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企业面临十大转变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宁高宁
本次年会有四个字：“转型、拐点”，我觉得最能表达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现状。他们每人每天都在不停的转变和学习的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可能是别国企业家在几十年前上百年前走过的路。但是今天我们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只有走完这个过程才能屹立世界企业之林，而目前我们正在起点上。
我最近想了想中国企业的十大转变。
第一大转变是行业转变。这在华润体现得很明显。今天你做的事和5年前10年前不一样。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参与进任何一个新行业都将面临着再一次的脱胎换骨。
第二是管理方法。中国企业的特点是多元化。多元化是中国企业的现实。以华润为例，这几年不断探索，最终觉得我们要以一个方法来做专业化。总公司是多元化的企业，这已是现实了，但是我们每一个利润中心都要专业化，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同时独立上市。
第三是体制的转变。现在的体制问题是集团里股东和管理层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这些关系我们用很多的力量去梳理。
第四是地域转变。我觉得真正能够大面积地推向海外是比较难的，这个难度源于我们的掌控能力。即使你在上海、北京做一个企业，在国内设分公司，由于中国地域之大，也涉及到地域转变的问题。
第五是增长方式的转变。现在涉及到很多并购，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华润经历过很多的艰难。企业并购以后的复杂性，包括人的复杂性、结构的复杂性是相当高的。
第六是评价方式的转变。过去中国的企业是好是坏不清楚，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因为信息系统的准确性不足。这个评价机制在不断改进，信息系统也在不断地完善。华润的研究报告每个月出一期，这对决策者的行为是有一定的影响。
第七是成长阶段的转变。过去华润是老企业新业务，忽然之间成为新企业了。老企业从事新业务，在内部都是存在诸多争论的，老企业心态是做不了新行业的，你必须在新旧之间找到平衡，你必须在人员之间找到平衡，这就带来难度。
第八是经营环境的转变。过去竞争的手法使得竞争非常残酷，价格降到最低，由于银行的资本评价不够准确，使得企业非常看中现金流，价格战打得非常激烈。
第九是人员构成的转变。现在请CFO、COO，还要请专家顾问，有些专家是大陆没有的，还要到香港乃至国外请。这是中国企业转变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挺典型的问题，实际上还包括薪酬激励的问题。
第十是企业文化的转变。国企的心态、官商的心态是做不了新企业的。中国企业怎么改革、开放、学习、有活力，在学习中发展，这是很重要的。
十个转变里只要有一个做不到，企业就不能向前走。这也是中国企业面临众多困难的原因。有的企业可能目前面临十个问题中的八个或五个，但肯定不会只面临一个，这是我们的现实。
（根据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掌握标准才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
联想集团总裁 杨元庆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非常明显，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在国际巨头的眼里，中国正在成为全世界的工厂，在信息产业尤其明显。据日本电子信息产业年会2003年的数据显示，主要的电子设备中，中国（含香港地区）占世界第一的电子产品品种将由2000年的3种增加到2003年的8种。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现在还仅仅只是一个信息产品的制造大国，却不是一个信息产业的技术强国。而这必将制约中国信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几年前有东芝、三菱六大系统开发商所谓6C联盟，曾经向国内DVD产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生产的每个DVD要交付20美元的专利费。而这样的背景是全球DVD的46%是中国制造的，这说明在信息化的时代我们绝不能满足只做制造商。当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的时候，跨国公司早已有了新的对策，就是掌握标准的制定，从中牢牢掌握竞争的主动权。
因此，中国应该为当前制造业的繁荣给我们带来的增长感到高兴，但同时更应该积极地加强自己科技创新的能力。这里尤其要提出的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并进而能够对一些国际、国内的标准制定产生一些影响。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在这个市场上，完全可以创造出可以被广为接受的技术和标准，并进而参与国际标准。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即中国的企业要下决心做技术，拿出一些有特色的，领先的技术。目前有不少的中国企业已意识到这一点，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唐电信自主开发的TDS-CDMA的技术，将有效促进3G时代通信产业的发展。
作为中国信息产业一个代表，联想在最近几年也把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确定为自己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我们目前每年的研发有十亿元之多，在高技术性能、信息安全等领域建立起了独特的技术优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这几年的积累，我们提出关于信息技术未来关联应用的发展方向，据此正在对个人信息终端、企业组织的信息资源应用以及社会范围的信息资源分别发展智能互联、资源共享的一些技术和标准，目前在关联终端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我们非常高兴的是，现在政府也意识到技术标准的重要性，2003年7月份由信息产业部牵头，包括联想、TCL、康佳、海信和长虹发起了网联标准，大家预期不久这样一批标准的国产信息终端也即将面世。
