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政府搞“宏观调控”一定要有“全球视野”
文/本刊记者 杜 亮
“过热”还是“不热”？企业家自己判断错了不要紧，就是一个企业的损失，如果是国家错的话，损失就大了，这个损失谁负责？有没有宏观调控失误问责制？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两会期间，本刊特邀请部分企业家和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
牛文文（主持人）
从1999年起，每年3月“两会”期间，我们《中国企业家》杂志都会邀请一些企业界代表、委员座谈。记得5年前那一次谈的是“低谷时期企业自处之道”，而这一回想请大家探讨“通胀压力下的企业选择”。
我们感觉，包括国际投行分析判断，现在是中国经济周期的又一个开始—包括全世界的原材料和基础工业，都因为中国的需求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周期。中国经济由过去一个时期的紧运行，在固定资产和重工业领域里面投资偏少，到去年以来投资过多甚至出现“通胀”苗头（详见本刊2004年第2期封面文章《民企重型化》），政府对此已经产生警觉，部分学者也表示了忧虑。那么中国经济到底是冷还是热？是通胀还是紧缩？国家要不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应该采取怎样的宏观调控措施？对于企业，特别是正在进入重化工行业的企业，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政府配置资源的意图太明显，手段太微观
王林祥（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
现在对于民营企业进入重工业，我的感觉是还没有怎么进入，国家就已经开始限制了。所以这次在“两会”期间，我参加内蒙古代表团讨论，特别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选择调控的方法和措施上，应该更科学一些，不能搞“一刀切”。
我们现在上的冶炼炉，是1760万千瓦的电炉；是科技环保型的——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第一，但是过去一些小企业，包括一些国有企业，500万千瓦也上去了。我们上去以后的结果，必然是小的、对环境污染的要倒一批，死一批，但是对国家环境保护有好处，整个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提升起来了。但是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看行业的整体能力超了就不能上项目了。现在螺纹钢涨到4200元、4300元一吨还有旺盛的需求—应该降下来但是还没有降下来，你硬要把通过宏观调控把它“压”下去，是否妥当值得考虑。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省市只能批3000万元以下的项目，3000万元以上的项目还要国家批，理由就是要宏观调控。而实际上批下来的项目非常少，考察论证，办好多的手续，付出很多的成本，有没有这样的必要？特别是对民营企业投资这一块，我看好了就干了，风险自担，国家能不能不管这一块？我感觉我的东西能够卖出去，我就去投资，判断错了我认了，银行有银行的判断，但是政府没有理由，或者是根本没有权利说不要银行给我贷款。但是现在大家面临的都是要清理、整顿，还有处罚，甚至追究责任，这么做是不是合理呢？
比如，去年电源滞后，22个省市拉闸限电。现在报给国家发改委的电源项目是3000多万千瓦，据我了解，没有经过批准、私自开工的可能就超出3000万千瓦，国家再批3000多万千瓦，加起来可能就要七八千万千瓦。国家管得过来吗？我的意见就是政府要改变宏观调控的方式。市场经济强调的是要市场配置资源，现在政府配置资源的意图太明显，而且手段太微观。要我说政府就控制一条，每度电发电成本超过多少你就别上，还有你必须是环保达标—惟一一个“行业标准”需要政府制定，这是对的。企业觉得自己有竞争力就尽管上，没有竞争力就死掉，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过去国家多么希望社会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到现在已经拉动民营企业进入重化工业，从整体上看，这对我们国家是好事，现在搞“急刹车”，我想不太明白。在宏观调控问题上，我觉得应该像总理讲的那样，政府部门一定要加强法律意识，不是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调节。
这一轮重化工业发展：水平和起点与上一轮不同
王文京（用友集团董事长）
有关重化工业，虽然我不是具体从事这一块，但我的感觉是有市场需求，而且这个需求是上升的，所以投资相应增加，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接触过一些制造企业的负责人—我们的很多客户都是这个行业的，发现很多企业—里面有一批骨干企业，真正有规模的企业，这一次在上重化工业的时候，他们的技术装备水平，还有管理水平，比上一轮要高得多。像我们的一些钢铁客户，他的装备水平在世界上是一流的，包括现在我们帮助他们推的信息化，力度也是比较大的。
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经历过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依靠的是劳动力成本优势；第二阶段依靠的是装备现代化；第三阶段围绕两个核心，一是自主研发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化，在这两方面，我接触的企业的水平都是蛮高的。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的时候， 当时大概是新日铁给我们的领导人以很大的震撼。但是今天我们的钢铁企业像宝钢在管理上已经超过他们—当然不是全部的企业，所以这一轮重化工业的崛起，我们的水平和起点和上一轮是不一样的。
最怕的是大家都是一个观点，一个想法
郭广昌（复星高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
有没有宏观调控问责制？
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我只是感觉到有那么一点不对：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么回事（过热）？是不是非要做一些动作，把它调过来？我觉得不要老是以为自己发现了“终极真理”，用这种心态做事情就麻烦了。如果能够发现真理，如果真的能够一切“计划”好的话，那么计划经济就是全世界最完美的经济，我们还改革什么？我们把一切都想好了，汽车生产多少，钢铁生产多少，每个人应该怎样该多好！但是我们做不到，不可能做到。预测永远是不准确的，不要说中国，全球也没有看到有多少预测是准的。我甚至觉得主流的经济流派从来都是错的，流行的东西往往都是错误的。
我认为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国家要加强宏观调控的质量和水平，要加强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对过去经验、深刻教训的总结—政府不是没犯过错误。企业家自己判断错了不要紧，就是一个企业的损失，如果国家错的话，那损失就大了，这个损失谁负责？有没有宏观调控失误问责制？有没有制定政策失误问责制？
搞“宏观调控”，一定要站在“经济全球化”高度
