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球化可能会深深伤害不能及时有效调整自身定位的利益集团，而过深的伤害有悖于公平和文明的原则
文/赵忠秀
全球化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也是一个常被挂在嘴边的说辞。什么是全球化？一位美国传播学教授以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的故事向笔者这样表述全球化：1997年8月30日晚，英国王妃戴安娜与她的埃及男友多迪在法国里茨饭店用过晚餐后，为躲避各国记者的骚扰，从饭店后门上了德国奔驰轿车。车的发动机是在捷克造的，司机亨利平时贪杯，当晚喝的是俄罗斯产的伏特加。醉酒的司机开车上路后还是碰到了意大利“狗仔队”的烦扰，于是他超速行驶想甩掉这些记者，不慎撞到塞纳河一隧道的门柱上。戴妃严重受伤，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得到美国医生的救护，大夫使用的药物是比利时的一家制药公司在巴西的工厂所生产。遗憾的是，医生回天乏术，戴妃魂断巴黎。
教授用传播学者特有的睿智表述了全球化的本质，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借助于一定介质愈发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全球化使地球村的概念显得更加生动而现实，当中国的酒吧（而不是传统的小酒馆）开始兴盛的时候，恪守传统的苏格兰威士忌酿酒商面对纷至沓来的订单而心花怒放；当温州的家具厂商整船整船向美国发货的时候，美国弗吉尼亚世代传承的家具制造商则满脸愁云，失业的工人迁怒于亚裔人士，美国商务部则发起针对中国的家具反倾销调查，共和党人显然在向其选情不明朗地区的选民示好，争取选民的投票。LG在中国制造的彩信手机吸引着全世界的时尚男女纷纷解囊，而爱立信则正在卧薪尝胆，发誓要夺回市场。伴随着全球化的鼓点，中国走向了世界的中心舞台,台下投来的目光交织着热烈、艾怨、羡慕、嫉妒，既爱又恨，同时又生怕错过了可能的又一次机会。
经济全球化其实是一个老式故事
全球化的开端源自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由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发展，并几经自我超越。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发生过农业革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农产品，保障了农业人口涌入城市的食品供应，同时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也是工业革命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当然，通过海外贸易扩大世界市场，才是推动工业革命的根本动力。19世纪英国的一位商人曾这样预测中国市场，他说如果每个中国女人把她的裙摆加长一英寸，那么我们兰开郡的纺织厂就是加班加点也还有干不完的定单。今天的营销专家肯定会笑话那位英国商人，当时中国普遍贫穷，购买力低下，普通人家妇女的裙子是用家纺粗布自己缝制的，有钱人家的女人穿的是绫罗绸缎，她们不见得喜欢苏格兰粗呢的手感。然而，今天的商人却在用同样的逻辑认真地计算着中国的市场规模，没人再把它当成玩笑。
回顾全球化的几次浪潮，全球化走过了家庭作坊、手工业工场、工厂制、大型托拉斯直至今天跨国公司的企业形态，全球化的深度也经历了贸易、间接投资、直接投资到劳动力与智脑迁移的不同阶段。借用目前流行的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全球化的进程就是供应链核心环节不断前移的过程。从最初掌握贸易环节，到控制生产，再到控制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跨国公司总是能控制着价值的高端，而开放价值生产的低端，把全世界的劳动力和资本卷入到世界生产链条之中。
19世纪末的科学技术革命其波澜壮阔的程度丝毫不比今天的科技技术革命来得逊色，那是一个产生钢铁、汽车、石油大王的时代。虽然生产的绝对规模与现在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但当时产业集中、垄断之盛给民众和社会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美国反垄断法律之剑随后高悬了100多年，唯恐垄断大王断送了产业的创新动力，伤害了竞争力。在经历了重化工业产业升级之后，经济全球化由贸易先导，随后跨入资本输出、海外生产的阶段，使海外廉价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得以更直接地参与生产国际化的过程。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海外贸易有着深邃精辟的分析，他的洞察力仍为今天的全球化所印证。
科技、经济全球化使得天涯若比邻
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信息通讯技术和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低成本供应商，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业务外包，而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变得更加频繁和容易。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跑出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而不幸时常被当作替罪羊。
《洛杉矶时报》2003年11月24日曾发文披露沃尔玛刻意压低国外采购的成本，售价100-130美元的欧洲版服装的国外采购价格是多少？10美元一打！每件不足一美元。孟加拉国达卡一家成衣厂的童工为完成沃尔玛的订单，每月都有5天到10天需要从早上8点工作到次日凌晨3点，其月工资只有21美元，但这已是当地保姆或厨师工资的三倍。许多美国汽车公司和金融机构把数据处理和编程的工作外包给印度的专业IT公司，其支付的成本仅仅是自己独立完成的1/3到1/4。
