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重组德隆，就是在重组我们自己
文/王 巍
德隆集团的神秘、乖张、庞杂显然是需要相当的视野和洞察能力来把握的，它近年来高调炫示的战略目标、思维理念、操作手法和整合平台的确是这一代中国本土企业家所能达到甚至所能想像的顶峰。然而，两三个月的工夫，风水倒转，德隆集团外临冰霜，内失方寸。以重组他人为己任的德隆集团也面临各方神圣的指点了，许多原本八竿子打不到的人也跃跃欲试。
是的，现在几乎所有的鸡都飞到鹰的头上了。但，德隆是重组的问题么？
德隆还能反璞归真吗？
德隆文化远非平和从容。德隆所有超前的理念如产业整合、战略投资、价值链、全球接轨等等看上去更多是在教化传媒和业界同行，亲身操作起来每每有“初学捻针如舞棒”的味道，算起来还是当年做庄炒股票更为成功些。当然，德隆也有非常出色的管理团队和全球顾问们的支持，但在中国相对初级的产业环境和企业状态下，无论德隆领袖们如何有悲壮的英雄情结，在业界看来不过是自娱自乐的表演。十几年下来，德隆集团毕竟拥有了几百亿资产，近两百家企业，参与了十几个产业。这种构筑在资本市场上的一览众山小的成就大大强化了德隆创始人的自信力和使命感，他们真诚地希望通过体制改造和管理提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甚至是面向产业的整合能力。当德隆相当谦虚地主张“全面整合水泥、食品和机电业等三个产业，同时培育流通服务业、旅游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产业时”，局外人也许将其会误解为国家计划部门的阶段目标。
美国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叱咤风云的Litton Industries，其领袖是差一点当上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的Thornton。他花十年的工夫赤手空拳地将一个拼凑起来的壳公司造就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型资本集团甚至将控制的触角伸向希腊王国。他的起家本领就是创造一系列的新技术概念、获得广泛的金融支持，收购几十家上市公司，用高市盈率的资产收购低市盈率的公司，最后管理了几百家分布在几乎所有产业的企业。但当美国经济一进入紧缩，这个集团立即无法融资，债务链条绷断，顷刻灰飞湮灭。前车之鉴，德隆的国际顾问们不可能视而不见，问题是朦胧之中融资过山车已难以逆转地启动了。
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在经过横向、纵向、多元和融资等四个阶段长达一个世纪的并购浪潮后，才进入目前的所谓战略整合时代的。每个阶段的并购都改造并建立了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企业基础，企业家的观念和管理能力也大有差异。德隆集团立意高远，却在中国这个相当初级的非市场的经济基础上全面开工且四面出击，举目望去鲜有同道，这倒像是个唐·吉珂德悲剧。
重组德隆，还得先从“产业梦”回到企业的基本功。问题是，面对当下的融资体制和监管环境，德隆能否全身而退反璞归真？
重组金融体制与监管环境
水载舟，水亦覆舟。正是中国章法无度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德隆的昨日，也导致了德隆的今天。德隆集团的暴发和维持基本上靠两大支撑体系即上市公司群和金融机构群，实质上就是一个金融体系的孪生体，即上市公司为主体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资金市场。这个市场是垄断的，变化莫测的，非市场的，对企业家而言也是不可理喻的。
历年来，中国金融体制一向以中央政府的政治取向为本，以计划管理为原则，以控制市场为成就。银根松紧的调控、重大金融政策法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统统定于一尊。监管部门习惯于对企业界颐指气使，动辄撕毁合约不讲信用。时而制造重大利好消息让民间投资人收购国企上市公司为其亏损买单，为国家鼓励的产业和企业注资输血；时而以经济调整为由单方面停止贷款或改变条件釜底抽薪将银行危机生生地转嫁为企业危机。甚至在造成不良资产后，往往嫁祸于人，动用行政或法律手段追究企业家责任。最近，更有“不要与中央银行博弈”的说法，实在令业界诧异，市场经济居然是政府独步天下的时代么？！不给企业家和投资人一个合理预期的空间，不打开政府管制部门的黑匣子，这个社会就永不会有信用可谈，更不可能有什么可持续的经济崛起。
当一个雄心万丈的企业家将自己的理想坚定地依赖这个体系上的时候，悲剧注定要发生。德隆创始人的一个司机居然当上了几十亿信托公司的负责人，你可以感叹德隆集团胸怀狭隘欺天下无人，但金融监管部门责任何在？今天德隆集团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所谓违规操作成为千夫所指，但长期以来默许甚至便利其行为的各级监管机构如何定位自己的责任？德隆的“原罪”自不待言，宽待了乃至制造了一大批旨在圈钱的上市公司和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的“原罪”何在？
不久前，政府宣布中小企业板的出台，毫无任何新意，比主板管制得还要严格审慎，实质上只是纠正了当年一个低级错误（武断地停止了一个交易所的基本功能），还有一批名家习惯性地歌功颂德。谁来问责当年政府制造创业板泡沫后导致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的损失呢？谁来为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反复导致的上万亿市值损失担当责任呢？谁来关注历年来在经济紧缩中釜底抽薪的金融机构的违约责任？政府应当“总是有理”么？如何建立公正的管制体系，如何制约政府的非经济行为，远比德隆重组更为迫切，更有意义。
