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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一下2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20年前中国赫赫有名的企业诞生了，包括联想、海尔、万科、科健、科龙、正泰、德力西等等。2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中国的人均GDP由300美元上升到了1000多美元。原因何在？简单的答案是来自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特别是企业家资源的利用。经济学家研究已经证明富国与穷国的主要区别不在于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在于资源配置方式不同。
任何一个国家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的才能可以用到很多方面。我们把一个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分为三类来看看：第一类是最高能力者呆在政府当政府官员，低能力者做企业家，中间能力者当生产工人；第二类是高能力者当官员，中能力者当企业家，低能力者当生产工人；第三类是高能力者当企业家，中能力者当政府官员，低能力者是生产工人。拉丁美洲国家大体是第二类，西方发达国家处在第三类，中国最大的转变是从第一类的分配向第三类分配的转变。
如果更高能力的人在政府部门，中间低能力的人来创造价值，说明这个国家国民财富的增长非常缓慢，大部分人都在进行财富分配，由此为止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就完了。因为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家的能力决定的，所以最高能力的人从事企业活动的时候，这个国家经济才会高速增长。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首先看一下2000多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简单地说是开放的官场，封闭的商场。中国从秦始皇做皇帝以后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一个平民的孩子也可以做到宰相，最有才能的人都被吸引到政府里去了，所以2000多年前中国人干的事就是头悬梁、锥刺股，重仕轻商，造成商场的封闭，这也是中国近代停滞的原因。西方国家18世纪之后思想和产业都非常开放，所以出现了工业革命。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很大原因是中国人力资源在错误的激励之下进行了错误的配置，这样的配置对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有好处，但是对于商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接下来我们看26年来的改革。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有才能的人一部分是聚集在政府，主要是在分配财富，另一部分在政府外面，但是政府不允许他有进行任何商业活动的自由。改革开放带来什么呢？最大的变化就是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有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八十年代最有才能的人才能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出现，这些是所谓的能人；到九十年代之后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原来在政府的人出来做企业，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下海，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改变。
在这段历史改变过程当中，中国企业家在做一些什么呢？我的判断是多数的企业家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企业家是在寻租、分配财富，还有一部分既寻租又创造价值，两项工作同时进行；还有一些人一开始是寻租，后来转向创造价值；有些人也许相反，刚开始创造价值，后来拉关系寻租。这就带来了好多的麻烦。我们今天说创造价值和寻租搅和在一块，企业家在人们心目中变成了官僚企业家的形象。
寻租的原因何在？原因很简单，垄断。垄断可能来自于天然垄断，比如说土地、自然资源。减少寻租最重要的就是明确产权界定，如果没有产权界定，所有人都会为争夺资源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我们看到山西的煤矿产权界定不清楚，所以大家都在寻租。另外更重要的是行政和法定垄断，你要办事就要到政府去审批，这是行政手段带来的垄断。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如果不允许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就会全员寻租，企业领导人寻租，工人也是在寻租。银行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寻租，中国的银行有25000亿坏账也是因为寻租，所以说最大的寻租是在国家控制的这些行业里。
中国未来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因此第一必须完善产权制度，特别是对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如果没有保护就会有更多人寻租；第二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审批，建立真正的自由企业制度；第三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廉洁、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部门腐败、不廉洁、不透明就给企业家寻租提供好机会，企业家资源就会进一步浪费掉；第四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使政府在法律范围内行事；最后一点是必须改革国有企业，减少政府控制的资源数量。
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企业家大量的能力就会花在分配财富上，这时候我们的地基就会不稳，地基不稳是够不着天花板的，更不要说突破天花板。如果永远是三等国民，那永远是民族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