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大学生就业
“我们是谁？”“大学生是什么？”在2009年就业高压下的中国，这个问题突然让择业者和全体国人都为之失语。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9年就业问题面临高度压力的今天，几代大学生的遭际与命运截然不同。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既有时代烙下的差异性印记，也有我们这个民族恒久附着的共同命题。
1977年，中国重新恢复高考制度，荒废11年的教育（不仅高等教育）被重新拾起，国家与民族的希望被重新点燃。
与此同时，重新返回知识殿堂的大学生被社会予以“天之骄子”的美誉与尊荣，这是一个民族被狂妄与无知耽搁之后，对知识表现出的向往、渴求与尊重。而不易察觉的是，“天之骄子”，这种对“新科举”胜利者的全新称谓，事实上是另一种“身份分别”的延续。
毕业：会传染的恐惧
一个应届毕业生的求职经历
3月的时候，已经找到工作，在广州上了两个月班的单小吉被学校叫回哈尔滨，做毕业论文的选题计划。
回到学校，所有的人都出去找工作去了，楼道都空了，只剩下极少的一些人，要么是等考研成绩的，要么是工作已经落实了的。其他人，全在外面跑。一问，几乎没有什么人找到工作。这是一种非常慑人的恐惧。“尽管我那时已经在广州上班，但还是被那种恐惧感抓住了。”后来单小吉说。
单小吉是哈尔滨某高校外语系英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这一届，他们系有300多名同学为找工作而心焦。跟他们一起面对这种就业环境的是611万应届毕业生。
招聘会：恐惧感与承受力的竞赛场从2008年10月起，单小吉和她的同学们几乎每周都要参加招聘会。多的时候，一周有三四场，但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等不到一个电话反馈，他们甚至怀疑那些招聘单位是否真的存在。应对这种频繁的招聘会，是恐惧感和心理承受能力的拉锯战，看哪种力量更强大。
单小吉记得，一次在哈工大举行的招聘会上，哈市几万名毕业生都过去了，学校里人山人海，胆子小的都吓哭了。置身那种境地，再优秀的学生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人才”。
一天清晨，寒风刺骨，单小吉和几个同学早早地去了一个哈尔滨官方主办的招聘会，这是官方唯一一次专门针对应届毕业生举办的专场招聘会。
从清早6点开始，几千名大学生就开始排队，一直拥挤着等到8点招聘会正式开始。
门开了，等大家从楼道里挤到二楼的招聘现场时，发现原定的几十家用人单位竟然一个都没有来。
同学们都懵了。“那是一种源自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在这一刻被集体引发出来，整个现场的气氛非常恐怖！”那些手持简历的哈工大、理工大等当地一流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全都呆住了。
去招聘会的路上，单小吉她们几个还有说有笑；坐车往回走的时候，没有谁再说过一句话。“心完全被那种恐惧感震慑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回来的途中，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个路人被车撞死了。
“正常的情况下，人面对死亡，应该触动会很大。但我们几个却突然感觉自己活过来了一样，也精神起来了，感觉自己处境发生了变化，感觉到别人的悲伤比我们更大。心里没有怜悯，没有恐惧，甚至有一丝宽慰，因为别人比我们更痛苦。人在那种绝望之下竟然会产生这么变态的想法。”
“最绝望、最恐惧的时候，人是不会哭的，后来缓过来才知道哭。”回到学校，单小吉给在广州的姐姐打电话，两姐妹大哭了一场。
2009年1月，单小吉历经数个月的心焦、恐惧、承受与磨砺，终于在广州找到了一份工作。进去上班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老板说，公司在初创期，需要她同甘共苦，工资折算成股份给她。3月份，单小吉应学校要求回校准备论文，4月初回到广州的时候，公司已经难以为继了。
离开那家公司，单小吉很快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这个工作需要夜以继日地加班，很累，但单小吉很踏实。上一个工作的经历算是得到了回报：新公司把她视为有工作经验的员工，工资比其他毕业生高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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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失败的教育？3月份回学校的时候，单小吉的一个女同学疯了。
“这种时候，人最容易出问题。”单小吉说，本来学校就空空荡荡，考研的人这时拿到分数，如果没考上，内心会非常恐惧，会感觉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这个女生从一进学校就直奔考研而去，学习非常疯狂，大学4年，除了吃饭就是读书，熬夜要熬到一两点，把自己的全部赌注下在考研上。这样的学生，如果一旦考研失败，根本不可能转换过来去找工作，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去应对社会。
“她疯了。我听同学说的，3月份成绩出来那天，她就在学校里失控了，整天乱喊乱叫。”
单小吉认为，这个女生疯了，是学校教育的受害者，或者是这个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在学校，有一拨这样处境的人，因为他们刚进学校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学校就会给他们一个愿景，鼓动他们去考研。”
在大学读书4年，单小吉不但质疑当下的大学教育，甚至成了一个“反对者”。她发现，他们系数百名英语专业的学生，有80%以上找到工作后英语派不上一点儿用处。她十分惋惜那些英语特别棒的同学，“你会觉得他不做英语就可惜了，但是这个专业职场容量只有那么大。梦想和现实差异很大。”
