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为什么海外并购如此艰难?



《中国企业家》:这两年,几家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收购都不是很顺利,老是在最想得到的地方被别人赶出来,不管是在俄罗斯还是其他地方,突不破一个无形的东西。是中国人自己走不出去,还是整个国际上有一个东西让中国人走不出去,技巧不够还是内功不够? 

海外还有一些评论,说中国企业是不是走上了日本企业的老路:突然有钱了,到处去海外买资产买企业?中国企业这个阶段的海外收购,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战略对不对?如果这个路子对的话,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环节,让一些收购那么困难,一些收购那么不顺利? 

陈久霖:收购不成功的原因,我认为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 

首先从内部因素来讲,我们的实力还不是太强,实际上,大个儿的项目我们吃不下来,财力可能也不一定拿得出手。另外,我们缺少跨国经营的人才,能够跟外方单打独斗的、能够去挑起大梁的这类人才少之又少。我们去海外收购的人的思维方式,往往还停留在原来那种计划经济的时代。有时候我们可能指望通过感情因素去打动人家,希望人家给你一个好项目,没有那回事情!我们往往相信儒家传统的“和为贵,和则生财”,其实在国际上根本不是那样的!国外我呆了7、8年,这些年的接触,感觉绝大部分可以说是“惟利是图”的人,这个应了当年司马迁的那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看《易经》最开始就提到利益问题,几千字,184处讲到“利”。而我们在跟人家打交道的时候,往往显得很天真,我请你吃顿饭、我上车下车先让你、给你开个门,好像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项目搞定,太天真了! 

《中国企业家》:按理说,石油行业在中国的产业里国际化程度算比较高的了。 

陈:在工程技术方面国际合作是很多了,但商业方面比如商界规则、谈判技巧等等还了解得不太透,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从国内方面来讲,第三个大的问题,是机制。机制严重地制约着对外收购。最近还好一点,国务院批准放松管理体制,实行备案制,在这以前你可想而知,一个项目要走很多的程序(语调激动),有时候一年两年的都下不来!外国人跟我谈判的时候我必须要加上一个条款: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最后审批。加这个条款对我自己是一个保护,但人家就犹豫了,因为这对他来讲是个不公平的条款! 

《中国企业家》:关键他是一个机构,我们是好多机构。 

陈:对啊。其实,审批只是起一种把关作用,是政府对企业施行的一种负责任行为。而谈判主要是靠前线指挥员,政府部门只需向参与谈判的前线指挥员及时提供政策指导。 

《中国企业家》:你曾经提到过文化方面的因素,你觉得这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吗? 

陈:这是第四个问题,中国人不抱团,互相制约,互相掣肘。不像韩国人、日本人,他们中要收购一个工程的时候,几家公司互相都通气,互相委托,而我们是互相拆台。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为什么海外并购如此艰难?

变化是现在有了一种协调机制,但最终能不能得到落实我就不知道了。像我们收购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是协调的结果。但国家协调给我的,为什么有的人还是出面呢?所以这个机制还需要完善。 

《中国企业家》:但是在国内很多人在收购失败后,很容易联想到国际的遏制和封锁。 

陈久霖:坦率地说,西方国家不希望我们在这个方面介入太多。美国人之所以去打阿富汗,之所以打伊拉克,考虑的就是石油的重要性。不知道你看到一个英文报道没有,说当时“9.11”事件之后,美国人第一个想打的不是阿富汗,也不是打伊拉克,他第一个要打中美洲,打有石油的委内瑞拉。但是后来俄罗斯在中亚有些动作,他决定先在中亚打开一个通道,控制这个战略要点。在石油问题上,美国人也知道,能够挑战美国的只有中国,中国用油量全世界第二,进口量全世界第二,所以卡住中国这个脖子之后,中国必须做利益交换。 

我们在国外有时候感觉很痛心疾首。我们用那么多油,那么大的量,我们又是发展中国家,可现在全世界都在赚中国的钱啊!现在这些炒作的金融家,是美国人,英国人,他们有钱炒作啊,同时全世界石油资源控制最多的是谁啊?美国控制最多啊!非石油国家美国控制石油资源最多的啊!我们国家在国外有些石油资源,但都是在贫油或政治不稳定的一些地方。 

再说外部因素,是我们起步太晚。“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他已经抢下一个有利的布局,在国际上,他们早已形成一个网络。其实美国对外扩张是100年前,他一个200多年历史的国家,他对外扩张,对外收购,对外投资已经有100多年了。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才起步的。人家布局早,起步早,当然了,它的经验也就丰富一些,有些地方是他事先就已经抢好的地方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政府对待企业的态度。我们国家现在开始经济外交,前几年就不是这样。国际上的重大收购项目,往往都有政府的影子。举例子,新加坡为了收购美国的电信媒体,总理吴作栋亲自给布什打电话,亲自到美国去访问。新加坡淡马锡控股要收购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银行,总理亲自打电话找总统梅加瓦蒂。 

我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讲课的时候,他们问我,中国跟新加坡或者跟其他的发达国家在商务问题上有什么差别?我就跟他们讲,按照中文来讲就是一个字的差别,按照拼音来讲就是一个字母的差别:新加坡是“亲商”,亲民的亲,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轻商”,轻重的轻;一个有g,一个没有g。 

《中国企业家》:你的这次收购已经完成,看来还是比较完满的吧? 

陈久霖:我们这次收购,也有值得总结的地方。一个是我的秘密没有保守好,第二个就是我跟被收购方管理层关系建立得太慢,后来基本上成了敌对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种失误。当时如果我多跟他们接触一下,可能局面要好一点。为什么当时没有跟他们多接触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分析,认为当时他是必须要卖的,而且有政府给出的最后期限,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想逼他压价。但我们对新加坡人还是了解不太够,英国人说这个期限卖,他就肯定卖,新加坡不是这个概念。如果我勤跟他去接触,不是采取去压的办法,可能会好一些。我就是想多压点价。 

另外一个值得总结的,就是太看重“内线”作用。如果我是当时不找上层人士,直接跟企业谈,可能也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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