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政府的公共财经政策应该是企业的道德榜样，不当的“财技”运用是有代价的
文/蔡重直
“财技”作为一种投资技巧和方略在今天大都离不开金融学中的“杠杆作用”，即英文的“leverage”。大概是受投资银行家，特别是受国际投资银行家的影响，政府也用起了“财技”。但是，必须清楚，政府的“财技”运用由于其公共政策的性质，要极其慎重。本文仅对近年来的三项政府“财技”进行简单的分析。
1998年，政府为充实日渐匮乏的四家国有银行资本金，定向向四家国有银行发了2700亿的特种国债，并以国债收入再投资于四家国有银行，以增加资本金。如果我们不考虑严格的会计分录，仅从经济的意义上将这笔交易用会计学进行记录，那么它是：政府“借：现金2700亿”，“贷：特种国债2700亿”;同时，银行“借：投资（政府特种国债）2700亿”，“贷：现金2700亿”。这就是说，政府通过发债2700亿，产生2700亿的债务和2700亿的现金；银行通过投资2700亿特种国债，资产方的现金减少，投资增加。第二步，政府“借：投资2700亿”，“贷：现金2700亿”；同时，银行“借：现金2700亿”，“贷：政府权益2700亿“。我们有兴趣地看到，在这笔交易完成后，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现金由于一出一进没有变化，但是总资产和总负债都增加了2700亿，资产方的政府债券投资和负债方的政府权益同时增加了2700亿。从直观的角度看，就是，国有银行的所有人从它所控制的银行中借了2700亿现金，然后作为它在银行的投资，增加了资本金。如果我们同意“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政府与企业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这样一个商业伦理学中的重要原则的话，那么，我们试想一下，这个行为如果发生在企业会是怎样性质的一个问题。当一家银行的股东要增资时，他有如下选择，一是以自有资金投资，二是借钱投资；但是，当他两种方式都不采纳，而从他投资的银行借钱，再投资到这家银行以作为他的资本金增加时，巨大的道德风险便产生了。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由于银行新增了2700亿资本金，就法理上讲，它可以放大十几倍产生3万多亿的贷款。
2000年，政府为了降低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将1.4万亿的不良资产“剥离”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入资产管理公司。这笔交易是怎样进行的呢？资产管理公司向银行发债，银行以现金购买（投资），资产管理公司再以发债所得等价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交易后，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发生变化，不良资产被资产管理公司所发的债券（投资）所替换。为什么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券可以在银行的资产中是良好资产，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是“performance assets”，它生息，而不良资产是“unperformance assets”，不生息。资产管理公司付息的来源是不良资产的处置所得。问题出来了，当不良资产处置完时，付息的来源没有了，若不付息，债券又成为银行新的不良资产，若还本，谁来埋单呢？很明显，银行的风险转换成了政府的风险，而且是一个无法回避和可计量的风险。问题到此还没有结束，这种通过“财技”降低的银行不良资产率是减少了社会成本还是加大了社会成本？1.4万亿的融资成本是2.25%（债券利率）,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一年的付息总额应该是315亿,假定不良资产10年处置完,需付息3150亿。这上万人的资产管理公司一年的经营性成本大概是25亿，10年是250亿。10年内，财务支出加经营性支出是3400亿左右。而1.4万亿的不良资产回收呢？几年的经验和各方乐观的预测是20%左右，这样，1.4万亿应回收2800亿。支出大于收入600亿。这就是说，全部核销掉是1.4万亿,而“热闹”一番后的损失是1.46万亿。这个账我不知道算的对不对，如果考虑到在这1.4万亿中有6000多亿的中央银行再贷款,问题就更为复杂和对宏观经济更为严重,因为这涉及到基础货币核销这样一个大问题。这里有一个银行技术上的问题需要提出，即，不良资产不能“处置”，而应“经营”。对银行来讲，这是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业务。所以，国外银行一是集中了最好的投资银行家、商业银行家、法律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来经营不良资产；二是“经营”需要有相应的新资金支持；三是“经营”不良资产不能离开银行的整体资源。所以，国外鲜见将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的做法。
2003年底，政府宣布用国家外汇储备450亿美元注资两大国有银行。有许多企业家问，资本是干什么用的，它与银行贷款有什么区别，没有资本不是一样可以经营吗？为什么社会和商业伦理学那么看重资本，特别是银行资本的真实性？关于资本的作用和功能的不同争论也散见于国外的有关文献中。一般的来讲，资本有两大功能，一是企业开办的支出，二是企业抗风险的作用和度量，也有人讲，是企业对外的信誉保证。在现实商业活动中，后一个作用更为明显和突出。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我们确实分不清资本与借款的区别，但是，当企业发生亏损或坏账时，资本的作用就显现出来。所以，资本是信誉程度的保证。如果资本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发挥抗风险的功能，不能冲抵不良资产，而且不管经营好坏都要保证一个回报时，资本的真实性就产生了疑问。
政府的公共财经政策应该是公开和透明的，应该是企业的道德榜样。但是，“财技”由于其先天的隐讳，其目的和运作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然而，不当的“财技”运用都是有代价的，代价可能是多方面的，也可能是长远的。上述所举的三个例子，最令人担忧的代价是通货膨胀和道德风险。尽管在中外学术界有不同的通货膨胀成因理论，但是，我一直坚信，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纵观历史和现实，通货膨胀大都引自于政府的公开的和隐形的过度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