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面对时时变幻莫测的商业环境和经营压力，中国的老板们做出了不同的休假选择：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家们对于休假的态度多不积极甚至抵触，而那些海归们则多视休假为必需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美国。硅谷。滑雪场。全副武装准备奋力滑下的徐勇不得不生生停住自己的脚步—手机响了。接着一分钟30元的越洋电话，这位百度副总裁在瞬间就回到了中国，回到了公司。
“习惯了，”徐勇说，“所以就谈不上干扰不干扰。我毕竟还是在休假啊。”
“休假？我没有休过假。”这是陈索斌（金王集团董事长）的回答。和陈索斌一样，很多人尽管承认休假是一种较好的放松方式，但是很遗憾，他们没有时间。
他们的时间哪儿去了？
“其实也不是真就那么忙，公司离开你几天也不会就倒了。”华润万家总经理陈朗说。“但是你看到你的同事都那么拼命地工作，你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出去（休假）心里不踏实。”最近华润万家来一个大学生，观念新，一个人去云南玩儿了五天。“也挺好的。”陈朗说，但也没有要马上效仿的意思。
陈索斌接到记者电话的时候还在青岛跟客户谈话，第二天已经出现在北京中国证监会的门口：“要开个会。休假？真的是没有时间啊。”
古人早就认识到，“居处不理，饮食不节，劳过，病共杀之”，这不是诅咒，而是警告。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家，他们仍未脱离创业的长征，环境又时时变幻莫测，身不由己人尽可解。“企业做到一定程度，时间就不是自己的了。”统一润滑油总经理李嘉说。但是，一年中间，真的连一周时间也抽不出来吗？三天？恐怕没有时间只是个借口，更重要的是观念：我们的很多企业家还没有休假这个概念。
《中国企业家》调查显示，被访企业家中，“大约1/3在最近一年中没有外出度假的经历，而另外2/3的企业家，在最近的一年中，至少会为自己安排一次外出度假的机会。”这个结果大概能让人感到一些振奋。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家对于休假的态度多不积极甚至抵触，而那些海归们则多视休假为必需，他们会自觉地把休假与传统的“五一”、“十一”等法定假日区别开来。“那不叫休假，如果在国内，哪儿都是人。”信中利投资集团董事长汪潮涌说。而即使是“五一”和“十一”，也可能还是有不在少数的企业家准备把它们“一晃而过”。
海归：尽情享受假期
（代表人物：黎化民、徐勇、汪潮涌、曾文祺、张国鑫）
飞机抵达韩国机场，乘客黎化民的第一件事是先去租一个手机，然后把号码发给公司的人，以便他们能随时找到自己。这位德勤咨询（中国）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德勤人力资本服务集团中国业务的合伙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中韩两国手机网络不同。
尽管“随时随地都要准备接电话”成为假期的一部分，黎化民的兴致并不会为之稍减。“公司的业务节奏并不因你一个人的休假而停下来。但是有些事情需要你做出快速的反应。每个行业都这样。”他的乐趣在于能够一直跟儿子在一起，弥补一下平时无暇顾及的缺憾。“从三年前开始，每年都是我跟儿子两个人出来休假。”在这个意义上，假期对黎“很重要”。
汪潮涌每年都会休假，按照欧美模式，在每年7、8月份，元旦前后。他带着全家人，争取每次去不同的地方，比如欧洲、加拿大、美国，冬天滑雪，夏天躺在热带海滩上。短则一周，长则半月。汪潮涌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对欧美生活方式比较认同。汪在华尔街做投行的时候，每年都是那么忙，但“该休假还是一样要休”。汪潮涌说，一个人休假就像是汽车要加油，如果到时不休总会感觉缺点儿什么，而且影响工作效率。
“还是一个习惯问题。我看到一些国内的企业家，周末都不休息。企业家拼命创造财富，却没有时间享受。”做投行的时候，汪潮涌在国内有很多项目，他发现国内的企业家风格与国外同行迥异，连轴转。汪认为，有人说先工作，到退休时候再去玩，这种观念可能让他错失了很多美好的东西。比如，他退休了，孩子们也长大了，他再也体会不到与小孩子在一起的快乐。“实际上，作为联络感情的手段，企业家们应该一起去休假，比如与合作伙伴。这要比吃顿饭好多了。”
多年来，汪潮涌休假，“该去的地方大都去过”，有的地方，比如夏威夷，已经去了四、五次。“现在能不出国就不出国。”尽管国内的度假区设施还不尽完善，但汪感到“越来越好”，而且不用倒时差。他建议大家去海南的亚龙湾看一看。去年，他带着全家人去了丽江，玉龙雪山，“感觉很好”。
曾文祺的爱好一度与汪潮涌相同：去海南。这个以严谨著称的人有一整套放松身心的办法。如果春节你正好在海南，看到一个个子不高面色严肃的人或站或坐在海边看书，可以礼貌地问他一下是否姓曾。
徐勇最希望的休假方式是一气儿休上三个月，去欧洲或非洲大陆转一圈儿，或者在国内，背一个包，踏遍川藏青。最近他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时间绝对不可能有三个月。“百度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时间休假，现在好多了。”当他在度假地打开电脑，用去两个小时处理文件时，家人的眼光里并没有责怪。
徐勇觉得，周围的一些企业家也开始有了身体是工作的本钱的意识，但是主动去改变工作生活方式的还不多，健康还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而且，同样是休假，有的是被动式的休息（疲极而歇），有的则是主动的，时刻注意身体与工作的平衡。徐勇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品质由他的亲人、朋友、健康、财富等因素决定，要尽量做到全面发展，不可偏废。
