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专访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
编者按：“全球化”似乎已是一个被讨论得太多的主题。而一个中国学者放宽历史的视界、突破东西方意识形态和狭隘的民族情感时，他眼中的“全球化”是什么？未来中国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什么位置，究竟如何看待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就以上问题，本刊特约记者周程采访了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本刊将整个访谈录分上、下两期刊登。
回顾500年的全球化进程
周程：有关全球化的问题现在越炒越热，或许还存在不少误解，您能否诠释它的真实含义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呢？
陈志武：中国是600年以前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推动全球化的国家。郑和下西洋已经为世人熟知，他们曾经远到西非，这样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无人能及，但是由于明朝政府迁都至北京以及宫廷的内部斗争，使得当时的海军远洋船队失去了经费与政策支持，进而扼杀了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可能性。当时的政府不仅不再允许大规模出海，而且限制造船的吨位，并且将已有的大型帆船与郑和出洋的资料销毁。由此，中国失去了成为当时全球贸易霸主的可能。
但欧洲却在慢慢摸索。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就积极的开展海上贸易并致力于航海技术的研究，他们之所以加快这一进程，就是因为马可波罗给他们带去了对东方中国的极大憧憬，这一憧憬激励他们从海上寻找到中国最近的航线。于是，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于1492年起程了，他们阴差阳错地到达美洲大陆的事实，便成了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开端，自此大西洋贸易拉开了序幕。随着16世纪英国荷兰加入大西洋贸易，世界各大洲之间逐渐地被联系起来，世界历史的新一页由此开始。
周程：全球化对于当时的国家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陈志武：在全球化进程以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基本上只能依赖自身的自然资源以及依附土地的农业。海洋贸易的到来使他们有可能利用全球的资源来共同发展，各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重新整合财富与原材料，达到更合理的配置，而且人们的政治意识、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也在这一过程中趋同。进入十八世纪后，国际海洋贸易显著增长，那100年间达到了6661次。随着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后期的爆发，特别是十九世纪初铁路渐渐地出现，铁路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
试想，如果仅靠海运发展贸易，恐怕只有沿海和沿江地区才能受益，中国的沿海省市与长江沿岸城市历来相对其他地区要富裕，原因就在这里。但铁路的产生加强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物资与人员的交流，构成了内部流通的架构，进而可实现国家内部的一体化，这是全球化第一阶段最显著的成就。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也为国家内部地区参与全球化提供了可能，到19世纪末汽车的发明更是为之提供了动力，因此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全球化更多的是让每个国家内部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更加紧密、更加一体化，铁路、汽车、电报、电话等交通和通讯工具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没有一国内部的一体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在国际间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本国不同地区的特点。
我们要反思现有的一些政策，比如人为地将劳动力的转移用户籍制度加以限制；对于投资流向的限制；对于某些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垄断，这些都妨碍了我们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倘若国内经济没有做到全面的一体化，又怎么可合理地配置资源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呢？这些年建设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系统使我们在硬件上已达到了国内一体化的要求，但在软件和制度设置上还需要改进。美国在19世纪初农业人口占95%，但到1900年降到了20%左右，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于经济的推动力有多大，这都是其国内经济一体化的结果。这对我们今后经济政策的制订应有所借鉴。
周程：100年前中国的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使中国真正地融入全球化进程？那个时候我们是否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
陈志武：首先，100年前制造业是欧美的优势，他们主要的比较优势就是机械化大生产，中国想凭借低廉的人力成本取代这样的优势是不可能的，在当时还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愿意将大工业搬到中国，因为他们本身还没有挣够钱并且那时的工业技术还没有全球的标准。所以，当时的洋务派虽然也想通过中国人力成本换取工业化的进程，但那时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再有，当时的工业技术还不十分成熟，工业品的全球运输成本又很高，这也造成了中国那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工业地位。另外，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当时的英国要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因为那时的世界秩序基本由武力维持，国际化的法治还没有根本的发展，英国在海外有那么多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去保护。而当时的中国要发展大工业、走英国的道路，也就需要同样强大的军队为可能分布全球的贸易利益保驾护航，这在当时怎么可能呢？虽然洋务运动使中国军队开始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但这离保护海外贸易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而是他们没有今日中国的机会。
我们学者总善于纵向比较不同时期政府的好坏，常常得出结论：1949年以前的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很腐朽。这一结论本身肯定是对的，但这种单纯纵向的比较很片面，倘若我们横向地比较不同时期的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就能明显地发现：不同时代政府所拥有的发展机遇很不一样，当今我们的机会在100年前绝对没有。100年前，西方国家正在完成其工业基础的巩固建设，还没成熟到可以把制造业往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地步。因此，今天中国的成功模式是晚清无法效仿的。
周程：通过历史的比较，怎样理解当今西方国家的“后工业化表现”？
