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银行的即将上市，会不会是高盛在中国扬眉吐气的机会？
文/本刊记者 丁 伟
新投行时代
《华尔街日报》说，“亚洲的投资银行乱成一团。”中国已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各注资225亿美元，谁能获得这两家未来一年预计50亿美元或更多（迄今为止最大的IPO是2000年中国联通52.5亿美元；2003年全球最大的是中国人寿35亿美元）的股票发行业务，不仅意味着丰厚的收入，而且将提升投资银行在中国的江湖声望，以及它们处理复杂交易的信誉。
据Bloomberg预测，未来10年中国公司海外上市总筹资额将高达500亿美元。《华尔街巨人》甚至说：与其他制造汽车、飞机或软件的公司不同，华尔街缩短了追逐金钱的整个过程：它制造金钱。
就像摩根斯坦利为之承销的公司名单犹如美国企业的《伯克贵族录》一样，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投行们也已经在亚洲，尤其是北京拉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高盛、摩根斯丹利及花旗集团、美林和JP摩根，以及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瑞士银行、德意志银行……它们都面临着内地的中金、中银国际、工商东亚等投资银行的崛起和分羹。
“技术原因”影响2003年成绩
2004年4月，如果华尔街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IPO—Google约40亿美元成功上市的话，高盛（Goldman Sachs）将成为Google搜索页面上最风光的一个关键词之一。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是Google的承销商。
在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排行榜具有重要的意义，投资银行经常把它作为营销工具来赢取客户。高盛无疑是最有资格这么做的，2003年高盛再度获得美国头号IPO承销商的称号（2002年是花旗集团，此前三年一直是高盛）。Dealogic资料显示，2003年高盛参与了10家公司总值23亿美元的IPO承销。
不过，2003年高盛没能安排一家中国公司海外上市。在高盛北京古色古香的会客室，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解释说，这只是技术上的原因，SOHO中国、世茂集团等上市项目将推迟到2004年。而且，“我们看的是长期、持续的领导地位，而不在急功近利于一时。”
衡量一家公司的能力也不止IPO，作为全球并购及股票承销业务的领导者，高盛已经在中国收获颇丰。包括日产与东风合资、TCL收购汤姆森、戴姆勒-克莱斯勒与北京合资、诺基亚整合国内合资企业等，高盛都是财务顾问。财政部发行全球债券，高盛是独家评级顾问。2003年6月，高盛与工商银行就不良资产处理建立合资公司。参与了2002年中银香港25亿美元IPO的高盛和瑞士银行还将在中国银行2004年的上市中大展身手。
“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是全方位的，我们都是做最大生意的。”胡祖六说。
在中国的目标是“大象”
然而，几乎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高盛（自称“先驱”），“对中国业务的参与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却在投资银行的合资一事上一直处于谨慎甚至保守的状态。
当初中金的成立也曾邀请过高盛，但它拒绝了，而积极入“瓮”的摩根斯坦利与中方伙伴经过几年的磨合以后，终于抢得先机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如今，外资投行最多可在合资公司持股33%，数年后可升至49%。但高盛认为，“关键不是股份，合资从经济学上不是最优的模型，”高盛始终不理解，“国际一流投行到中国安家落户，对中国是一件好事情。新加坡用各种刺激因素吸引高盛等投资，这么小的国家都不怕，何况中国？”
为寻求独资的可能，高盛CEO鲍尔森几次和同行，摩根斯坦利的裴熙亮、美林的斯坦利·奥尼尔和JP摩根的威廉·哈里森到访北京，要求放宽对外国投资银行的限制。中国高达5000亿美元的股票市场强烈吸引外资的兴趣—到2010年，沪深总市值将达2万亿美元，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三大股市。目前包括高盛已有8家外资投行获准QFII业务。
高盛将会慢慢克服自己的谨慎和犹豫。胡祖六说，“高盛和别的投行不一样，它是合伙人制（1999年才上市），非常保守、低调。如果合资，双方文化怎么融合？高盛一直不停地思考和再思考，痛苦地争论和研究，希望早一天在中国更加灵活。”
或许，高盛的合资困境可以在海南证券身上有所突破。据先前报道，高盛曾承诺向海南证券“民间捐赠”3.8亿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然后再与之合资。不管怎样，高盛亚洲区总裁罗以德说，“我们希望这个实体纳入高盛的网络，能施加重大影响。”
