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中国的11大军工集团相比，这些民企至今仍然游走于法律和政策的外围
文/本刊记者 杜 亮
你可能不知道“洛克希德—马丁”，但你一定知道“波音”，这两家美国公司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军品承包商，其产值数以百亿美元计，而其民品生产亦有相当规模。当然，他们都是“非国有企业”。那么，会有那么一天，中国在军工体系中，出现自己的“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吗？
从“个体户”到军品供应商
6年前的李继良是一个“个体户”—这是他的自嘲。当1998年5月1日离开北京声电科技工业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的职位时，28岁的李继良几乎一无所有。
“现在想起来依然感觉历历在目：突然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也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固定工作，一个人，该怎么个搞法，很不清楚。”李继良回忆道。
当然，辞职是李继良自己的决定。那时候，李惟一明晰的信念就是：要自己创业。辞职后的李继良“挂靠”在一家叫做北京盛东铭科贸公司的名下。之所以称“挂靠”，是因为李继良要做的生意与公司主业毫不相干。作为代价，李向公司按比例上交一定的管理费。那时候，李每月的固定收入也能达到两三万元，日子过得还不错。
现在，李继良已经是一家年产值达3000万元的民营企业的老板—2000年5月，李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北京中科飞鸿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其个人在公司中的股份为45%，是绝对的大股东。
这似乎是再普通不过的创业故事。当然，这远不是全部。
“隐藏”在中科飞鸿3000万年产值背后的一个惊人事实是；其军品销售收入高达96.4%。这一产品结构比例可能会使很多觊觎军品生产的民营企业顿生艳羡。
一个私营企业何以能够在中国高度垄断的军工行业中分得一杯羹—这或许是很多人首先关心的问题。
李继良1994年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民口”工作，本人并无军方关系。
改变李继良命运的一幕发生在1999年。当年辞职下海以后，李继良一直在推销一种叫做 “声表面波滤波器”的产品—这种产品曾经广泛应用在有线电视和BP机上，“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元器件”—当然，这种产品也是李在北京声电公司供职时曾推广过的产品。
“当时，我去重庆出差，本来是要和邮电部一家工厂谈生意。”李回忆说，“期间，我在这家企业的一个同学告诉我，重庆有家军工厂，也需要类似的产品，你不妨去找找他们。”
那时候，军工厂对于包括李继良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充满着神秘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来到了这家番号“6905”军工厂。这是一家生产军用‘接力机’—一种通讯设备的企业。
“占地面积非常大，比花园还要‘花园’。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回忆起最初的感觉，李继良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在经过了三次严格的登记之后，李继良来到了该厂的研究室。李的同学介绍的一位业务工程师接待了他。
当时，在重庆已有另外一家军口的研究所也提供相同的产品。他们能接纳一个“贸然闯入”的私营企业吗？
“对于我们的身份和技术实力，他们当时是有怀疑的。”李称。不过，在李继良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拿出了令这家工厂满意的产品后—李的产品比那家军口研究所的同类产品还要优秀，他们最终接纳了李。这家军工厂至今仍是李的客户，只不过，卖给他们的产品产值已经下降到李所在公司的总产值的5%。
身为“个体户”的李当时没有自己的工厂。在接到订单之后，李是请人设计—他本人是学经济管理的，对专业技术并不很在行，然后再委托一家工厂加工。
2002年5月，李投资1200万元，在北京的西山脚下建立起了自己的生产线，从而彻底告别了委托加工的历史。
其实，当年面对声表面波技术在BP机等传统低端市场的急剧萎缩，李继良一直想在中高端领域有所作为。而李在军工领域发现的广泛需求恰恰给他“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像李继良这样的民企老板只能和军工集团的下属企业和研究所打交道，承揽他们“分包”出来的业务，与作为负责军品采购任务的总装备部很难直接发生联系。
旋极：
关于“误区”与“风险”的忠告
到底有多少像李继良这样“闯入”军工行业的民企，恐怕目前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可以给出哪怕是笼统的数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数量不会很多，而且其中绝大多数只能是配角。
