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董系企业家”从来不是一个组织严密、来往密切的商人俱乐部，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始终是董辅礻乃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
文/郭海峰
经济学家韩志国深情地朗诵着刚刚写完的诗句；77根白色的蜡烛被依次点燃；在哀伤低沉的音乐中，人们聆听着亲人、弟子及经济学家们对董辅礻乃的追思；从投影仪上播放着董老70岁生日聚会的片段中，不时传来他爽朗开怀的笑声……
这是董辅礻乃追思会的一幕。8月12日，50多位来自政界、商界、学界的董门弟子，聚集在北京泰康人寿大厦11层的会议室，追思他们的老师董辅礻乃。13天前，这位声名卓著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美国病逝，享年77岁。
董辅礻乃被誉为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设计者，他提出的政企分开、混合所有制，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重要理论，均被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采纳。
在为董老送别的人中，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董系企业家”群体引人注目。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董事长田源、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振华、嘉德在线总裁陆昂、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公司董事长艾路明，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聂庆平、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等，都是董辅礻乃的学生。
董辅礻乃的70多位博士生，大都是活跃在中国经济改革浪头的中坚力量，除了叱咤商场的企业家，还有很多是知名经济学者和各级政府官员。
有人说董氏弟子“非富即贵”，这种略带尖酸的评价并不恰当。20年前，所有的“董系企业家”都是出身贫寒的穷学生，他们被董老大胆、深邃而超前的经济改革理论所吸引，开始投身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那时老师与学生的交往往往只是因为一次演讲开始，接着就是董老对他们热情的研究指导—这种指导大部分都通过书信完成。
九十年代前后，对于经济改革方向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使得这些青年比别人更早地投身商界，创建自己的企业。这时，还没有一个人是董老正式招收的博士生。
做学问是董老一生惟一的爱好，他不吸烟，不喝酒，也从来不会享受各类现代娱乐文化。信奉“守身为大”的他，选择学生的标准最重要的是治学的热情和能力，而非达官显贵。除了学问和为人，没有哪个学生的公司从董辅礻乃那里得到过特别的恩惠。
学者与商人过分亲近；为企业利益代言；出卖学术良知而获取个人利益—学者与企业家之间的暧昧关系经常被人批评。董辅礻乃也因赞扬过德隆模式而受到指责。在学生们看来，作为理论经济学家的董辅礻乃，绝不是违心奉承企业以获取课题资助的学者。
“他的观点是基于改革国家所有制的理论基础，于是他支持民营企业，为他们的成长欢欣鼓舞。他只是比我们站得更高。”毛振华说。
“董老去世后，他的道德文章、治学精神、父亲般的爱及人格魅力，使这些学生们再次凝聚在一起。”毛振华说。平时很少来往的同学们再次聚集起来为老师送行。
“斗士、父亲、绅士、老师”，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如此形容他的老师，他是这次“董辅礻乃追思会”的组织者。
现在，“董系企业家”们决定将原来仅面向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董辅礻乃基金会，扩大为面向社会的经济学奖励基金。董辅礻乃基金会将会是使这些“董系企业家”及其他董系弟子凝聚在一起的新旗帜。
追随董辅礻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对学术研究的爱好和对经济改革的热情，使董辅礻乃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来自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各校的青年才俊。
1979年，当整个国家的主题依然是政治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国有制改革的理论，这种离经叛道的观点使董辅礻乃长期都不在官方主流经济学者的行列。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提出了著名的“八宝饭理论”，即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理论；并主持了当时最著名的“温州调查”，肯定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始终超前的改革理论使董辅礻乃几十年来一直是被批判的对象。不过，这些学术观点都在随后的改革实践中被政府所采纳。
不过，对渴望了解新知识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充满智慧与批判的学术观点得到了他们的极大共鸣。
很多人第一次与董辅礻乃的交往几乎都是从学术演讲开始。“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陈东升回忆说。1979年，董辅礻乃在武汉大学最大的报告厅演讲。七十年代末，改革刚刚启动，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观念还相当禁锢，董老师四小时的报告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他在国内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刻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分开，政企分开的核心是改革国有经济，改革国有经济的核心是改革国有企业，这种在当时离经叛道的观点无异于石破天惊。