我相信凭借周围巨大的市场和政府的支持，这样的标准以后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制定这样的标准对中国信息产业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是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标准，借助在家电方面很强的制造优势和市场能力，我们有能力使其成为世界上的标准。此外这个标准还可以催生越来越多的应用模式，促进IT、通信和家电的融合，所以对中国的信息产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根据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做有创造力的产业整合者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广昌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的生态系统也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我们正是要在变化的生态系统中寻求最好的发展道路。因此，复星提出我们的任务和目标是做产业整合。这是基于几方面的思考，首先，中国企业的发展现状是整合中的一种需要；第二，中国的环境变化使整合成为一种可能；第三，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使整合有了一定基础。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竞争力是什么，企业最关键的东西就是首先要找到市场方向，只有把握市场大势，掌握市场趋向才能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做这样的判断是很难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目标是具有相当规模、具有高成长性和发展空间的，在中国制造，有国际地缘比较优势的、有长期竞争性的产业。
什么是这样的产业呢？我在跟很多领导沟通的时候，大胆预测未来全世界1/3的钢铁、造船、汽车会在中国制造。如果这样，就都是过剩经济。但可以通过制造业大量转移，迅速整合，变成为全世界造汽车、钢铁和船，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这种气魄呢？
从复星的实践看，产业整合一是在产业发展、实践和落实中逐渐形成有竞争力的团队，再通过团队整合产业，达到同行业的领先地位。比如在我们的房地产业、医药产业，团队是复星10年来自己培养的。二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发现并吸纳行业内的优势团队，并有意识地将资源赋予这个团队，使其成长。复星坚持两个最彻底：最彻底的多元化和最彻底的专业化。要做到这点，是以投资者的眼光寻找到最合适的产业，同时保证该产业是最优秀的团队来整合，并在整合后由他们进行专业化的运作。
在产业整合上，我们始终保持新兴的心态，参与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发展。我们要在寻找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另外在策略上利用反周期模式，在人人都说这个产业不行的时候，你要善于发现其中的机会。而人人都说这个产业很好的时候，你要有退出的准备。行业和产业有低潮和高潮，投资项目在哪里都需要良好心态。
在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的有效价值中，我们充分重视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完善法务、财务体系，建立安全高效多层次的投资体系，一是自身增量，二是非常重视股权融资、三是债权融资，最后是向银行借贷。我们是在产业整合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品牌，而这个文化和品牌的核心是什么？我一直跟很多人开玩笑，我说很多企业家非常优秀，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比所有人都强，他最能领导这个企业。而我最大的特点是在复星投资的企业里，我比所有人都弱，所以在所有的企业里，在产业中我都是配角，而不是主角。
最后我们积极思考的是在国际竞争力的体制下，要规划切实可行的全球化战略。在全球化范围内参与产业整合，是复星以后十年积极探索的。全球化中立足中国是根本，理想的模式是在中国制造，在网络上可以整合全球优势产业。我们的思路是不要等人家拿资金、拿技术来跟你合作，而是看中人家的技术品牌，我们要主动去整合，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未来的竞争是生态圈的竞争
蒙牛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牛根生
蒙牛发展4年，在规模上从小企业迈进了行业大企业之列，企业做大做强永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没有速度就没有做大做强的机会，就缺乏整体竞争的实力。同时，没有做强的战略机制，企业就失去了持续做大的依托。企业如何做大？我们认为企业必须有四大：大远见、大胸怀、大责任感、大产业链。
首先是大远见，心有多大未来有多大，只有眼光远，眼界宽才有可能获得发展的大平台，蒙牛从一千万起步，今年的销售额发展到50亿元，中间已有很多合作者找上门来。我们都不为其所惑，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几乎走遍全球，我们认为中国乳品产业的发展会造就一批强势的企业，所以蒙牛在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一定要有一个世界级的定位。蒙牛迎来了世界上最大投资机构的直接投资项目，与摩根合作后，不仅整合了国际资本和资产，而且还得了国际信誉这个无形资产，也使蒙牛的法人治理结构与国际接轨。
二是大胸怀。不仅要讲企业结构，更要讲员工的心灵结构。蒙牛没有挖过任何同行的人。因为蒙牛不仅仅是有一套做事规则，而且有一套做人的文化。我们一直奉行财散人聚、财聚人散，有分散才有力量，要放出自己的光，无需吹灭别人的灯，未来的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而是有心人的世界。有分享才有力量，水总是处于低洼处才会积成海。
三是大责任感。只有企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一体时，企业才有可能持续发展。数百万的奶农生计的责任问题确实使我感到责任沉重。众所周知中国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以前就是这样，进入WTO后这个问题更严峻。我们提出牛吃什么我们就种什么，结果农民种的苜蓿一年三、四茬儿，种多少卖多少，是玉米收入的三四倍。种草的有钱了，养牛的致富了。有人告诉我，说中国企业创业时是夫妻同心同德、同心同力，企业发展起来后就同床异梦，最后大家只能同归于尽。这种现象首先是制度的缺陷，背后的根源还是责任感的缺乏。
四是大产业链。我们经营的不止是一个点，也不止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很大很长很累人也很激动的圈，通常的说法是产业链，更形象的说法是企业生态圈。明确企业生态圈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战略支撑。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光顾自己赚钱的企业是没有出路的，企业的生存之道有一条，那就是为别人所需要而强烈需要。企业的生存价值不在于你能为自己带来什么，而在于你能为别人带来什么，所以当企业利润低的话我们会不安，当企业利润自然升高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不安。因为你经常拿走别人应得的利益，别人就会离你而去，他一走，你的生态圈就崩溃了，你的利益就不存在了。未来的企业是一个生态圈与另外一个生态圈的竞争。企业惟有实现以上四大，才有可能持续做强。