胡祖六对此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但表示，高盛1998年就参与了广东粤海的重组，有着丰富的经验。无论国企重组、金融改革还是制造业在策略是中国“猎大象”即大客户的高盛都能运用其专业化和全球经验。
高盛的公共服务传统
这是华尔街的一种典型景象：“如果生意不景气，交易大厅里的人们总是大侃特侃政治、垒球、摄影、赛车或者高保真。”它们惟独很少谈到教育、环境保护或者社会责任。不过在有140年历史的高盛身上，这倒是个例外。
胡祖六承认，在投资银行工作肯定是非常功利性、有目的的，但同时，“高盛一直有着公共服务的传统，这在华尔街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家投行像高盛这么多的人担任公职。”比如前财长、前央行总裁、纽约证交所主席、布什的首席经济顾问等。离中国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高盛前总裁约翰·桑顿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执教。
鲜为人知的是，胡祖六是2003年3月全高盛2万多员工第二个知道桑顿要退休的（第一个是鲍尔森），“桑顿到清华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我一手安排的。”桑顿原本要到耶鲁大学当教授，但胡祖六劝他，如果到中国的大学影响将会更大。桑顿深以为然，接着问怎么made it happen（实现），那当然就是胡祖六的母校清华大学了。
高盛CEO鲍尔森1997年来中国参加一个经济和环保关系的研讨会。他后来说，“我是1974年加入高盛的，我从来没梦想过工作如此充满乐趣，我从来没梦想过会1994年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高盛北京代表处的开业，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涉足中国的国企重组和股票上市，我从来没有梦想过与中国的许多领导人相见。这都太有趣了，我不会为没成为一名教师而感到遗憾。”
正是这样一种“与公共政策天然的、密切的关系”，把自己定位为经济学家的胡祖六在高盛如鱼得水。即使2003年他从研究部转到投资银行部，服务对象从机构投资者变成跨国公司，他仍然做很多本职工作以外的公共服务，关注宏观政策、产业、市场趋势等，从事教育、向公共政策提供建议。
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后来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的经历，为胡祖六提供了全球化视野和实证经验。他认为粉饰太平毫无意义，“我在国际会议上对中国非常乐观，用事实向全球推销中国，在国内就讲问题。这是我的一种责任感。”
胡祖六历经争论
屡屡在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不平衡以及全球化问题（他领导的《有关中国和世界的五个神话》报告澄清了国际对于中国崛起的不安）上发表看法，胡祖六曾引起极大争议。
对各种批评，比如说他国际资本的代言人，胡祖六一笑置之：“我在高盛这是事实，但我是通过对基本面的分析，从经济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既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谁的喉舌，而有独立的立场。”在他看来，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片人民币贬值的声音中，他提出保障人民币稳定和2003年他认为人民币应该弹性浮动出于同样的理念。
胡祖六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和蒙代尔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早在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访华之前，他就在高盛的《中国洞察》（China Insight）内刊提出“中国需要外汇体制改变”。至于郎咸平怀疑其言背后是投资银行联合炒作，胡祖六说在公司治理方面，他俩的理念完全一样，“一个有判断力的学者或教授，怎么投机中国？”
在美国商务部部长埃文斯访问中国的时候，胡祖六认为，即使中国贸易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出现赤字不足为虑，该观点也受到质疑，但他说那是断章取义，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状况应该有所改变。
要调侃一下胡祖六的话，《华尔街：大亨与金钱》中的一段或许有点意思：“他被经济趋势以及经济思想搞得七荤八素，以至于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证明资本主义可以为大多数人造福的时候了。”这当然是开玩笑。作为一个金融专业人员，胡祖六诚恳地说，“我希望能用我所学的知识、分析方法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重大的实际问题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或者批评。”他的成就感不是做投行交易，而是提供洞察力。