美籍华商张国鑫更是休假的爱好者。“你天天都在天上飞啊。”这是张父对他的评价。他的家人分布在美国和台湾，他本人工作在大陆，所以休假对他来讲就是探亲。当然，作为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家，他能够把一家人都接到韩国去给母亲作寿，然后又飞到法国与兄弟姐妹团聚。他可以抽出时间来带着自己的女儿去哥伦比亚大学报到，给她置办学习生活用具；飞回台湾参加儿子的野营。尽管张国鑫承认，“这样的休假比较累”，看他的样子，也似乎乐在其中。
综而观之，这是一群比较快乐的人。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目前的状态“是幸福的”。一年中抽点儿时间，与由于你从而也变得紧张的家人一起彻底放松一下，完全可以做到。假期不能完全抛开工作，这并不构成休假无意义的论据。“我最近的一次休假是全封闭的，手机、笔记本都没有开，”徐勇说，“但是也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只是家里人觉得不错。”
本土企业家：工作就是休假
（代表人物：陈索斌、陈朗、王志东、朱威廉）
“确实，把工作看作生活的全部，至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大多数企业家面临的一个问题。”陈索斌说。他认为，自己的企业还在创业期，既不是成功者，也不是失败者，但是不进则退，丝毫不敢懈怠。“这也跟每个企业家个人的人生目标有关系。”根据陈索斌的观察，他没有看到身边有哪位企业家是过得很潇洒的，即便是成为媒体明星的王石，陈去万科的时候，看到的也是一个“很努力”的王石。
但是，中国的企业哪个不是在创业中呢？我们刚才看到的诸位快乐人物，也并没有因为休假耽误了企业的发展。陈索斌如履薄冰的态度过于自我苛求—休假跟放纵不是一回事。
那么，是不是有了职业经理人，企业家的担子就轻一些、可以放松一下呢？比如，像万和集团的卢楚其一样，可以今天飞欧洲，明天飞美洲吗？
“不然，”陈索斌说，“一个好的执行层也需要与决策层不断沟通。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不断变化，需要决策者每天想出应对方式。”而且，“目前的情况下，即使休假也肯定是不完整的，要时时被工作打断。你说这到底是工作呢还是休假？一个职业经理人也该具备这样的素质，能把工作融入到生活中。”
陈索斌的例子比较特殊，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做一个成功者，“为社会服务”—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个人过很好的生活，很悠闲，那就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大的企业。”陈的下属非常同意陈的看法：“陈总把工作融入到了生活中，活力十足。”像陈索斌一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不在少数。陈活力十足，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今年还不到四十岁。
“我已经十年没休过假了。”陈朗说，听不出来有无奈的意思。他想了想，接着说：“不止十年了。”正如汪潮涌等习惯了休假，陈朗也习惯了没有休假的生活。陈朗非常干脆地说：“这很不正常。”对于没有时间休假这种说法，陈朗认为是个借口：“事实上是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事儿来想，没有这种文化习惯，也就没有预期。”陈朗的公司各部门也经常举办一些名为“家庭日”的活动，让员工和家属一起来参加。“不过，那也还是个工作，属于团队建设。”
陈朗鼓励自己的属下休假，“这是好事情。”但具体到他自己，“我的同事也大都没有做到，所以我更不能去了。你看着同事们那么拼命，自己出去休假心里不踏实。在公司里，反而是那些平常不太忙的人去休假的比较多。这肯定是不对的。”陈朗认为，休假是一个人的权利，是社会进步、企业进步的表现。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完全同意正方的观点，但是却不能那样去做，至少是现在还不能够。
作为盛大网络的副总裁，美籍华人朱威廉同时还身兼数职，已经三年半没有回过美国，“很想有假期，但是不行”。朱的例子表明，并不是所有有过西方生活经历的企业家都会视休假为当然选择，至少，他们并不都能随心所欲。正如汪潮涌所说，即使外国人里也有工作狂。
第三次创业的王志东觉得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休假。“平时学会调整自己，你就不会感到工作辛苦，那你为什么还非要休假呢？如果你感到工作辛苦，那就证明你不是真正喜欢这个工作。”王志东以自己为例，说明一个人对于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是不会感到疲倦的，“只有乐趣。别说休假，每天都舍不得走。工作本身是可以享受的，不必要像犯人放风一样集中在一个时间里跑出去。”这很符合当年那个“黑客少年”的气质。
有一类人，你很难想象他们会出现在欧洲的滑雪场、夏威夷的海滩上，就像有的人永远吃不惯西餐。这并不是错误。正如选择休假是一个人的权利，不休假同样也是。那就让我们用曾经风靡一时的甜言蜜语进谏吧：您该休息一下了。
他们的2004年国庆节
一般的认识是，钱越多的人拥有的自由也将越多。部分企业家们无暇休假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有钱人”应该是有定语的，就是退了休的有钱人。汪潮涌已经说过，当你退休的时候，可能已经失去了很多无法追回的美好的东西。