“进入中国长期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军工体系，门槛事实上很高。”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研究咨询部主任李伯亭认为，“事实上，据我们了解，进入军品生产领域的多数民营企业都曾经和军方有着某种联系。”
旋极科技的总裁陈江涛属于大多数情况，即“有备而来”。尽管有朋友的推荐，这位民营企业家还是巧妙回避了记者的采访。从该公司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他们生产的“嵌入式产品”（一种软件产品）已经应用于“神舟5号”的软件系统测试中。
陈江涛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度号称“中国军工人才的摇篮”。1993年下海创办自己的公司之前，陈曾经在原航天部的一家研究机构工作。这种在“军口”的工作经历使得陈在创业前就已积累了相当有利的人脉关系。
起初，陈江涛和他的创业伙伴们以代理国外的产品为业，而其客户则主要是军口的一些研究院所。通过为这些单位做技术方面的支持，陈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实力和原始资本。
转折出现在1996年。当时，陈获知军方需要研发一种通讯系统，而该通讯系统恰恰是陈的公司正要做的东西。于是，陈江涛毅然决定对此进行研发投入。“当时，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给我们下订单，”旋极科技副总经理刘明表示，“这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刘明是陈原来的一位同事，恰好在这一年来到这家公司。
经过三年艰苦的研发，1999年，该产品通过军方的认定，并列入总装备部的产品目录（即“列装”）。旋极从此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目前，在“嵌入式产品”领域，旋极在国内几无对手，而其60%左右的产品亦供应给军方。
“企业的利润我不便透露，但我可以告诉你，军品的利润比民品不是高一点，是高很多，”刘明表示，“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误区—很多希望进入军工行业的民营企业都只是看中军品生产的高利润，而没有掂量自身的素质。其实，军方与民企打交道，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民企今天赚了钱，明天就找不到人了。他希望你一定是一个可以持续经营的企业。”
原因在于，军品对于“稳定性”的要求远远高过民品。“特别是对IT产品，你必须能够不断地提供维护与升级服务。”刘解释道。
对于有志进入军工领域的民企来说，另外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就是“风险”。“在很多时候，军方的需求是不明确的，可能只是一个想法。这时候，你做不做呢？”刘说。“做了有可能血本无归，不做，可能坐失市场机遇。”
据刘介绍，他们公司目前投入研发的“军用PDA”就属于这种情况。“已经做完第二代了，但目前还没有接到军方的订单。”刘说。
在这期间，旋极已将市场定位调整为工业应用领域。当然，在研发上，他们继续保持对军用领域的跟踪。“这是中国军备发展的方向。我们不会轻易放弃。”刘说。
“民转军”：无法回避的选择
李继良7月20日参加了一个主题为“国防经济研究”沙龙。参加者都是圈内熟知的生产军品的民营企业。主办方一个是国防科工委——中国军工行业的主管机构下属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经济研究专业委员会”，另外一个是南京才华科技集团公司—一家在圈内非常有名的民营军品研究企业。
这个沙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建立民营军品生产企业行业商会做准备。
说起这个“沙龙”，李显得很兴奋。“有了这个商会，就可以形成与军方正常沟通的渠道，促进民营企业进入军工领域所碰到的体制问题的解决。这比我们企业自己单个的摸索要好许多。”李表示。
当然，相对于11大军工集团来讲，这样一个群体不仅寂寂无名，而且现在还很弱小，但是任何人也不应忽视这种力量。“我们将民企进入军工领域称之为‘民转军’—有别与大家熟知的‘军转民’，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李伯亭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防工业采用了仿效前苏联军民分割、独立封闭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迅速壮大中国的国防力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种高度计划、缺乏竞争的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你可以看看世界军事工业最发达的美国，有哪一家是国有企业？”李说。
而作为从事军品生产的民企老板，李继良的感触似乎更深：“当年，我们是集中了最优秀的技术人才到军口工作，而现在呢，谁还敢说那些军工企业集中占据了人才高地。”事实上，像中科飞鸿和旋极科技这样的民企的成长经历本身，就说明了国有军工企业在人才和技术优势上的削弱。“如果继续沿着这种体制走下去，将是中国军工工业最大的风险。”李表示。
来自军方的信息也表明，目前民企在某些领域特别是部分IT产品的技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军口的水平。而在世界范围内，“新军事变革”的恰恰指向了通讯领域。