全球化还意味着要素可以直接流动，我们首先可以从文化市场生动地感受这种全球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明星玛莉莲·梦露只是今天中国文化人笔端的一个尤物，而通过好莱坞杰克·陈（成龙）现在却成为美国青少年心目中的中国偶像，曾有不少美国人询问笔者是否认识成龙。姚明在本质上是NBA联赛这部巨大商业机器中的一个昂贵的关键性零件，这个零件如果摆在国内，多半要锈迹斑斑。每个中国小学生都能倒背如流的《木兰辞》让迪斯尼公司赚足了票房，极富匠心的动画片创造了一个鲜活的花木兰形象，按照美国成熟的商业模式来演绎，完全可以期待一个“木兰经济”的出现，就像辉煌多年的米老鼠经济一样。笔者对《花木兰》在中国的票房分账收入不得而知,但能想象它足以支付上千名印度软件工程师在美国工作一年的工资,也许迪斯尼动画工作室就有若干名印度软件工程师参与了《花木兰》的制作,也还可以设想这笔钱足以支付几千集装箱从中国生产进口的汽车刹车片。
套用经济学的术语，成龙、姚明和《木兰辞》都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了国际化的生产和财富创造过程，成龙和姚明作为独特的资源，其获得的高额报酬其实是一种公允的要素市场价格，而《木兰辞》作为没有版权保护的文学遗产，自然被迪斯尼视为一种无需付费的公共资源。全球化给了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佳定位的机会和市场平台。
要素的流动包括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目前已达到30万亿美元/年，其中令人头痛的是国际热钱，它推动短期的繁荣，一旦获利离去却要给当地留下长期的疼痛，这些热钱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常常受到严密监视，甚至遭到围追堵截。劳动力流动正常形态表现为跨国就业，劳务输出等，其中的高级形态为技术移民，包括从发展中国家吸纳人才的“智脑流失”。
25年前开始的出国潮曾引发我们强烈的人才流失担忧，现在开始形成的“海龟”潮又使国内应接不暇。去也罢，归也罢，都是全球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自然规律。作为拥有巨大人力资源的人口大国，我们应当学会巧妙的疏导和吸引，而不是生硬的堵或不计成本的抢；不正常的人口流动形态包括非法逾期滞留和偷渡等，其根源在于劳动力成本跨国间的巨大差异和由此产生的利润。
反全球化运动的核心是反公司推动的全球化
全球化使全球的资源放在同一市场上来定价，经济理论上有个重要的定律就是一物一价（“投机倒把”的理论基础），如果两地价格差过大会引起商品和要素的跨地流动，直到价格趋同，这就是著名的价格均等化定理。价格均等化首先调整了比价关系，在中国，卖茶叶蛋的所得已制度性地赶不上研究导弹的，实现这一根本变革的力量来自于市场。其次是绝对性地拉平价格，这背后的幻觉源自汇率。3000元人民币的月薪收入与3000美元的月薪收入有着8.27倍的名义差距，但有人估算，在北京3000元人民币的收入与在华盛顿3000美元的收入有着大约相等的生活幸福和艰辛，这真是可怕的货币幻觉。
这个定理自然使得有人欢喜有人愁。美国不锈钢制品制造商协会的代表在国会作证时举着一个不锈钢餐盘说，这个餐盘在中国生产的人工成本是2美分，按照美国的生产力水平我们美国也可以做到人工成本2美分，但是根据美国的劳动力工资标准，我们生产这个餐盘的实际人工成本最低也要达到24美分，我们无法竞争。于是冲突便产生了，站在美国制造商的立场，为了“公平竞争”，必然要求中国的制造商把人工成本也提到24美分，这显然是荒唐的，中国还没有为每个农民工提供年薪5万美元岗位的能力（顺便提一句，通用汽车普通员工的平均年薪是8万美元，惹得许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要和这些汽车工人换工作）。另外的做法就是配额限制，或者提高关税，很显然这是违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规则的，同时也不符合零售商的利益。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美国的不锈钢制品制造商应该转行生产从事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或服务，除非是他们把自己的工资降到和中国同行一样的水平。问题是，生产不锈钢制品的工人转行搞软件开发难上加难，而这个工厂一旦关门，当地的就业状况就会恶化，这可是影响选票的政治大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对待全球化的不同态度，一方面是公司的大力推动，另一方面是利益受损方的激烈反对，出现反全球化的浪潮。从西雅图到坎昆，WTO的几次部长级会议面对街头抗议者深陷尴尬，至今一筹莫展。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在提出《经济主权和就业保障法》提案时说，不能让一小撮未经选举的（WTO）国际官僚主义者左右了美国的贸易政策。在他的背后，是成千上万还没有转行的钢铁工人和依赖钢铁工业的地区院外活动集团。
全球化的福利效果是国际资本和低劳动成本结盟，转移了发达国家劳工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其中的大部分转化为资本的利润，少部分转化为低成本国家的劳工工资。劳工们虽然要忍受国际资本的剥削，但毕竟自身的经济状况要比失业时改善许多。拒绝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遵循的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逻辑。这种逻辑还可以披上民族产业、国家经济安全的华丽外衣，很具有蛊惑性。反全球化运动代表的是没有从比较劣势中转移出来的利益集团的利益，灾难的来源在于无法抗拒的公司所推动的全球化。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推动全球化是顺应科技进步的趋势，扩展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文明；但全球化的双刃剑可能会深深伤害不能及时有效调整自身定位的利益集团，而过深的伤害又有悖于公平和文明的原则。中国倒闭的城市老工厂，美国衰落的农村小镇，都是这种市场开放和全球化的牺牲品，虽然吐故纳新是经济肌体保持生命力所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