陈朗的意见是，自由与钱并不是正相关。他大学毕业就到华润工作，受国内企业家影响比较大。“在休假的观念上，从我的老板到我和我的同事，都是不健康的。”陈朗表示，他肯定会有所改变，但对于具体的日程，他似乎并不太关心。或者，这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徐勇还是承认钱能够带来更多的自由的。“但也不完全是钱的概念，”他说，“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人的境界也会达到一定的水准，心胸会变得开阔，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听起来，还是与钱有一定关系。
“对于我来讲，做好做大企业是我的追求，我在精神上是自由的。跟钱多少没有关系。”陈索斌说。
而对于2004年的这个国庆假期，每个人在自由和金钱之间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汪潮涌不把“十一”这样的节日当成“假日”，他认为这两种日子的概念不同。所以，他不会在节日里安排假日的事。徐勇将有可能与太太一起跟旅行社从四川入藏，然后再进青海，全程越野车。“比较有挑战性。”徐勇有点儿跃跃欲试。
“‘十一’还没有打算，就是跟家人孩子在一起吧。”陈索斌说。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休息。”李嘉说，他都安排好了，在“十一”跟久未联系的朋友们见见面。“不谈工作，就谈闲事儿。”
面对一个长假，企业家们并没有表现出能得到休息的工人般的欢乐。所怀者大，所忧者重。对于休假，我们的意见是，如果你不能够做到王志东、陈索斌式的“天人合一”，那就像汪潮涌、徐勇一样通过短暂的休息调整好自己的节奏吧。人总是要休息的，主动的休息比困极而眠效果肯定要好得多。
（本刊见习记者齐飞对本文亦有贡献）
安静的假期
让大部分企业家选择“静养”的原因与今年中央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加强，以及由此带给企业的经营压力有关
调查/本刊调研部 撰文/胡 媛
国庆长假您是怎样度过的？是去征服神秘的乞力马扎罗，还是寻访传说中的香格里拉？能够抛下手头的工作，全身心地享受惬意的假期也许是所有企业家的梦想，但是在今年，更多的企业家却选择了远离尘嚣。根据《中国企业家》杂志近期有关“企业家休闲度假”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1位企业负责人中，有一半的企业家打算利用国庆的7天长假，为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收拾一下疲惫的心情，然后重新上路（见图一）。
让大部分企业家选择“静养”的原因与今年中央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加强，以及由此带给企业的经营压力有关。在所有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有37.50%的企业家表示，今年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对本企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同时有73.91%接受调查的企业家表示，与去年相比，感觉企业经营的压力比较大。而在企业家心情不佳时，更喜欢独处。有44%接受调查的企业家表示，“找个安静的地方，平静心情”是自己进行心理调适的主要方法，还有大约1/3的企业家则喜欢用读书来缓解郁闷的情绪（见图二）。
与今年安静的国庆假期相比，企业家以往的度假方式却丰富多彩。从阿尔卑斯山的雪场到亚马逊的热带雨林，或者如美的集团副总裁方洪波一样，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别墅中享受孤独和自然。努力工作，尽情享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在品尝工作带来的成果，并开始拥有与众不同的生活感受。
根据此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所有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大约1/3在最近一年中没有外出度假的经历，而另外2/3的企业家，在最近的一年中，至少会为自己安排一次外出度假的机会。外出休闲度假已经受到中国企业家阶层的重视，在面对越来越沉重的工作压力后，企业家开始试着享受生活。
从时间的选择来看，企业家外出度假的时间安排比较随意，可能仅仅是因为兴之所至，决定出外走走，这样的企业家在所有接受调查企业家中大约占2/3。而对于度假的地点，目前企业家比较青睐的地域主要有两个：欧洲和我国的西藏。
在德勤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的合伙人黎化民印象中，最难忘的一次度假是与儿子一起游览韩国。其实对于企业家来说，更多的时候度假就是为了陪伴家人。有大约2/3的接受调查的企业家表示，外出度假的主要目的是陪家人或朋友，而为了缓解工作压力而外出度假的企业家只有12.50%。在休闲度假的花费上，企业家并没有清楚的估算，有将近一半的企业家表示，并不清楚每年在休闲度假上的花销。
如何将工作和生活分开是企业家在度假时必须面对的现实。黎化民梦想能够到一个既没有手机信号也无法上网的地方去度假，但是现实中这个梦想却很难实现。在所有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只有约1/4的企业家表示，可以在度假时完全忘掉工作，但对于其他企业家来说，完全抛开工作，尽情享受假期生活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