（根据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战略执行是CEO的事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徐少春
今天我的演讲主题是企业绩效管理，这是献给新领袖的战略管理工具。
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距2004年还有25天，在座的诸位，您做好战略规划了吗？我们在做战略规划的时候要想一想去年同样的时间，您在做今年的规划，您回忆一下无懈可击的战略为什么没有预料当中的结果。
我们发现90％的中国企业战略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战略规划是CEO的事情，战略执行也是CEO的事情，所以员工喊加油、加油，干活的就是CEO和管理者。为什么呢？企业在战略执行过程当中，通常有断层。因为有一项商业任务，要去成立一家公司，要为社会创造价值，有我们的远景，也有我们的战略，我们很期望能够达成这样一项战略成果，让顾客满意，有效地激励员工，但是为什么战略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没有好的结果？
在实施企业战略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战略规划和绩效管理弥补了战略执行的断层。什么是企业的绩效管理？它是企业战略得以成功的核心要素，它能够将企业的战略化为计划，监控企业战略的执行情况，是有效的沟通工具，管理和改善绩效。绩效管理的六大要素是个循环机制，它能够与企业的战略管理有效地结合起来。过去很多人采用国外的战略规划方法叫PDCA，但是绩效管理能够比PDCA更加有效地与战略行动结合起来。
根据金蝶在中国十多年的经验，我们提出了战略企业管理信息化的应用架构，第一层是企业绩效管理，中间一层是商业智能，最底层是ERP企业的业务、运营和流程管理。这样一个架构能够使得中国的企业在中心层、管理层、领导层都得到有效的信息。企业高层不需要知道企业所有的信息，只需要知道关键的信息。我们的执行层只要关注战略的执行，所以这样一个战略信息化的管理方向能够实现战略规划和战略行动有效地结合，拥有权力的人拥有信息。
绩效管理运用到中国企业以后产生的效果，能够让企业上下跟战略目标一致，能够使得CEO在发出战略规划和战略前进的口令的时候，员工都能够一致、立即行动起来，当然也能够更好地为高层进行决策支持。
（根据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环境
从税收改革的趋势看城市土地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企业领袖年会。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角度出发我非常重视和企业家的对话，我们认为了解企业家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建议，对于宏观调控来讲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也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对话。
我想讲一讲从税收改革的趋势看城市土地管理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部分企业家比较关心的内容。当然企业家有各个方面，也不可能一个题目大家都有兴趣。
首先大家都注意到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税收改革方面的新提法，从这些提法中，我感觉有几个清晰的信号，一个是将来我们国家会逐步推行增值税的转型，也就是从GDP型增值税或者说生产型增值税逐步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另一个，也非常有意思：个人所得税也要向综合化发展；再一个就是在适当的时机要做试点，实行物业税。物业税可能也是翻译上的问题，过去有人说是财产税，也有人说是房地产税。总的精神是要培养低税率。
实施物业税（或者说是财产税），涉及到制定和管理两种不太相同的体制。
一种体制就是采用批租金的形式。城市政府当然是希望价钱能够卖得好一点，以筹资改善公用基础设施。
另一种体制就是土地的供应和交易基本上没有限制，但是对土地的使用要进行评估，并在评估的基础上征收财产税。这样就会使土地的初始价格比较低，但是事后从流量上来讲，每年都要承担一定的财产税。以这种财产税为税源也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有效的一种尝试。但这跟前面那种体制是不太一样的。另外，财产税的做法有利于城市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城区的某些土地资源由于基础设施的变化，修公路、修地铁，或者过去是远郊，现在变成卫星城了，由于这些变化，实际上使土地价格提高，就会提高财产税。财产税提高了以后，就使得人们必须要考虑各种因素，从而形成土地资源更好的配置。绝大多数成熟市场的国家都采用这种方法，但是亚洲个别地方不是这样的，包括香港也是另外一种作法。世界银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拿了一个很厚的集子来说明发展中国家中大量的国家开始采用这种税收。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表述可能意味着相当重大的政策。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我谈谈这两种政策对宏观方面的影响。
如果采用土地批租的形式，批租时，首先出手的价格不管是否使用拍卖的方式，终究供应量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初始的价格影响非常大。如果这个价格高了，可能就会直接引起泡沫，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就非常关心价格的制定是不是正确。另外从宏观角度来讲，稍微间接一点，就是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因为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是希望按照国家财政税收的规定，要力求自己平衡的。因此地方税是否有土地税是非常重要的。从国际经验来看，绝大多数城市地方政府鼓励的税收目前就是财产税。如果没有这个税的话，地方政府就会过多地依赖其他税收。在中国来讲，地方政府比较多地依靠于增值税，其他地方税现在变得越来越小。地方政府为了筹集税收资源，可能比较偏向于加工工业，所以容易从另一方面导致比如现在大家都上汽车、都上钢铁这种行为，因此我想说如果能够使财产税成为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级政府的税源的话，对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对宏观调控也有一个重要的影响。
下面我想谈一下对融资方面的影响。企业家们都非常关心融资，首先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关于市政债券的作用。市政债券是为了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是公众性的产品，不一定有回收的。但是由于提高了整个城市土地的价值，就可以设计成用未来财产税增长的模式来转变成市政债券。这看来是城市发展的一种比较有效、而且比较规范的融资方式。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是建条路就尽量考虑收费，因为都是投资者投的钱或者是银行借来的钱，要想返还的话就得收费。最近中国有很多城市都在倾向于逐渐地把公路收费取消，以方便市民，减少交通堵塞的环节。在房地产方面也有很多东西是和这个类似的。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和房地产价格怎么打到成本当中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定价和税收的结构，同时也取决于究竟是初始的时候一次性把地价打进去还是细水长流逐步征收。
