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外开放、对内关门，银行改革之路会不会成功？
文/牛文文
历史有时惊人相似，但每一代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像27年前开始的制造业领域的改革一样，今天，中国金融业（银行）的改革也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完全由国有企业组成的银行业，不但无法很好地满足社会需求，连自己的生存都成了极大的问题，整个产业迫切需要拯救。这和1979年时完全由国有企业组成的制造业所面临的局面非常相似。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今天银行业的处境要比当年的制造业更危险：中国银行业有个经国家郑重承诺的对外开放大限，即到了1996年底，这个缺乏竞争力的已屡屡接近破产边缘的产业，将在本土市场直接面对强大的跨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
怎么办？
这是个极其困难的战略决定。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当年第一代改革设计者在制造业改革上是如何选择的。首先，打破了民间（个体或集体）兴办加工制造企业的禁区，先是（1979年）在农村（乡镇企业），然后是（1984年）在城市（集体中小企业），这是“解禁”。等到1992年之后，开始允许积累了一定资本实力和经营经验的私人企业主以及体制内的“能人”，收购濒于破产的国有制造企业，这是“改制”。以上这些措施构成了“对内搞活”。与此同时，逐步向外资开放制造业，但要求外资与国有企业“合资”，这是所谓的“对外开放”。就这样，中国制造业逐步形成了国企、民企、外资“三分天下”的格局。再后来，中外合资公司逐渐“独资化”了，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逐渐“混合化”了，垄断领域的中央企业逐渐海外上市“资本国际化”了。于是，在整个制造业，一方面，死气沉沉惨淡经营的制造业一变而成生机勃勃的“世界工厂”，另一方面，跨国资本和本土资本基本上达到了平衡。
今天的金融业改革“路线图”，还看不太清晰。不过，有一点重大不同已经显现，那就是在没有实现“对内搞活”的情况下，被迫进入倒计时，单向选择向外资开放。一方面，为大的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另一方面，整个银行业前几家巨无霸企业整体到海外上市。
在没有对内开放的情况下，单向对外资开放，会不会成功？
前几年，在能源、电信等垄断产业改革上，就走了这样一条“单行道”。这条路是不是成功且不去说它，关键是这种选择可能带来一些长远的难以修复的后果。
最重要的一个后果是，本土民间资本可能历史性地失去进入银行业的最后一次机会。中国民间制造业者转型升级为民间金融业者的历史性进化路线，将被人为中断。上个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实业家曾经走过了这样一条由制造业扩展到金融业的升级路线，诞生了交通、招商等著名的本土银行，和花旗、汇丰等外资银行平等竞争。100多年过去了，这些外资银行又回到了中国，独立经营或参股国有银行，但当年他们的中国民间对手，已烟消云散，并且可能失去了重新参与竞争的机会。“中国不会再有纯种本土银行”，“忽视了中国本土金融家的企业家精神”，这些观点虽然有些刺耳，但却是一种忧虑情绪的真实反映。
这当然首先是民间资本的损失，但损失最大的恐怕是世界工厂的前景。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曾经比较过英国、美国这两个先后成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大国在崛起背后的不同金融路线选择。直到今天，当年的金融路线选择，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全球竞争力。想像一下，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可不可能在没有本土民间银行的参与下，单靠“国有+跨国”的金融格局持续支撑？
遗憾的是，恰恰是民间资本自身的短视和贪婪，促使决策者彻底关上了一度向他们半开半闭的金融之门。德隆在监管者眼皮底下曾经进入了那么多的银行和金融企业，假使它谨慎低调稳健地在金融产业站住了脚，可能会让金融当局逐步建立起对民间资本经营银行的实力和诚信的信心。实际上，在金融业内声名狼藉的民企，远不止德隆一家。当年，个体私营企业在制造业里也曾走过一段“假冒伪劣”的泥泞地，但金融业是关系到社会安定和大众信心的高端产业，民营企业在制造业里尚且勉勉强强的诚信水准记录，怎么能赢得政府和公众的信任呢？
一个没有本土民间业者参与的产业和市场，会不会成功？这才真正是“背水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