“从提高中国国防工业的实力出发，我们为什么不大胆地利用这种力量呢？”李伯亭表示。“巩固国防是整个国家的需要，国防费也是全体纳税人的钱，为什么不能提供给更有竞争力的企业呢？”
早在1999年，中央就提出了建立“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新体制的目标。“这一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但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阎莉在2004年第三期《中国军转民》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阎是某军工集团的一位经理。
障碍在哪里
事实上，无论是像李继良、陈江涛这样已经“潜入”军工行业大门的民营企业，还是那些还在门外跃跃欲试的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惑是共同的；那就是目前还没有一个与国有军工集团平等竞争的待遇。这个待遇包括法律上的承认、市场准入条件的规范，还包括信息渠道、沟通机制的建立甚至包括税收上支持—军工集团生产的军品是免税的，而民企则无法享受。
“严格意义上讲，现在提供军品的民营企业都是非法进入。”一位研究人员指出。首先，《公司法》规定：“国务院确定的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应当采取国有独资公司形式。”“虽然，我没有看到特殊产品和特定行业是指哪些，但军工行业应该是其中一个”。而在目前仍未废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更有一条明确规定，既“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虽然，目前稍有规模的民营企业都已经按照《公司法》登记，可以规避这一点，但这条限制性规定似乎依然是一个“疙瘩”。
一位民营企业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他们最近曾经两度接待“上面派下来的调研人员”。虽然调研的目的是探讨‘如何使民营企业更多的进入军品生产领域’，但他们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你们怎么可能进入这样一个行业？”
即使法律上的问题可以忽略，现实的障碍依然存在，最大的一个障碍是军品生产的“资格认证”。据了解，从2000年起，国防科工委逐步对所有参与军品生产的企业进行“认证”，即所谓的“三证”；军品科研生产许可证、保密认证和质量认证。其中“军品科研生产许可证”是最关键的。据国防科工委的有关人士透露，目前还没有一家“民口”企业同时通过这三项认证。
“许可证事实上大都发给了不需要认证的国有军工企业—在现有的国防工业管理体制下，这些企业任务有上面下达，经费由上面安排。要许可证有什么用？”某研究人员表示。
旋极公司虽然其生产的一个产品已经“列装”，但是并没有军方颁发的“许可证”。“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去申请，申请可能也没什么用。重要的是我们在做。”旋极公司某位负责人表示。
当然，对于还没有进入军工领域而又想进入的民营企业来说，“许可证”是他们最渴望得到的“敲门砖”。
转机乍现
障碍犹在，但转机正在发生。
2004年5月13日至15日，国防科工委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管理办公室在北京组织召开了《许可证管理政策研究》课题阶段成果交流会。该课题是在2004年3月全面启动的，预计将在8月份结题。据国防科工委官方网站上发布的信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行政许可法》，充分发挥许可证在建立完善‘四个机制’（竞争机制、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工业新体制过程中的作用”。
与此可相印证的政策信息是；6月份，国家发改委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发布了《国防科技工业产业政策纲要》。《纲要》有如下表述：“推进国防科技工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重点支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核心能力。普通加工制造能力原则上向全社会放开，形成有利于适度竞争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
而在4月份召开的“中国民用工业企业技术产品参与国防建设研讨会”上，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于宗林的表态则更为直接：“一是尽快出台支持民用工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军品科研生产的政策措施；二是加快实施许可证制度，面向全社会发放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三是发布供求信息，对民用单位参与军品科研生产进行积极引导等。”
大门出现了打开的迹象，未来民企将在什么样的广度与深度参与国防工业—这或许还是个需要进一步求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