当然还有一个涉及到风险的问题。无论是城市设施还是房地产都有价格风险，中央各项政策也强调银行要避免漩入某种泡沫里面，造成未来信贷方面产生过大的风险。但是从我们和银行家交谈的角度来看，银行比较放心的一条就是因为他们都拿到了土地的抵押，作为抵押品来讲，他们往往是参照初始的价格拿有一定的百分比，因此他们觉得实际上价格是很充分的，他们自身的风险是不高的。但是如果整个体制里面定价原理不一定很准确的话，同时也还是存在有泡沫的定价的话，将来可能在这方面会出现价格的调整。尽管我们自己觉得可能现在的状况还不是那么差，但是要警惕我们看到的很多这样的现象。我们看到日本东京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香港房地产价格也有非常剧烈的调整。因此还是要考虑抵押风险的。
最近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要求商业银行在这方面慎重一些，同时要求商业银行严格审查土地和房地产项目的审批程序。作为商业银行来讲履行一定政策性检查的职能，这个职能并不是太容易做到。如果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程序，可能可以去做，但是并不容易做得那么好。因为商业银行实际上最关心的还是抵押品的价值，它的风险主要是从这来判断的。而不是整个土地使用或者是项目程序对它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也可能程序对，但是价格会错。
说到这里，我还想讲一讲中国在审批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的选择是怎么出现的。我觉得这是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的。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了深入发展财产税的设计思路，而且认为中国城市发展需要一个框架体制。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90年代初的时候，正式肯定了土地税收的制度，而且为这个制度设置了土地增值税。这个增值税是从台湾引进来的，批租则更多是受香港影响，我想这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因为都是自己的同胞，都说中国话，经验很容易传过来。所以很多人想象香港既然实行这种制度了，大概英国也是实行这种制度，其实英国完全不是这种制度，英国还是使用比较完善的财产税体制。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使用增值税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目前大家比较非常关心的是城市乱占耕地、乱建开发区的问题，而且也关心被征土地农民的状况，因为农民土地被征用的话，钱给的很少，变成了既没有土地又没有社会保障的人。当然我们也看到从价值上不应该欺负被征耕地的农民，在台湾，台北郊区的农民都变成了富翁，甚至对政治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各种可能的情况都会出现。总之，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税收改革方面的提法有可能对于今后制度方面的选择转变意味深长。
我也想说一条，选择容易，但向另一种体制过渡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很难弄的问题。怎么说呢？土地已经批给人家了，而且说了以后只收一点使用费，他可能拿到的是几十年的承诺，现在忽然要变化，利益怎么去找寻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是把过去的概念和将来倡导的事情明确了，我之所以谈这个问题也是感觉到很多企业都跟这有关系。
我讲一下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也是很多企业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高度综合的，是分享和综合相结合的，不是年度的，是每个月来做的。所得税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就在于许多政策性的指向在成熟国家都是通过免除或者是抵扣来实现的。比如说鼓励养老金的储蓄和保险是通过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来实现的。在个人所得税不高的时候，这些政策就难以实现。难以实现的结果是暂时要通过信贷政策来体现鼓励或者是不鼓励，而这个做法会使信贷政策的商业性和政策性产生一些模糊和操作的困难。
谢谢大家，祝会议成功。
（本文根据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江春水向东北
辽宁省省长 薄熙来
我想今天大家参加这个活动都非常激动，实际上政府和企业需要沟通，这次我来就是想要琢磨企业家到底脑子里面想什么，知道企业家想什么，然后才能把你们弄到辽宁去，一起做振兴东北的大业。我今天非常高兴，我是第一次到北京来为一个大会讲话。辽宁老工业基地的事够我们折腾的，这几年我非常忙，忙得“四脚朝天”。
到这儿来我有一个预感，东北老工业基地如何振兴，中国经济界讨论了10年、15年的问题，怎么来破解？怎么解决老大难的问题？可能答案就在今天的现场。我认为民营企业是一股蓬勃兴起的力量，虽然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个头不太大，但成长很快。我还有一个预感，就是像卡尔先生讲的，很可能在座的朋友里面10年以后会出一批世界级的企业，而在我们这些企业走向伟大的过程中，很可能辽宁是一个“福地”。
刚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宏伟先生讲的很好，我认为他比较有眼光，他讲的跟我想的差不多。现在振兴辽宁，已经不止是我们自吹自擂的问题，3年前我到处去讲，那时候是宣传辽宁的特点，总感觉气短。现在不一样，振兴东北是国家大政策，这对我们来讲有大的底气。现在，在国家的支持下，辽宁、东北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2003年以来，谁到沈阳谁夸。还拿我们沈阳比，不拿大连比，沈阳等城市这些原来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正在发生剧变。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字。2000年辽宁应用外资22亿美元，2002年已经是30几亿，2003年是50亿美元。也就是说占到全国实际应用外资的十分之一，2004年不会低于这个数，会照着55亿、60亿美元发展。更重要的是国家在辽宁进行了社保试点，已经把230万国有企业职工分离，这样国有企业原来劳务成本就减了20亿；更重要的这是对建国以来50年旧劳动关系的革命性终结，而且在辽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保体系，这个社保体系我不敢说在全国最先进，但一定是很先进。社保体系给各个企业公平竞争奠定了基础。这是搞市场经济最重要的。