具体到我们如何判断“过热”与“不热”，还有一个标准的问题。一亿吨钢够不够？我觉得关键就是看市场能不能接受，这个是最简单的标准。在讲市场需求的时候，还要看我们是“为谁制造”的。如果说我们所有造的钢铁都是为中国（市场）造的，所有的汽车都是为中国（市场）造的，这样简单看的话，肯定是过了。而且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钢铁、汽车行业都是全球竞争的行业，你不生产人家也生产。钢铁老早就过了，汽车也老早就过了，不需要你生产？全部都是过剩经济。我们还造什么车，还造什么钢？我想，只要是充分竞争的行业就应该立足为全世界制造，否则中国13亿人的问题永远解决不好。要说“宏观调控”，一定要站在这个高度上考虑问题。
我做投资判断，一般是用一种“测不准”的心理去考虑问题，但是我要保证自己在整个行业里面是有竞争力的，这是最重要的—当别人不行的时候，你是行的，你就去做，而不是一定要看到未来。
加强宏观调控，惟一能说服我的理由是“配套不整齐”
我觉得听那么多经济学家讲“过热”，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其中惟一能说服我的理由就是中国的产业配套不整齐，或者是有“瓶颈”。比如有一些东西上得比较快，但是瓶颈出来了，比如运输是个问题。而这些瓶颈究竟是谁造成的？正是计划、是国家垄断造成的。说到钢的问题，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大规模投资钢铁，现在钢价肯定还要涨。
另外，我觉得我们还有理论依据和思想方式的错误：老是拿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来和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来做对照。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通缩持续7年，现在水温刚刚热起来就说“过热”，如临大敌，要让它冷下去，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当然从总体上，我对目前宏观调控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持积极的、乐观的态度。因为我觉得现在调控的水平和政府的态度比以前好，包括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也讲调控适度，也讲“不一刀切”。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说明有争论，有不同的观点。最怕的就是一种观点，什么人都是一个想法，事实上市场不是这样。
我主张“调节”而不是“调控”和“干预”
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
去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争论非常激烈。这里面情况非常复杂，今天我是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主要还是介绍情况。
围绕经济过热的“四大争论”
我觉得围绕经济是否过热，有以下几个层面的争论：
第一，“是否过热”？“两会”上还是分为几派，一派就是樊纲、吴敬琏等，认为经济过热，还有一派认为不冷不热，还有一派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第二，“拉动这一轮经济升温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一派观点认为这一轮经济升温主要是由于消费结构升级，以民间投资为主带动；另外一派观点是由于换届效应，依然是以地方政府为主，或者是地方政府各种开发区投资为主的，还是政府主导。
第三，“宏观调控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一派观点主张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第二派观点主张还是要用行政手段，加强审批。还有一派观点就是两种手段兼顾。
这三个问题直到这一次“两会”还在争论。今年又出现第四个争论，就是经济是通胀还是通缩？一派观点认为有通货膨胀的危险，以中央银行为代表；还有一派观点认为没有通货膨胀的风险，还是处于通货紧缩；第三派则认为既不是通胀也不是通缩，而是资产价格，就是股市、房地产增长过快。
经济形势判断背后的部门利益
根据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产生分歧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判断标准。是不是过热的判断标准，各说各的，并不一致。有人认为速度是标准：有人认为从中国潜在的增长能力看，9%比较合适，有一部分人则认为8%是合适的；还有一部分人以物价为标准；还有一部分人是以投资增长幅度为标准；再有一个是就业，强调不热的人认为，去年经济增长9%，看似很高，那为什么现在就业还这么困难？还有一部分就是根据投资效益，吴敬琏、许小年等认为去年投入大，产出少，以此判断经济过热。
第二就是依据的数据不一致。现在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现在很多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有“几本帐”，一块是给税务，一块是给工商，主管部门是一个数字，向银行贷款还是一个数字。这是公开的秘密。工商的和税务的数字对不上，海关的数字和税务的数字也对不上，数字不统一就没有办法形成判断。第二个方面，我们在做“地方政府债务”课题的时候了解到，日本中央银行每年都有两个数字，就是全国银行有多少贷款给地方政府或政府的项目；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有多少是国债，有多少是地方债。而我们现在问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我给他们提了几次，就是银行贷款给政府或者民间企业分别有多少，他们说不清楚，连数字都拿不出来，就无法判断到底是政府主导还是民间主导。第三个方面，也和我们做的这个课题有关。很多地方是通过组织经营土地替代一部分货币，这里有乘数放大的效应。像这样几组数字不一致就很难做出正确判断。
第三个原因就是背后的利益机制。有的宏观调控部门不愿意承认这个，经济增长9%的时候还在拼命发债，国债项目需要审批，这是一个因素。翻过来又讲局部过热，加强审批，说冷说热都是要加强它的审批，这里面存在一个政府部门利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段永基在“两会”上发言概括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国家化”，确实说得有道理。
不要通过加强政府审批搞宏观调控
实际上这些年启动经济的时候，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是大规模发债，另一方面是加强税收，等于是“一放一收”。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我给的定义就是“政策干预”—没办法用“紧缩”还是“扩张”去解释。现在应该干什么事情？去年年初，我建议政府现在要保财政风险，保部门的风险，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要“积极干预”了。但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要积极干预—根据经济形势，货币政策应该是非常灵活的：人家慢一点你就松一点，人家快一点你就紧一点。从微观层面，我更多赞成由企业家自己去做，不要由政府干预，特别是不要通过加强政府审批搞宏观调控—用调控意味着政府老是相信自己能够驾驭经济，但是政府终究不如市场聪明。所以我一直不喜欢“宏观调控”这个词—虽然我一直干这个事情，我主张用“调节”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