毛振华也在同一个地方第一次听到了董辅礻乃的演讲。“我感到新奇和震撼，董老的思想和他对国家经济改革的热情，感染了所有的人。”北京大学毕业的杨云龙是在社会科学院的报告厅，被董老的学术思想震撼。
作为校友，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职的董辅礻乃，经常回到母校武汉大学讲学。 “董老和曾启贤教授关系非常好，始终站在中国经济学的前沿。他们的思想影响了我们一代人。”陈东升说。
许多听过董老报告的人，都因此奠定了自己的中国经济改革观。这些演讲点燃了学生们对新思想及学术研究的热情。毛振华、杨云龙、陈东升等人，都是在听完演讲后写出了自己的第一份经济学论文，他们几乎都得到了董老在学术上的热心指点和帮助。
董老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武汉大学，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大学一直是国内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具有浓厚的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传统。除董辅礻乃外，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展经济学的开创者张培刚，著名经济学家曾启贤等，都曾在那里任教。
20世纪80年代初期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田源和卢建，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介入了经济改革实践的核心地带。田源、卢建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武汉大学的学生，参与经济改革、研究经济学成为武汉大学经济系学生的主流价值观。
那时他们并不是董老的学生，除了武汉大学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也同样被董老的学术观点折服。“只要年轻人对研究经济学有兴趣，他就非常热情。”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杨云龙说。董老用书信将杨云龙带进了经济理论研究的大门。毛振华得到了董老继续做研究的鼓励，在工作10年后决定继续读书。
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
董老对年轻人学术研究长期非正式的指导和帮助，改变了他们对于经济改革的认识，使这些年轻人比别人更早、更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所有制等改革方向，他们很多人勇敢地参与到建立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80年代中期，这些聚集在董辅礻乃周围的青年大部分就职于半学半官的政府研究部门。如陈东升、杨云龙、华生、田源、卢建等，很多人那时就已经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新星。
他们更早地了解西方市场经济的运作，更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机会。在他们看来，中国建立完整市场经济中空白的行业太多了：拍卖、期货、证券信用评级等等。
1992年前后，中国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陈东升、田源、毛振华等人毅然下海，创立自己的企业。
用陈东升的话说，他们是“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
这些企业的成立都开创了行业空白。1992年，陈东升、陆昂开始创办了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拍卖行。随后陈东升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专业寿险公司—泰康人寿。
田源组织成立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被誉为“中国期货之父”；毛振华则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股份制信用评级公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公司。
那时的董辅礻乃开始招收博士生，这些之前非正式的“董门弟子”也纷纷名正言顺地投入董老门下，系统地进行理论经济研究。正在创建企业的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陆昂等人，开始成为董老的正式学生。
1988年，董辅礻乃开始在社会科学院正式招收博士生，第一个学生就是华生。1989年，国内弥漫着保守的政治气氛，董老相对激进的学术理论受到影响。没有拿到学位的华生出国了，董老也没继续招收博士生。1992年，董辅礻乃开始在社会科学院和武汉大学同时招收博士生，开始了长达12年的教育生涯。
证券信用评级是个全新的行业，中诚信成立初期，董老创办了公司专家委员会，他也是陈东升创建嘉德时最早的专家委员会委员。随后，在全国人大财经委负责经济立法的董辅礻乃，先后主持或参与了《期货交易法》、《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拍卖法》等重要经济法律的起草或审议工作。
现在，陈东升、田源、毛振华也已经成为行业中最具影响的企业家。2004年上半年，泰康人寿的营业额取得了40%的增长，远高于行业平均的6%，成为保险行业最为进取的公司。中国国际期货公司、中国诚信公司也是各自行业中的领先者。
“董门弟子非富即贵”，有媒体这样评价董老的学生。董老先后培养了70多位博士生，其中大部分目前仍任职于各级政府及民间经济研究机构，其中有十几位属于在各大领先公司担任高层的“董系企业家”。
“这是不准确的。”陆昂说。那些功成名就的商界名家和政坛新秀，早年都是出身贫寒的学生，他们都是凭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只不过在这条道路上，董老成为学术研究的领路人。
陈东升、田源、毛振华等，在成为董老学生之前，也都只是穷学生、穷学者。
在武汉开发房地产的曾文涛以及人富科技公司总裁艾路明等人，在成为董老学生之前的八十年代，就开始下海经商。不过他们也都长期从事过经济研究工作，发表过很多学术文章。华生、卢建及在北京开发房地产的杨云龙等，在八十年代就成为中国小有名气的经济学者。
“董老招收学生的标准是做学问的兴趣和能力，而不是达官显贵。”毛振华说。
