦最大的优点是他的“平等思想”



从胡耀邦同志身上看,确实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改革必须让广大群众得到好处,否则我们的改革肯定成功不了 

文/王珏 

我和胡耀邦同志最早接触是在1975年。那时候有一个“工农中委(中央委员)读书班”,1974年开始办的。我是读书班一个辅导小组的副组长,属于教员、辅导员。 

到了1975年,除了工农中委之外,有几位当时刚刚被“解放”的老同志,也到读书班上来学习,其中就有胡耀邦、吕正操同志。 

那时因为人不多,大概就七八十人,所以学习、生活都在一块,跟胡耀邦同志、吕正操同志接触较多。他们两位在学习时喜欢提问题,也喜欢考虑问题。 

那时我49岁,比耀邦小11岁,但是感觉和那些老头在一块儿说话很亲切,也确实说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就显得很随便。胡耀邦同志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表意见,讲完之后我认为他的意见非常对,就肯定了他的意见,并做了一些补充。 

我印象中最深的应该是耀邦同志发表关于农村问题、农业问题的看法。当时还是人民公社,农民没有独立性、自主性,所以农村生产效率较低。他认为,2.5亿农民吃不饱饭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解决吃饭问题,农民没有生存条件,社会就没办法稳定下来,就会出大问题。所以农村的问题应该着重解决。 

听完后,我就讲确实是这么一种情况,还举了我在“五七干校”时遇到的很多农民外出要饭的例子。 

“四不主义”开创思想解放新风 

 近代平等思想发端于 耀邦最大的优点是他的“平等思想”

打倒“四人帮”以后,1977年的上半年,大概是3月份,胡耀邦同志就被派到党校。当时华国锋是校长,汪东兴是第一副校长,他是主持工作的第二副校长。 

那个时候全国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党校的群众也贴了很多大字报,主要针对本单位的造反派。 

胡耀邦确实很了不起,是一个政治家,他把群众的情绪向什么方向引导?就是揭发、批判康生,那些造反派都是康生在后边支持的。但是对于造反派,应该说胡耀邦是特别宽厚的。他认为都是年轻人,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有一点儿错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另外,“文革”期间党校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批判、斗争,没有发生什么打人、打死人的事情。所以,胡耀邦来了以后,我们中央党校的群众运动很快就结束了。 

他觉得根本的问题是把党校恢复起来,把党校教研、工作人员能够引导到怎么把党校办好这上面来,而不是叫大家去纠缠那些造反派。他找很多人谈话,也找我谈。当时很多人怀疑我跟“四人帮”有联系,因为我在工农中委读书班的时候,里边有“四人帮”的人,我跟他们关系都很好,确实是这样,因为都是老师。所以有群众就贴我的大字报,我不服气,也贴别人的大字报,说你们应该讲道理,实事求是。胡耀邦同志就对我讲,说你不要跟群众对立起来,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要管,不要理他们,你越解释越不行,因为他们是群众,你跟他们对立起来就不好了,将来说清楚不就行了。 

后来,教学团队重新组织的时候,我被任命为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到1977年下半年,我们就恢复了党校。到1977年年底,胡耀邦调去中央组织部当部长,但同时还兼任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 

开学以后,胡耀邦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打破过去那种不敢说话的气氛。那个时候,尽管“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文革气氛的影响犹在,我能感到从地方来的、县里来的学员都不太敢说话,对中央政策的顾虑还很多。所以胡耀邦就提出“四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他说,我们要学习,说什么没有关系,错了也没有关系,错了也不能戴帽子。这“四不”后来全国都传开了。他在党校还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组织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应该说,“四不主义”的提出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动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   

我调到教研室工作以后,跟他见面就很少了。 

总的来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是党校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大家的精力也最集中,就是要把学校办好。 

胡耀邦非常爱学习,没有别的事就看书,而且他也到处去跟大家议论。 他非常了解大家的情况,非常接近实际,所以他提出的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家很容易接受。 

另外,他是一心一意在工作,想的都是工作上的问题,确实是大公无私,确实是把革命事业、党的事业看的比生命都重要。所以后来他到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工作,都引起一系列轰动。 

胡耀邦同志对党校的影响不仅仅是言传,而且是身教,是以身作则。胡耀邦很容易接近,他愿意跟你讨论问题。我认为他最大的优点是有一个平等的思想,大家都是平等的。他对年轻人也特别支持、鼓励,培养了一批后备干部。 

改革应让广大人民群众受益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胡耀邦同志在的时候大概讲农村改革讲的比较多。 

当时搞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两权分离”,即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那个时候讲承包制,很多人不同意,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胡耀邦同志就是坚决主张改,尽快地解决农民的自主权问题。如果还是公社说了算,生产队长说了算,农民怎么可能有积极性呢?没有积极性怎么可能把事情做好。 

搞改革确实有一个策略问题,就是怎么让多数人接受。如果多数人不接受,改革就进行不下去。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困难确实大,必须解决,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农村里边的干部级别比较低,上面一定要这样做,他就不好不办了。后来邓小平总结,第一年只有1/3干成的,这里面实际上是干部问题,当时就是很多基层干部不同意,就搞不下去。第一年1/3,第二年2/3,再下去基本上都同意了,所以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用了三年时间基本上得到解决了。 

农村改革之后就出现了万元户,然后进一步就出现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大家集资搞起来的,乡镇企业发展得好,农村富起来就快。但是后来农村的改革就没有太往深里改了。 

到了城市之后主要是改革国有企业,这就比较麻烦了。你想各部委,下面省,各局,都是高级干部掌握的一些资源,阻力就比较大,所以耀邦同志在会上就讲,“上面愿意干、下面愿意干,中间有个顶门杠”。就是中间不愿意干,不愿意把掌握的资源下放。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到现在,已经改了20多年了,还在攻坚。特别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更难改。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本来早就定了,就是股份制,投资主体多元化。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误区,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下岗分流了。下岗分流实际上就是让工人来承担改革的成本。改革对工人来讲就是失业,那工人当然不愿意了。工人害怕下岗,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怎么能保证成功? 

改革必须让广大群众得到好处,如果广大群众得不到好处,那我们的改革肯定成功不了。 

当年农村改革的成功就是使广大群众都得到了利益。但现在看来,这个改革还是不彻底的。 

我的观点是应该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因为,现在农村土地产权不清晰,农民认为土地并不是自己的,说是集体的,但实际上是由村干部等少数几个人在控制。现在出现了很多失地农民,为什么没有地?就是在所谓集体所有制下,那些乡长、村长,支部书记把土地比较便宜地卖给商家了,农民只得到很少的补偿。这样一来农民又困难了。你要把土地给了农民自己,农民就有权了,合适我就卖给你,不合适我就不卖给你。他把土地卖一大笔钱就可以去搞生产了,农民就可以走向富裕了。 

从胡耀邦同志身上看,确实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 

现在改革的利益主体到底是谁?如果变成政府,那就麻烦了,利益主体得是人民群众才行,现在很多利益归政府了,那就不好。所以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出发点是人,归宿也是人,这是对的。 

我们发展经济,是为了人能够解放,物质生活、文化生活能够有所改善;最后是为了大家都有财产,能共同富裕起来,这是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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