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标准冲突的波澜先起自市场，继而政府卷入，继而被一些机构贴上了“某某主义”的标签
文/本刊见习记者 郭大鹏
最近几年，一大批中国顶尖的IT、家电企业，如联想、长城、海尔、TCL、大唐、中兴，都成了某某标准组、某某标准联盟的成员，有些更是“一企多标”，哪个标准都有它们的身影。
而一大串由信息产业部牵头、吸引企业参与的标准组，也把人看得眼花缭乱：比如3G手机技术TD-SCDMA、无线电频率识别标签标准RFID、中国自主的DVD换代标准EVD、无线局域网（WLAN）鉴别和保密基础结构国家标准WAPI等等。
中国企业和政府已经感受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标准时代正悄然来临，标准已经成为企业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之一。
但是，初涉标准领域的中国企业和政府，举目望去，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标准的浓云无处不在。中国标准的迅速崛起，引起了拥有“成熟标准”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警觉，冲突自是不可避免。突出的例子是：今年4月，中国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WAPI标准，在美国政府和INTEL等跨国巨头的游说下，被迫无限延期。
有关中国标准的冲突先起自市场，继而政府介入，渐渐地上升到了理论层次，及至在最近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主义”之争。
两份报告 两个主义
“主义”之争的发动者是全美亚洲研究所。这是一家自称是非赢利的、不隶属于任何政党的研究机构。今年5月，这家研究所推出一份署名苏迈德、姚向葵的报告：《中国入世后的技术标准、软件及技术民族主义实质化之变化》。
报告的核心是提出“新技术民族主义”（利用全球化，促进民族利益）的概念，与“技术民族主义”（阻止全球化，促进民族利益）和“技术全球主义”（利用全球化，促进全球利益）相对应。报告把“新技术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头上。
这份报告出台的时间正是中国WAPI受挫后不久。此时，中国的一家民间咨询机构互联网实验室，正准备做一份研究中国标准为何屡屡失利的报告。
看到全美亚洲研究所的报告，互联网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更坐不住了。7月，他们针锋相对推出一份报告：《新全球主义－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标准要走的是一条“新全球主义”的道路，而不是什么“新技术民族主义”。
“主义之争”终于从幕后摆上了台面。《中国企业家》获悉：9月26日，一个关于中国标准的沙龙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主题便是：中国高技术标准战略—新全球主义？新民族主义？
中国该不该做自己的标准？
从TD-SCDMA到WAPI到EVD，中国标准，总是受到“该不该做”的质疑。这正是“主义之争”的焦点。
事实上，中国企业对制定标准的强烈兴趣，早已引起美国标准机构和研究机构的注意。在全美亚洲研究所的报告出台之前，美国标准化研究学会已经出了好几份报告，认为中国不该做标准。颇具代表性的全美亚洲研究所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应该顺应现存的由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主导的标准体系，而不该自主建立中国的标准。这样，才符合全球的利益。
不仅是全美亚洲研究所等国外机构反对“中国标准”，在中国政府或者标准化部门中，事实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还没有到做标准的时候。”互联网实验室报告的执笔人刘双桂认为“这个想法”很有害处。
互联网实验室的报告指出，“如果放弃标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将无法形成自己的产业核心链条，无法建立自己的产业地位，从而沦为初级产品和要素市场，沦为发达国家的加工车间。”刘对《中国企业家》说：“我们的报告就是要代表中国企业发出一个声音，中国应该做自己的标准。”
对于“中国标准该不该做”的问题，4年来一直在做标准的TD-SCDMA论坛秘书长凌海峰态度也很鲜明：“在20年的飞速发展后，中国企业已经走过了生产加工和创建品牌的阶段，开始进入重视研发，重视标准的阶段。”