大多数我们熟悉的政府金融机构的重组都是非市场的方式处理的，如中农信、中创、海发行、南方证券等。德隆金融集团的重组可以给市场一个机会，不要给太多伦理评价、政治鉴定和行政干预，德隆的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作为重组主体有正常的企业权利进行申诉或反诉。政府既然可以公然动用外汇储备这种公共的资源给自己的亏损银行注入资本，也应当允许德隆等民营企业集团运用合法的所有手段自救，更应当鼓励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与德隆集团进行交易。这是展示中国监管环境的成熟和规范的机会。
德隆的失败也许是无可避免的，但它有可能成功地让社会高度关注金融和监管环境的重组，从而使后来者获得生机。
重组民营企业和中国经济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年来，民营企业的成长与中国经济是同步的，而且是同周期的，即同进同退。但这次却大有不同。
入世后的两年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其增长之快速得到了世界认可，但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群体却呈现出反周期的后退。如近年出现大量民营领袖企业的困境，看到了托普集团、科利华集团、尊荣集团的衰败，也看到了仰融事件、铁本事件等恶性事件的爆发。我们也许不应当将这些高调的强势人物的兴衰视为群体的表征，但无可否认的是，德隆这样的集团几乎代表了大多数民营企业追求的境界，这也是何以德隆的困境吸引了无数民营企业的关注和对于公正重组的希冀。
人们关注，何以德隆先进的理念、管理的优势、金融界的资源却未能使它在走出资本市场后建立除了番茄酱外的任何所谓产业优势。对此笔者不妨作出以下解读：
第一，几乎所有具有产业整合潜力的资源和主力企业仍然牢牢控制在国有体系中，国企“轻伤不下火线”，岂容民营染指；第二，即便开放，也是优先与国际资本合谋共同瓜分政府的垄断利益，如能源、公用业、流通业、金融业等；第三，进入一个门槛低的产业（如水泥、建材，纺织等），民营企业能收购的大多是不良资产，必须先为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或金融机构）的亏损买单；第四，民营企业的整合手段几乎只有现金，而国有企业可以靠政策进行划拨、赠予、改制或者破产；第五，民营企业在企业重组和产业整合中孤立无援，往往面对政府政策限制和外资资本优势的两面夹攻；第六，经济政策的突变往往是以民营企业为牺牲品，地方政府常常过河拆桥（如最近对钢铁和焦碳行业的严厉整顿）；第七，一旦处于困境（非死境），立即成为人人喊打的靶子，纷纷划清界限，再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这仅仅是德隆的处境么？这是中国民营企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这样的环境下，奢谈产业整合的理想，“不是骗子，就是傀儡”（一位企业家评价德隆创始人语）。
德隆的困境给企业家们一个新的机会审视自己：在雄心勃勃地重组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时刻，是不是先重组中国民营企业的不良资产？在一厢情愿地为国企亏损买单之时，是否考虑谁会为你的失败买单？
如果我们认为德隆困境是小概率事件，我们要批判德隆，但是当一大批民营企业出现类似困境时就应当讨论环境因素了。
中国工商联的介入和地方政府的介入在道义上是值得高度赞赏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公正地评价德隆现象并关注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动作也是同样有益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于民营经济地位和发展态势的认识，这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地崛起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中国政府努力调整经济节奏严厉处理“过热”的产业时，全球资本并不以为然，甚至高调中国经济发展指标（美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8.5%提高到9.5%），公然博弈。在本土企业面临压制的同时，外资企业长驱直入，国家经济安全又成为现实课题。
综观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培养一个百年老店的全球公司需要无数同类公司或相关公司作为失败的战利品，孕育出中国本土国有企业的强者也需要类似的代价甚至动用国家外汇来输血，在一无所有中拼杀出来的中国本土民营企业集团必定要经历更为惨烈的牺牲，而这也许是必要的代价。南德集团倒下了，起来了一批会运作资本的企业；尊荣集团倒下了，推动了一批资本家进入产业；德隆集团也许会倒下去，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如何自处？德隆能否站起来，取决于今天的社会和商业环境。重组德隆，就是在重组我们自己，重组中国企业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模式，重组中国经济的管制环境和经济崛起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