除了学问和为人之道，没有人从董老那里得到特别的恩惠。“董系企业家”比商界的其他人更能把握宏观经济和行业趋势，这是他们比别人更成功，企业更稳健的原因之一。
学者与商人
虽然背靠董老这个在中国学术界、政界、传媒等领域深具影响力的经济学泰斗，“董系企业家”并不承认因此获利。
长期以来，学者与商人的暧昧关系一直被媒体和学界诟病。尤其在民营企业的利益诉求渠道不通畅的情况下，很多企业选择利用经济学家来进行政策游说、引导媒体及政府公关，而经济学家也利用这些“劳动”获得“研究经费”。
“董老是个严格遵从职业操守的职业经济学家。”杨云龙说。他把董老和企业的关系分为以下几种：一是研究的对象。董老曾主持过长达数年的国有企业改革课题研究，也曾领导了著名的温州调查；二是学习的对象，在与陈东生、田源等人的接触中，他熟悉了保险、期货、拍卖等行业知识，然后融入为他的理论体系；三是各类企业的邀请，很多民营企业曾邀请他去演讲，讲述他对经济改革方向和宏观经济的判断。
“董老接触企业，都是从他自己做学问的需要出发，都是他解剖研究的一种对象。”杨云龙说。
在陆昂看来，董老在九十年代参与《拍卖法》、《期货交易法》等立法工作纯属偶然。“他可能会因为我们而比较了解行业，立法也是为了整个行业。”
董老与企业家弟子的接触也是如此。“他会问我们紧缩时遇到什么困难，民营企业投资环境差、融资难等问题，”曾文涛说，“他会在各种场合呼吁，但绝不是为我，而是为所有的民营企业。”
始终坚持国有制改革、主张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董辅礻乃被誉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者和代言人”。在很多人眼里，董辅礻乃被认为过于亲近民营企业，其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两年前对德隆产融结合模式的赞扬。
在他的学生毛振华看来，资本市场对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董老来说是弱项。“董老赞扬德隆模式的出发点，是和他的所有制改革理论一脉相承的。”毛振华说。
董辅礻乃对民营企业出现问题，都采取发展的眼光，包容的态度，“因为他角度更宏观，也更具历史眼光。不过他并不擅长对具体民营企业运营的分析和评价。”毛振华说。
董辅礻乃在一次与毛振华关于德隆的对话中说：“中国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才是根本。如果他违法，就该惩处。但如果他们确实想做大做强产业，我就很佩服。”
虽然董辅礻乃也是一些公司的独立董事，但他却从未借此为自己谋利。他的子女都在国外读书，从事生物医药方面的研究。“他们去读书的时候，董老甚至从我这里借钱，然后他不仅一分不少地还了，而且给我了几万元的利息。”曾文涛说。
“他是个绅士，一生自食其力，清心寡欲，对我们这些学生也是只给不取。”陈东升说。
董辅礻乃基金会
“董系企业家”从来不是一个组织严密、来往密切的商人俱乐部。在董老去世前，所有的董门弟子还从来没有过聚会，惟一的一次聚会也是因为董辅礻乃，那是在7年前董老70岁生日聚会上。
“即使曾经有一段经营非常困难，我也从来没有向董老师提出要求，也没有向同为董老学生的其他企业伸手。”曾文涛说。
董辅礻乃在三个地方带过博士生：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除了原来同在武汉大学读书的田源、陈东升、毛振华等人交往稍多外，其他同学间的来往非常少。没有人去统计董老的学生都在那个政府部门工作，很多人在董老的追思会上才第一次见面。
“虽然董老像个父亲，但是师兄师弟之间的感情比较淡，大家没有什么往来。”毛振华说。
8月12日上午，举行完董辅礻乃追悼会，董系企业家和其他所有的董门弟子聚集在一起，召开他们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有两个：一是帮助董老完成最后几个学生的学业；二是设立董辅礻乃基金会。
早在7年前董老70岁生日的时候，就有学生提出设立董辅礻乃基金会，但却遭到了董老的激烈反对。他认为自己的名字还没有资格来做这样的事情，不过最终同意仅面向武汉大学经济系设立董辅礻乃经济科学奖励基金。
基金会的第一笔捐款就是董老的1万元，目前已经花掉了100多万，捐款人大部分是学生。
现在，董门弟子决定将这个基金会扩大为面向全社会经济学者的独立机构。毛振华是筹备董辅礻乃基金会的负责人。他说：“通过基金会鼓励有研究兴趣的年轻人，奖励学术著作，资助学术研究。在财力和学术上，我们有能力将这个基金做成国内真正有影响的经济科学奖励基金。”
即使是现在，“董系企业家”中的很多人仍然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对学术研究依然有浓厚兴趣。
毛振华说：“老师的很多学生都有学术情结，我以后的归宿很可能去从事学术研究。”房地产开发商杨云龙一直记得董老劝他从事学术研究，不过他目前最主要的事情，是尽快完成因经商而拖了两年的博士论文。
除了基金会，学生们还希望每年召开一个高层的经济论坛，将国内最优秀的经济学者聚集在一起。
虽然基金会和论坛是完全公开的，“董系企业家”们希望它们能继续鼓励董门弟子继承董老的事业，从事经济研究。
看来，“董系企业家”群体今后也不会成为组织严密的商人俱乐部，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始终是董辅礻乃的学术思想、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
“董系企业家”不完全名单
陈东升 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
田 源 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董事长
毛振华 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 昂 嘉德在线总裁
艾路明 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公司董事长
华 生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聂庆平 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
韩志国 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
曾文涛 武汉银海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云龙 北京仟喜创新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徐卫国 大鹏证券董事长
卢 建 北京密云南山滑雪场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