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巨资投身“重型化”的民企和地方政府没有退路可言
文/本刊记者 杜 亮
“五一”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以这个只有几百字的通知为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围绕中国经济过热与否展开的大争论“嘎然而止”。当然，通知下发前，中央铁腕封杀“铁本”的行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先兆”。
此次宏观调控，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重化行业是“重灾区”。而这些行业也恰恰是近两年来民营资本升级重型化的“巨资集结”的行业（见《中国企业家》杂志2004年第1期的封面故事《民企重型化》）。
我们关心的是，中央号令既出，对于民企刚刚露头的“重型化”努力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而与之利益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又会做何反应？
从导致此轮过热的主要原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出发，我们选择了两个地区作为调查对象：一个是内蒙古的包头，另一个是河北的唐山。内蒙古近两年确定了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其中发展“高载能工业”又是重中之重，更为显眼的是，2003年该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70%，位居全国第一，且2004年一季度增速依然高居榜首；而河北的唐山是业内公认的近几年新崛起的钢都，仅去年一年，钢铁产能就增加近1000万吨。而不论是包头还是唐山，民营资本在重工业投资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角色。
从直觉上看，这些地方的项目似乎最有可能成为被“调控”甚或是“清理”的对象。而相对于国企，民企显然更容易受“伤害”。
在《民企重型化》的文章中，我们指出，中国向工业化纵深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成长到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自身升级的客观需要，造就了从2002年下半年以来，民企对于“重化工业”的投资热潮。当初，我们更多地将此作为一个现象描述，而我们所忧虑的也主要在于企业自身能力是否能适应“重化工业”的特殊规律。而从下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民企重型化”的外部政策环境已然成为一个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风险的变量——即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民营企业家们对此似乎也缺乏足够的估计，以至于在风险猝然降临之际，更多表现出了“茫然”与“无奈”。面对宏观紧缩，唐山的钢铁小老板们可以选择“逃亡”，但斥巨资进入电解铝行业刘永行没有退路，选择了东方希望的包头似乎也没有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