与此同时，民营经济在辽宁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现在辽宁的民营经济在全省经济总量中占到40%，而且仍然处于高速发展中。像东软等一大批民企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我们用3年的时间，把倒闭机构欠老百姓的钱还了170多个亿。这个数不简单，170个亿！也就是说辽宁的金融环境将得到很大的改善。2000年增幅8%，2001年达到9%，2002年达到10%，2003年达到11%。也就是说辽宁的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了复苏。而且2003年的电力、港口货物吞吐量都是两位数的增长。
辽宁、东北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讲第一个意思就是希望诸位以新鲜的眼光来看辽宁。但是光新鲜还不行，还不止于此，辽宁发展是大势所趋，所以还要用时代的眼光看辽宁。50年前，毛主席发展中国经济，一大批大型企业都是辽宁的，所以当时叫“辽老大”，有很多的企业到辽宁来学习。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过去20年里面，中国各省是有快、有慢、有长、有短，我认为说一句公道话，这并不是地方官员谁能耐特别大，谁能耐特别不行。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大政策、大背景、大趋势、大调整，这是谁也拧不过来的，胳膊拧不过大腿。中国改革开放三大战略都是从中央政府发起。第一次，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鼓励广东发展。广东当时并不是像现在眉清目秀，一看地图邓小平看好了深圳，就画了一个圈。90年代邓小平同志走到了上海，觉得上海发展慢了，觉得上海有人才，上海人很聪明，他把上海人力资源调动起来，这就是发展主要的动因。所以邓小平同志又看了一次地图，画了一个圈就是“浦东”。到1998年是江泽民下决心西部大开发，这是第三波，第四波就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2年胡锦涛在辽宁从南到北看，温家宝2003年去辽宁三趟，而且他讲了三句话，“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条件具备、时机成熟、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振兴成为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热点、焦点、难点，也是未来中国发展潜力的动力所在。
概括起来辽宁有五大，第一是过去的贡献大，第二是现在的困难大，第三是这些年的变化大，第四是目前具备的潜力大，第五是未来发展的希望大。有一个分析说中国经济要在今后翻两番，像2000年到2010年翻两番是很容易的，但2010年到2020年翻番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单靠东南沿海的经济已经不行了，必须有新的增长点，就是“东北”。所以发展东北是合乎经济规律和逻辑的。现在是一江春水向东北。在座的朋友们不知道你们作何感想？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要以第三个眼光，就是以企业家创新的眼光看东北。我们希望跟各位企业家把东北熟化，做熟东北。我认为辽宁有困难，但也有独到的优势，第一有基础，这个基础全国都公认，老底子还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第二，有地理优势，是兵家必争之地，也应是商家必争之地。第三，辽宁有人才。未来的经济是围绕人才转的。辽宁年轻人很好学，连续多年大学升学率居全国第一。顺便说一句，中国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回收，那杨利伟是辽宁人，总工程师是辽宁人，总指挥也是辽宁人。第四，还有商机。现在辽宁是处于高速发展。我们在进行的项目非常多，像大连的机场等新建项目，我们还要增加32000公里的路。
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进口设备的关税方面，国家对我们都是非常支持，如果说过去政策下有倾斜，现在我们已经消除了这个想法，我们现在是自得其乐，我们认为国家对辽宁和东北的政策是非常真实的、具体的、实在的、有利的。当然，辽宁不是没有问题。就我们现在说的风险、挑战，对于弱者是深渊，对于强者是财富，对于天才是走向成功的垫脚石。我希望各位看准这个机遇，希望你们在选择你们未来经济方向的时候，能够定位在东北，定位在辽宁。回想中国近代史，有三次大转移，一个是以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一带的下南洋，基本上成功了；第二是以山东为代表的闯关东；第三就是以河南为代表的走西口，这个方向差一点儿。你走到哪儿方向很重要，现在走东北闯关东是非常有利的选择，这从历史上也有证明。
我最后还想代表省委和省人大省政协说一句，辽宁非常重视新兴的企业，这是心里话，因为我们改革国有企业也改了10年来，这些企业我们还要继续帮助他们，现在有些企业像鞍钢是优秀的代表，但一个地方的振兴必须要千军万马，所以民营企业很重要，振兴企业缺不了他们。就好像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家里缺什么就弄一些，我们就缺企业家，我们希望企业家跟我们一块把事业搞起来。我认为企业家的成功，和政府的成功是一致的，是政府成功的重要标志，振兴东北过程应该也是企业家大获丰收的过程，辽宁有保守的一些观念和思想，但不排外，辽宁本身就是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做起来的。而且省里面做了规定，有9笔财政资金打开，所有的企业都可以享受到。我们完全以开放的心态面向民营企业，而且我们还要保护民营企业的利益，使他们能够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我再次代表闻世震书记邀请你们到辽宁去。
（根据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企业家与政治多近？多远？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刘 吉
我很荣幸地被邀请来参加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当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看到这个题目叫“新领袖”，眼睛立刻一亮。企业家已经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越来越强大的新的阶层，毫无疑问他又要在政治上发展他的关系，我今天想谈一谈企业家和政治的关系。
企业家必须关心政治
我觉得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达，第一句，企业家必须关心政治。特别是原来是中小企业的董事长，一旦成为大企业要参与国民经济的改造和振兴，你就必须关心政治。
