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钢铁工业全球重整的机遇面前，宏观调控应从消极限制改为积极扶持，鼓励过剩的民间资本和海外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率的方式流入，通过竞争培育全球范围内的领袖级大公司
文/李 肃
近两年，中国钢铁工业的投资与赢利高增长，引来各方对钢铁业“过热”的评价，以至于在本轮宏观调控中，钢铁业几乎成了首当其冲被“干预”的对象。
事实上，行业的发展应由行业形势和市场机遇来判断，不应该用“过热”或者“不热”来评价。中国钢铁工业目前正面临历史上少有的重大机会，如果坐失时机，将会丧失产业升级、产业调整的机会。
面临全球调整机遇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100年来，全球钢铁工业的三次大规模的重组：
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收购和兼并”浪潮，造就了世界第一钢厂—美国钢铁公司。起步较早的美国钢铁业使钢铁盛世绵延了70年。
1970年，新日铁通过合并重组，首度跃居世界头号大钢厂，宣告了日本钢铁业黄金时代的来临。在1996年被中国超过前，近30年间，日本一直占据世界第一钢铁大国宝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的钢厂藉跨国合并跃居榜首。1997年，欧洲钢铁业达到顶峰，全球十大钢厂里坐拥六席。
每一次的大规模并购重组必然因有效的压缩成本带动当地钢厂快速崛起，在冲击全球市场，侵吞其他国家产能和利润的过程中引发大规模的贸易战—后起的国家要打破贸易壁垒就必须拥有有力的竞争优势。
目前，随着中国消费者对资本品(如汽车、住房等)爆发的巨大需求，重化工业的产业提升和扩张面临一次重大的市场机遇，而钢铁工业则成为这次重大机遇的聚焦点。据统计，2002年至2004年，中国钢铁产能增长量为8100万吨，占世界总增量的46.4%.
通过这一轮强劲增长中的投资扩张，中国钢铁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优势”、“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并在自身的市场基础上产生了对全球市场的影响。由下表可以看出，中国原钢产能占全球产量已达20%，在全球产能萎缩的情况下依然表现良好的增长势头。中国三大优势日益成熟，打破贸易壁垒，改变全球钢铁市场竞争格局的第四次大规模重组近在眼前。
把握产业整合方向
中国钢铁工业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调整方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在看清楚产业机遇以后，我们必须把握产业整合方向这个深层次问题，才能找好政策制定基础，使每个企业找到发展坐标。我认为，对中国钢铁业的整合应立足三个方面：
1．总量扩张与布局调整相结合
从全球产业转移和产业发展规律及中国现在所占据的全球市场优势来看，中国应借助自身的市场扩张，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性规模扩张，争取5年-10年全球钢铁业市场份额从现在的20%增长到60%左右，2010年，中国钢铁总产能应该从现在的2亿吨上升到6亿吨，以满足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需求。
除了继续进行总量扩张外，中国钢铁业必须进行大的产业布局调整。中国钢铁产业历史布局不合理，大部分企业仍然停留在传统计划经济的需求和工业要求的布局上—建厂早、装备落后，伴随总量的扩张，导致能源消耗过大，污染严重和运输不方便等问题日益凸现。尤其是钢铁制造的主要原料优质铁矿石，中国更是完全依赖进口，所以最有前景的产业布局结构是“临港布局”。在新的总量扩张中，中国钢铁业投资如何向更具有资源竞争力，成本竞争力的临港地区进行转移是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2．成本竞争与体制变革
中国钢铁工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和新一轮竞争浪潮中的焦点在于“成本”。钢铁工业是成熟的工业，靠技术壁垒来垄断市场机遇。因此，在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时候，“设备投入成本和资本使用成本”、“投资周期和投资效率”、“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是三个主要的成本竞争要素。在钢铁业这一轮大规模扩张的竞争中，谁拥有的这三大成本最低，谁就会在竞争中占据绝对的市场至高点。在这次大规模的重组过程中，中国需要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企业，同时也必然将会淘汰一批落后企业，消灭掉约3000万吨钢的落后生产能力。我们没有必要去保护这些企业，因为这不利于我国钢铁产业的国际化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竞争规律。
中国的下游制造业用了20年的时间，通过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的灵活机制和低成本运营，全面替代了城市工业和国有企业。而钢铁工业在新一轮的投资热里面，民营企业在投资成本，投资效率上，运营成本上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国有企业无法与之抗衡。在2003年2.2亿吨钢产量中，民营企业占了一定的比重。如果包括近期由国有转为民营的南钢、萍钢、川威等企业在内，初步估算，去年民营企业的钢产量已经超过了5500万吨，占全国钢产量20%以上。在这些民营企业中，颇有一些有规模、有影响的企业，他们可以运用自身的体制优势，管理优势，取得总量控制和投资效率。