这也是有传统的。老家湖南湘阴的胡祖六，受过同乡前辈、郭松焘（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曾国藩等人忧患和开放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在哈佛读博士时，导师、哈佛校长萨默斯的积极入世风格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不过，胡祖六一直没有放弃文学或历史的梦，他称泰戈尔的诗、川端康成的小说都含着美妙的诗意和淡淡的忧伤……
对话
制造大国离不开强金融体系
文/本刊记者 丁 伟
《中国企业家》：如何理解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工业革命的关系？中国应该怎么做？
胡祖六：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一定要相辅相成。英国、美国的工业革命中都发生了金融革命，工业革命的基石是瓦特发明蒸汽机，用动力代替马力，生产从作坊到了规模化阶段，这就需要大量投资，比如钢铁、纺织业、铁路等，一定要金融体系来提供。华尔街的历史比美国历史还要早。
我一直讲英国的例子，它很极端，但具有启发性。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金融历史非常悠久，但是二战后，英国政府过度管制，使金融业尤其是投资银行、资本市场越来越萎缩。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取消了长达20年的外汇和资本管制，同时全面开放金融市场、金融服务，大大提升了英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实现了现代化、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产业的大规模民营化。之后，英国成为欧洲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
没有工业革命，金融体系不可能自己形成。我们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制造业很发达，索尼、丰田都是世界品牌，但是日本的金融体系比较落后，从长远来看竞争不过美国。
在中国迅速突变为一个制造大国的时候，绝对不能忘了金融体系的改革、重组和发展。
《中国企业家》：中国应该采用以银行为主还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
胡祖六：这在学术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争论问题，以我这么多年的研究和第一手观察认为，两者当然不可偏废，一个好的银行体系，一个好的资本市场，都是需要的。各种不同的金融体系，德国、日本比较依赖于银行，美国、英国偏向资本市场；前者风险管理的能力很差，分配资本的效率也没有资本市场那么高。（中国采用）资本发达、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可能更有效率。
中国现在的银行融资是股市融资的11倍，传统商业银行无论按规模还是占GDP的相对比重（200%）都已经很大了，资本市场市值却只占有40%-50%，美国的情况恰恰是反过来的，银行占GDP的50%，股市占100%-200%。这意味着什么呢？国内银行的规模已很可观，主要是要重组提高素质，消化不良贷款，更加稳定有效率（四大行上市并不就是灵丹妙药）；资本市场的质和量都需要飞跃，上市公司的数量、整个市值规模还需要扩大，同时也要提高监管、公司管制、透明度、投资保护的水平。
应该鼓励第一流的国际投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参与这个市场。IT、家电以及汽车业开放早，中国已经有很强的企业了。金融服务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开放，中国就可以把全球最好最新的管理模式吸收过来后来居上。中国加入WTO以后，金融业除了商业银行，资本市场开放是最小的，这是公认不讳的。
《中国企业家》：《华尔街巨人》说，“所有关于金融界全球化的讨论都是错误的，我们所见到的是金融界的美国化。”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胡祖六：FT（《金融时报》）说，华尔街投资银行要登长城。1998年初我就在《远东经济评论》上以“长城神话”为例，建造长城的目的在于防御境外敌人入侵，但是从历史来看，其作用并未达到。
美国作为最大的经济体，它的价值观、创造财富的能量以及科技影响毫无疑问是最大的。中国很多方面需要学习美国，比如银行监管、透明度等，但我不担心会美国化。虽然融入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核心价值还是中国的。不用太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