理由有三，第一，国家兴旺匹夫有责，中华民族要在21世纪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我们的企业家们应该做出自己的伟大贡献，他们要关心中国政治。第二，投资环境决定了。因为所有的企业家要发展都非常小心地在研究和考察自己的投资环境，在所有的投资环境里面政治环境无疑是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是首位的。因此如果你对政治环境不了解，当然你的企业投资就盲目，甚至犯错误。比如说现在中央有一个很重要的决策是要再次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我想我们的企业家都应该有一个非常敏感的商机，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到东北区。中央现在要给东北十几条政策，你了解不了解，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政策去参与老东北工业基地的振兴呢？我想这就是商机，这就是和政治的关系，你要是不了解政治的话，就不行。所以投资环境是一个企业家首先要关心的问题。第三个理由就是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要关心你了。因为你生在一个政治的环境中。这就不多说了。比如说孙大午是非常好的企业家，从个人道德品质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他被判刑了。因为他不关心政治，政治就关心他了。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必须关心政治。
企业家们一定要
努力地去影响政治
第二句话，就是企业家们一定要努力地去影响政治。理由是两条。第一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你有责，就要把你的智慧贡献出来。今天党中央或者是我们政府多次讲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作为一个群众就应该首创，就应该把自己的智慧贡献出来，帮助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第二条，既然你要发展，你要了解投资环境，当环境不太理想的时候怎么办呢？当然应该去改善你的投资环境了。而且为改善投资环境尽力。比如现在我们的体制还不大好，融投资都不好，怎么办呢？我们就应该呼吁，应该把意见提出来，来影响政治决策。
我觉得今天一天的会议开下来以后，我们的民营企业不断地表达了自己发展的愿望，同时也表达了对目前生存环境不公平的一种呼吁，但是没有发现国有企业表达这种强烈的情绪。是不是国有企业环境就非常好呢？我看不见得。民营企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国家的资源配置对民营企业有歧视，所以民营企业拿到的资源比较少，大概是三分之一。但是三分之二以上的资源配置国家都给了国有企业了，比如说银行贷款就是给的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在另外一些方面的环境就比民营企业差得多了。民营企业虽然拿了很少的资源，但是能够有效地加以配置，有效地运作，产出高效益，而国有企业拿了那么多资源，但是也是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应该说还有很多优秀的国有企业家，但是他们的手脚被束缚了。政府管人、管钱、管财，什么都管了。虽然拿到了银行贷款，但是本身赚的利润却不能够留下来自我发展。所以国有企业也有它的难处，各有各的难处，但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非常活跃，非常有办法来影响政治决策，来呼吁。而国有企业怎么没有声音呢？我觉得很奇怪。国有企业也应该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来为中国企业发展，不知道作为企业怎么来影响决策。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国有企业之所以搞不活是因为民营企业的发展，私有化限制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我看不是。
是谁把我们的国有企业搞垮的？不是民营企业，恰恰是我们的政府，是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制以及一些官员抓住这个体制的权力不放，把国有企业搞死了。我们应该感谢民营企业家，在国有企业之外他们快速成长起来，这使我们国家每年有8.7%的GDP的增长。
受他们的影响，我们怎么关心政治呢？有几个办法，第一通过组织，中国企业家有自己的组织，可以通过组织来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二就是一些专家帮助企业来呼吁；第三是在企业家中间，有很多是政协委员、人民代表，有这些渠道来反映意见。作为一个企业，既然是在振兴中国经济中的中坚力量、主体阶层，就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当中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让党的高层领导能够听到企业的声音。当然还有通过媒体，比如说《中国企业家》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体。再就是，我们的大企业家们，你们要善于跟政治家交朋友。我想企业家应该交政治家的朋友，如果企业家没有政治家的朋友，你的影响力就不大了。在历史上有很多重大决策是企业家和政治家一起商量之后做出的。政治家也非常愿意听取企业家的意见。比如今天薄熙来省长就到我们这里来了。
千万不要直接参与政治
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千万不要直接参与政治。你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了解企业，但是你不是政治家，你必须了解政治家，政治也是一门高深的科学，而同时又是一门及其复杂的艺术。科学知识你可以学到，不过现在做企业家学习也迟了一点，而更重要的是，艺术是一种天赋，是政治家素质决定的，你具不具备这个素质？即使你了解政治家的艺术，还有本身的素质也有可能不行。那是两条道，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政治有很多复杂性，企业竞争是平行的，但是政治竞争是三角形的，到了上面就剩一个了。当然不排除个别企业家具有政治才能，愿意去搞政治，但是总的来讲企业家就是不能参与政治。要是参与政治那你就准备有政治斗争。所以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大王就被关进去了。中国几个落马的企业家我想就是因为参与了政治，像牟其中。所以就是一句话，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参政，你是在商言商，你要利用党和政府的政策来挣你的钱，发你的财。
（根据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五年后中国将迎来更为深刻的变革
四通集团董事长 段永基
中国社会经济体系在今后五年将在新的层次上发生更为深刻和巨大的变革和调整。为什么说五年？就是加入WTO过渡期的最后两年和进入WTO之后的前三年，这五年应该是中国社会经济体系在新的层次上发生极其重大和深刻调整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对我们所有的企业既是机会又是挑战，而且挑战的结果、前途可能有两种。