陈志武：随着工业技术的日益成熟，西方国家通过制造业所得到的利润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就将对于劳动力需求很大的制造业移植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去，由此我们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集中精力致力于价值链前端和最后端的发展，最前端包括理念的创新；最新技术的发明；知识产权的维护；企业融资；资本市场等，最后端也就是营销，这两部分是经济增加值最多的阶段。再有，他们更加强调各种制度的完善，并不断追求经济增加值和利润率最高的领域。今天，除制造业外，中国也要抓住这个机遇、进入高经济增加值领域。
中国应追求什么国际秩序？
周程：那么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理解“多极”与“单极”世界的形成？中国究竟应该怎样选择？应该如何利用机遇？
陈志武：这还要从全球化的变化谈起。一般认为，1492年到1800年左右是全球化的“预备期”，19世纪是全球化的第一期。在1914年前后，全球化的第一期进程告一段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的结束，一股贸易保护的思潮开始在全球出现，各国高筑贸易壁垒，连英国也禁止进口某些商品或把进口关税提高到70%-80%，这在全球化第一阶段很难想象。紧接着法西斯势力在全球扩张，德意日三国轴心、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苏联华沙条约国家，这三方之间形成了今天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多极世界”的一个样本。但是这样的多极世界究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什么？三者之间相互独立，相互作战，这极不利于国际贸易，以至于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均衡配置，这也是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当前中国如果想很好地把握历史所赋予的发展机遇的话，就应该在国际问题上选择以美国或某种“世界政府”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这听起来难以接受，但这是对中国经济最有利的秩序。我想我的看法与多数学者可能不同，如果让美国为一极、俄罗斯为一极或者还有其它极，再让中国也成为世界一级，那不会是很好吗？在表面上这是件感觉很荣幸的事情，但从长远看，这种多极会将国际贸易的成本大大增加，国际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多，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会越来越严重。如果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我们的经济怎么能健康发展呢？如果大家渴望一个多极世界，那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际秩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十多年前才结束的冷战时期也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些时候的多极究竟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大发展还是阻碍了全球的进步，结果不言自明。为什么国际事务总要美国说了算呢？可是一旦世界上又出现了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种状态的话，我们生产的商品怎么可能十分顺利地打进国际市场？中国需要尽可能多的国家把其市场开放到最大，我们恰恰得益于当今世界单极化的趋势。倘若我们为了一时的自我荣耀打破这样的国际格局，一定会承担巨大的经济代价。
周程：难道单极世界就一定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吗？世界上曾经的单极秩序能提供给我们哪些经验？
陈志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就是英国主导的单极秩序，国际事务基本上由英国说了算。在那种单极秩序下，当时的贫困国家的发展机遇如何呢？数据表明，当时贫困国家的发展机会要比当今好。比如，1913年全球外资总额50%流向当时的发展中国家，46%流向发达国家；而现在全球外资只有15%流向发展中国家，80%流向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可看到在大英帝国当道时期，发展中国家拥有比现在更大的发展空间。由此我们就产生出疑问：消灭殖民地后各国平等，是更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当地发展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那时的贫困国家得到相对更多的外资呢？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十九世纪的殖民地公司与英国本土公司的融资成本没有多大差别，这就造成了资本流向相对平均。因为殖民地一般都采用殖民国家的法律体系与经济制度，各种软件的安排与本土没有差别，再加上英国海军对投资者在海外产权的保护，使欧洲投资者对海外投资感到安全，因此当时的投资者对投资贫困国家的发展反而很放心，并且殖民地公司的资本回报率可能比英国本土企业的要高，这也就造成了19世纪末英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以上是投向海外殖民地。过度的海外投资甚至成为英国19世纪后半叶发展放慢的原因，也是其帝国破灭的主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施压英国、法国等放弃殖民地。于是，印度、巴基斯坦以及阿拉伯国家纷纷独立。到了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的国家基本上都独立了，大家都享有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平等权利，可是这又造成了产权方面的问题。由于联大开会一国一票，而大多数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这使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在很大程度上都偏向发展中国家，并要求发达国家在海外产权处理上进行让步，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国际投资者放弃部分权益。结果是，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不愿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因为将大量资金投到法治不完善、合同履行不正规、产权保护不放心的国家去，是风险极大的。今天的国际投资者判断投资地点首先会考虑当地的法治如何、产权保护如何、信用体系是否可靠、媒体是否自由，而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又有很大优势，发展中国家又偏偏在这些方面不足，这就导致80%的外资都流向发达国家，使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得不到外资。当发展中国家的法治基础不牢、投资环境一般时，他们怎么能有优势与美国竞争获得投资呢？对此我们必须有深刻的理解，难道国家权利越平等，发展中国家反而会越来越穷？我这里不是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政策作辩护，也不是要重回殖民地时代，但是，国际投资者的担心、发展中国家得不到资金，这都是今天联合国时代的现实问题。
当然，对于中国，人力成本的优势对外资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暂时抵消由于司法不独立、产权保护不完善所带给国际投资者的成本，但这种弥补只适合中国和印度，因为我们的人口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多得多，外国投资者还是感觉有利可图，但与此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就被边缘化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人力成本最终会上升，因此这种靠低的人力成本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只能是暂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