3．资源控制与功能培育
当然，中国钢铁业在面临的巨大机遇的背后，也隐藏着“断层”和潜在危机。从目前的表现看，新一轮投资热潮引发了两个深层次的矛盾：一是资源短缺，即市场需求和产能的大规模扩张与上游原材料供应不足的矛盾。铁矿资源，电力资源，焦炭资源等等都严重短缺。二是功能残缺。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形成与拥有全球品牌的国际化企业缺乏、钢铁产出与全国营销网络不健全以及物流配送体系不完善之间的矛盾。中国的钢材市场虽然是美国的近3倍大，但产业形态落后、产业集中度太低。目前，中国承载着大量钢材流通重任的经销商，基本上以民营为主，数量多、规模小、管理粗放，既承受着国内钢铁生产种种对支付近乎苛刻的条件限制，又得不到银行和社会投资资本的追捧；更要承担着进口钢材冲击所带来的经营风险。
这两个问题的凸显，使得中国钢铁工业下一步发展的战略要把握两个方向：一是认真研究全球钢铁资源的配置。新的发展格局是成品材生产厂建立在拥有良好的下游生产技术和靠近市场的地方，而半成品材生产厂建设在能源成本低、铁矿石丰富并且环境管理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地方。要形成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国与加工国战略性结盟，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积极与国外大型钢铁企业、钢铁行业上下游企业合资、合作，加速我国钢铁产业全球化迈进的步伐。二是要研究中国下游产业出口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在全球范围内投入的方向。中国已经到了过剩资本大量输出的年代，需要培育全球性的大品牌，需要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营销网络服务下游客户—没有大流通就没有大客户。
宜推积极刺激措施
对于本轮宏观紧缩，民间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我认为，宏观调控应该表现为政府积极的产业调整和引导政策，而不是以“过热”、“过冷”为依据。在不同时期，国家宏观调控应体现为不同的战略重点和政策导向—在产业的“过冷”期应该给予扶植，结构失调期应该进行倾斜引导，在重大的全球性机遇面前则应全力采取积极的刺激措施。我们认为，对钢铁行业的“积极刺激”措施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积极扶植领袖企业的产业倾斜政策
中国钢铁产业，虽然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市场上有重要作用，但是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没有真正的产业领袖和大公司。中国积极的产业政策在这次大规模的产能扩张和布局调整中应该全面扶植三类领袖型企业。第一、扶植规模化的大型钢铁企业，淘汰规模最小的；第二、扶植投资成本最低的，淘汰运营成本最高的；第三、扶植全球性经营、走出国门的企业，淘汰和限制没有竞争实力的中间商、投机商和皮包商。
2、积极推动国退民进的公司改制政策
在充分竞争的行业，运用体制优势、机制优势、成本优势去战胜这三方面劣势的企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大中型企业应加速在集团层面全面改制。国家应该趁现阶段行业利润率最高的时期，分散转让或者出让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把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向股份化、公众化方向改造。同时出台有利于大公司与大公司之间产权并购的政策。在国有大公司改制的前提下，积极推动跨地区的产权重组整合，创造中小型企业合理布局连锁的新经营模式。
3．出台有利民间投资的金融创新政策
目前钢铁工业依靠银行一条渠道的投资“过热”的确充满了金融风险，一旦投资过剩或者投资失误，要靠国家和全民来承担。产生这一原因的根源是在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因此，对中国钢铁行业而言，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这场大规模的产业升级、总量扩张以及全球机遇和市场机遇并行的情况下，全面放宽产业和金融政策—支持过剩的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率的方式流入，支持大的企业集团投资，特别是鼓励钢铁业的产业基金和外资基金的设立与进入，以分散银行目前的投资风险。同时在海外投资上，在国外矿山的并购、钢铁流通企业的服务上，放宽管制，鼓励全球一体化经营。
总之，在当前中国钢铁业大规模扩张的机遇面前，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应立足于超常规发展。在方式上，应该从消极的限制改为积极的扶持。在手段上，应该鼓励创新，探索国家产业政策实施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