推动这种变革的是两支力量。第一支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推进体制解放，破除在当前继续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阻碍全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财富的那些旧体制。这种体制的解放将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第二就是加入WTO过渡期的终结和加入WTO头三年的调整。第二支力量，是由于外资的进入而形成的更加自由和充分的竞争将激发中国企业应变发展。
那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想给政府提三点建议，给民营企业提两点建议。对政府的三点建议是：第一，各地政府应该坚决贯彻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继续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改革将焕发所有企业的新生，激活全国人民的热情。在体制改革方面要紧紧抓住市场完善化建设，生产资源的配制一定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如果生产资源配制制度不进行市场化改革，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坏死的经济；第二，建议政府完善市场环境，优化企业生态体系。资本是鸟，什么地方的生态环境好就往那里飞，所以政府一定要注意企业生态环境的改善；第三，希望各级政府都不要急功近利。经济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如果急功近利，希望一蹴而就，常常会带来一些不可挽回的问题。
我对民营企业的两条建议是：第一，民营企业整体素质比国营企业低，与公务员队伍相比较，人才素质不如它。我们虽然经过20年艰难曲折的发展，但是正像刘总（指刘永行。编者注）讲的，我们在非常曲折的环境下成长的，当然残疾也有残疾美嘛，在社会环境劳其筋骨苦其心智磨炼他的时候，一直是很强，但是在条件好的时候，怎么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我们的能力还是很欠缺的，我自己就觉得不如很多年轻企业家，在系统建设方面都差很多，越老越胆小；第二，企业最容易犯错误的时候是宏观经济改善，口袋里有钱的时候。
（根据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当组织面临变革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卡尔·斯特恩
首先向大家表示感谢，我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和非常优秀的企业领导人来进行沟通和交流。
我本来想我们可以探讨的议题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如何把中国的企业建成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听了你们的演讲，我想这个题目，各位老总的想法都已经远远超前了，换句话说，大家可能已经听厌了这样一个题目，尤其是从来自西方人的口中。恭喜各位，你们中的一些实际上已经是世界级的企业了，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探讨怎么把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变成优秀、伟大的企业。我们认为，只有随着竞争环境的演变，不断提升自己、不断改变自己、不断适应新的挑战的企业才能够真正成为伟大的企业。
为了更好地阐明我说的观点，我想让大家看一些具体的数字，前些天我有机会再次重新审视财富500强在最早的时候所罗列的这些优秀企业名单，1955年《财富》杂志第一次在全球排列前500名优秀的工业性企业，在当时选出的这些优秀企业里，排名前100名的企业至今为止只有17名仍然榜上有名，其中有33名现在还在排名500强榜单上，但是在更低的名次，而其中有44%的企业被收购，6%的企业已经完全破产了。
大家熟悉西方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创造性地破坏。随着商业环境的不断增强，以及复杂性的增加，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迎接挑战以及谋求生存都将是我们面临的很重要的课题。
我认为很值得深挖一下一些企业为什么不能够成功地适应新的环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些新组织不能够适应新的挑战，不能跟新的环境等同起来，但我想更为严重的应该是很多时候这是因为它错误地认识或者说错误地想像了一种新的环境以及它将面对的困难。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个企业作为一个组织没有适应一个新的挑战的能力，以及更好地去超越自己的能力。我想在今后五年里，你们每一个企业都将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环境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变化要求你的组织不断面临很多现实以及与你自己深信的理念的冲突，因为环境的改变不是你所能够想到和所希望达到的。
我想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是在座的诸位领袖，作为一个企业核心的领导，你所面临最大的工作是如何把你的组织调动起来不断适应一轮又一轮新的挑战。
我想让大家意识到一点，组织的改变和面临的挑战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是需要你不断地发现、培养、鼓励以及保护那些分散在组织各个阶层的重要领导以及未来的领导。这些人员往往并不是在组织中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他们可能不是很便于管理。但是正是由于他们的与众不同，使他们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说出事实的真相。你要不断地调整、不断开发一个联盟。你要仔细聆听这些人的意见，当然也不是他们所有的意见都是你的行为准则，因为审时度势是一个领袖要具备的能力。作为一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一个领袖人才每天面对大量信息的输入，有一个必须具备的能力就是能够挑选非常重要的人。组织的变革必须在更多的人协助下才能成功，只靠你自己一个领导是不可能的。
作为结束语我想留给大家的还是这句话：适应新的挑战。我想我们波士顿咨询公司在中国已经20年了，我们非常紧密、非常积极来跟踪诸位领袖企业所走过的成功历程，我相信再过20年，到2023年，在座的各位企业领导人，至少有十位能够成为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100强中的企业。
（根据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开幕辞
一个阶层的崛起和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刘东华
尊敬的周小川行长,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代表200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组委会，也代表因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而未能前来的经济日报报业集团领导，对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诚挚的感谢！