凌称：“我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标准的紧张心情。他们制定一个标准需要很长的时间，定好之后多年不变。但是如果他们在中国多呆一段时间，看看中国市场的变化之快，看看中国人对新技术的热切，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企业如此迅速地介入标准制定。”大唐TD-SCDMA标准是中国最早并且目前惟一得到国际标准组织采纳的标准。
并非没有依据的指责
不过，全美亚洲研究所的报告，并不全是信口开河。
给中国企业带来巨大冲击的WAPI，就是一个被全美亚洲研究所的报告视为“新技术民族主义”典型的中国标准。
WAPI由中国宽带无线IP标准工作组研究制定。2003年5月，工作组起草的无线局域网两项国家标准正式颁布。12月，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自2004年6月1日起，对无线局域网产品实施强制性认证。
公告发布之后，遭到INTEL、微软等跨国公司乃至美国政府极力反对。4月22日，吴仪副总理出席的在华盛顿召开的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第15次会议传出信息，WAPI在6月1日的强制执行底线将往后无限期推延。
事隔数月后，国内几个标准组的负责人对《中国企业家》反思中国WAPI标准失败的教训—他们所在的企业，都曾是WAPI的成员，都有过不小的投入。
反思之一是：在当今世界，奢望一家或几家公司制定新的标准，赚大钱，其他公司都为这一家或几家公司打工，是绝对行不通的。
反思之二就是：WAPI有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他们指出，中国做标准的出发点不应是把国外企业排除在外。加入WTO后，中国必须放眼全球市场，只要是能对标准的制定、完善有贡献的，都应该可以加入标准组织。
而这正是全美亚洲研究所等国外机构指摘中国的依据。许多国外企业认为中国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并未履行世贸组织的透明度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抱怨他们没有提前接到关于制定新标准计划的通知，并发现，标准起草的过程通常是“不透明”的。
“主义”背后的“策略”
务虚的“主义之争”一时半会很难有结论。而另一份美国商业机构的报告则显得更为“务实”。
与互联网实验室的报告几乎同时，美国德勤（Deloitte）顾问公司出炉了一个名为《变革中的中国》的报告，该报告为其跨国公司客户提供了应对“中国标准”的4种策略，按照刘的理解，其大意是：
当中国政府或者企业能够控制关键标准，或者当产业受到管制的时候，美国企业应选取与标准制定者合作。如西门子支持TD-SCDMA标准。
当标准很难被中国掌控或者需要中国之外的产业链支持，如RFID标准依赖沃尔玛的应用，就利用市场力量左右中国的标准。同时可以利用中国本土的市场力量影响政府意志，如培植电信公司对WCDMA和CDMA2000的偏好，以对抗TD-SCDMA。
存在市场机会时，可以通过领先的创新和技术优势，抢先进入市场或者架空标准，比如LSI LOGIC公司为EVD标准提供编码解码芯片，这种芯片支持中国的EVD标准，但是压缩技术却捆绑他自己的MPEG-2而不是中国的AVS标准。
利用中国产业处于婴孩期，或者标准没有在市场扎根，就抢先进入中国市场挤掉中国标准，如WINTEL标准。
在类似的策略下，跨国公司马不停蹄地开展着政府公关，无疑也对中国希望“掌控自己的标准”的目标提出了挑战。IT评论家姜奇平介绍，他手头掌握了一份美国信息产业机构（USITO）的《寻求中国宽带局域网加密标准的下一步：建议稿》，报告包括“精确制导”般的攻关名单和周密的行动计划，是美国利益集团在中国进行院外活动、扼杀WAPI的“证据”。
“改变中国标准”还是“被中国标准改变”？
中国互联网实验室除了否定“新技术民族主义”的指摘外，还回敬了西方研究机构一顶“帽子”。他们指出，全美亚洲研究所所标榜的“技术全球主义”，其实是标准秩序上“旧全球主义”的表现。
他们给“旧全球主义”的定义是：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通过国家标准战略、企业标准战略、国际标准组织和规则，将知识产权和标准体系揉合在一起，占据高科技各个产业的发言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标准体系，以此强化自己的全球垄断地位，不断打击标准秩序中的竞争者。
针对“旧全球主义”，互联网实验室提出了“新全球主义”。并指出，“新全球主义”作为一种全球秩序，应该实现三个均衡：标准垄断与标准竞争的均衡、私人利益（指垄断标准的跨国公司）与公共利益的均衡、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均衡。通过均衡来增进符合全球效率的标准秩序体系。中国参与标准制定，发展出有差异的技术和产业路线，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主义之争”将把“中国标准”的命运带向何方？跨国公司将“改变中国标准”还是“被中国标准改变”？时间会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