今天，我的开幕辞会比较简短，但我仍然赋予她一个主题：”一个阶层的崛起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阶层，就是各位与会的企业领袖所代表的企业家阶层；这个民族，就是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所组成的伟大的中华民族。
18年前，当中国企业家杂志刚刚创办，我们国家经济领域令人尊敬的领导人袁宝华先生欣然为杂志题写刊名和发刊词的时候，还有过一场这本杂志应该叫《中国企业家》还是叫《中国厂长》的争论，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对企业家这个概念远不如对资本家这个概念熟悉，也远不如对厂长、经理这些称谓亲切。7年多前，当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开始进行艰难的二次创业，并以“让企业家成为全社会最受尊敬的人”为宗旨，以把中国企业家杂志办成企业家的精神家园为目标，响亮地提出“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提出“只有造就强大的企业，才能造就强大的中国”时，人们还大都莫名其妙，甚至不知所云。他们会问，企业家真的那么重要吗？企业的竞争力与国家的竞争力之间真有那么大的关系吗？三年前，当以柳传志、张瑞敏为代表的数百位企业领袖与我们一起回顾中国企业、企业家的成长历程，参加中国企业家杂志创办16年、出版200期盛大庆典时，大家敏锐地注意到庆典主题叫“一个媒体与一个阶层”，注意到随后不久《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定位即由原来的“牵挂企业家命运”调整为“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人们不禁又问：中国的企业家真的成长、成熟到形成了一个阶层，有自己的阶层意识和阶层感，并以一个阶层的整体力量参与到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来，开始承担起一个阶层的历史使命了吗？
今天，也许还会有人提出类似种种问题，但再也没有人怀疑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巨大的存在价值。因为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企业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主角；企业家在创造着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并使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企业家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商业天才；企业家是真正能够决定未来的商业力量。总之，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正在为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优秀的企业家不仅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那么，为了不愧于“时代英雄”、“民族英雄”这样的光荣称号，就请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朋友在这次年会上好好磨一磨刀，以便回去砍更多的柴，为我们的时代争更多的光，为我们的民族添更多的彩吧。现在我宣布：200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开幕！
闭幕辞
我们会伴随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 牛文文
每年的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开到这个时候，当我上台演讲的时候，大会就要闭幕了。
我非常不愿意和大家说再见，但我一定要向大家说声感谢，感谢这两天以来在11个场次发表演讲的98位嘉宾，感谢从各地赶来参加我们年会的450位企业界朋友，感谢60多家新闻媒体的朋友，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为大会提供各种支持和服务的战略合作伙伴以及工作人员，谢谢大家，我代表主办单位向大家鞠躬。
这两天的时间，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仔细想一想，其实我们只做了一件事，这件事也是7年来《中国企业家》杂志一直在做的一件事，那就是为中国本土企业家阶层搭建一个能够更好地进行商业交流和精神交流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惟一的主角就应该是中国本土的企业家阶层，他们不应该是配角、附属以及边缘的角色。大家知道这件事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非常艰难，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我们将努力使企业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阶层。本来过去的7年我们认为我们做的并不错，但是在这次年会上，大家也听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领袖都有一个深深的担忧，那就是未来10年到20年，我们本土企业家是否还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在过度开放的情况下，在由外资推动的GDP增长的情况下，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类似拉美国家的一些危机，我想这是我们所有的企业领袖都在面临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杂志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关注这样的问题。
我们还在努力呼唤一个领袖商业时代。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商业领袖对这个国家的经济走势往往发生着重大影响，但是在中国，我们的企业领袖对商业环境、商业趋势做的预测并不是非常多，我们很高兴在这次年会上听到有很多中国的本土企业领袖对未来3年到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经济、中国商业的走势做出了预测。
不管是对外扩张，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本土企业家阶层都将要接受全球商业价值的重估。
在这次年会上，我们首次邀请了德国《经济周刊》、日经BP社、韩国《经济学家》杂志和我们一起来，共同主办了三场国际化的专题讨论。与我们的预想一样，这三场讨论是场场爆满。德国《经济周刊》的总编巴龙先生说他没有想到，能在中国与企业家阶层进行这么坦率的、深层次的沟通。
最后我想说，我们会伴随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再次感谢大家，让2004年我们再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