有一次，单小吉公司的前台来了两个外国人，让她异常兴奋，但那两个老外竟然说中文，让她非常扫兴。他们班上最优秀的一个男生，现在在老家县城中国银行站柜台，也总是盼望着有老外来存钱。
学校有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外教，来中国已经大约10年了。他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这边的老师根本就不爱学生。这位外教来中国之前是西班牙一家报社的副主编，记者出身的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教学生，他很关心学生是否会思考。上课的时候，他总是把学生带到大街上去观察事物，然后写成文章。他总是希望学生能明白自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单小吉非常喜欢这位老师，只有这个老师的课和考试，单小吉才能拿全年级第一。但是，这个老师在学校受到的是一种普遍的质疑。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校方与学生最终会达成惊人的一致：“这对我们过四六级有什么用处？作文拿出来背就好了嘛，你这样教，叫我们怎么考试？”
农村大学生：体制受害者？单小吉班上有一个四川老乡，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男孩。上学的第一堂课，这个学生就被老师“克”了一顿。因为他的英语发音非常不好，还带有四川口音，老师大骂他“残废”。
中国农村的英语教育，发音普遍都比较差。事实上，这名男生填报的是这所高校的一个理工专业，但分数只到了英语专业的分数线，学校就毫无商量地把他划进了英语专业。
以这名学生的英语发音能力，毫无疑问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他一直在班上垫底。但从一开学，这名学生和另外几名同样遭遇的学生就一直在申请转专业，但学校始终没有答应，因为这件事，这几个学生还找学校闹过，但最终没有任何结果。
受到挫败之后，眼看读下去也是前途渺茫，后来这名男生再也没有去课堂上课。直到两个月后，老师才感觉到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于是发动同学去找他，并给他家里打电话。
负责打电话的就是班里唯一会说四川话的单小吉。城市里长大的单小吉第一次知道，农村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电话的，接电话原来还要等那么久。
10多分钟后，男孩的母亲过来了，说话有农村人的那种大声大气。单小吉觉得声音有点儿刺耳，但当男孩的母亲听说自己儿子失踪时，声音立即低得几乎听不见了，在电话那头哭着恳求学校一定帮她找到儿子。
后来，同学们在网吧里找到了这位男生。不久后，银行也找到了学校，大家这时才发现他已经通过信用卡欠下了银行一笔债务。
这名来自农村的男生继续在网吧里待了两年，但后来不是上网，而是在那里打工，他需要还清网吧老板和银行的钱。
据说，现在这名男生在休学两年之后接着念大三，这所学校准许学生们在7年内把学业读完。更何况，这名男生还欠着学校的助学贷款。
单小吉说，在他们学校，像这名同学这样的农村学生，中途休学一段时间的不在少数。不知是中国的大学教育不适合农村学生，还是中国农村学生不适合大学教育？
可以确定的是，在就业形势压力巨大的当下，人脉关系在就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村大学生来到城市举目无亲，就业前途将会更加黯淡。而读完4年大学需要付出的高额学费和因此丧失的机会成本，将是一笔惊人的数目。
两年后，这名来自四川农村的孩子，能找到一份工作来偿还贷款，回报含辛茹苦的父母吗？
（翱铭 本报记者卢远香对本专题亦有贡献）
中国大学教育的经济学观察
与一个80年代大学生的对话
1982年，黑龙江林口县的农家孩子崔玉平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本科。那一年，林口县有数千人参加高考，上本科线的大约只有十来人，而崔玉平所在的村，当年只考出了他一个大学生。
那时的中国农村，刚刚包产到户，农民还不像现在这样可以依靠“打工经济”供孩子读书。崔玉平说：“要是我出生在今天这个年代，我也是读不起大学的。”上大学的时候，他不但不用交学费，而且国家还给他发助学金，由于他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学校在给他们这些农家孩子评助学金等级的时候，几乎都能拿到最高级——即每个月能领到35元钱，外加一些粮票。
崔玉平的第一份工作是留校做助教，并在该校工作了20年。担任大学老师期间，崔玉平考取了公费在职硕士研究生，到后来，又考取了公费在职博士研究生。
崔玉平说，他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在农村像是中“状元”了，而跳出农村从更大的氛围来看，你是国家干部，社会地位亦非常明确；“现在没法评价了，社会的普通雇员吧，除非你考上公务员。”
博士毕业后，崔玉平调任到苏州大学专门从事教育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工作。通过经济学的投资、成本、收益等视角来看世界，崔玉平不仅对教育这个公共问题有独到的经济学解释，对自己的个人命运亦有经济学人独有的喟叹。
《中国经营报》：当下的大学生就业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在分析这种压力形成原因的时候，很多时候把它简单地归结于高校扩招。事实上，从恢复高考，到公费自费并轨，到大学扩招，再到我们今天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很少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进行分阶段的分析。
崔玉平：这几个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就业政策、经济发展与大学生数量都发生了变化。大学教育已经从过去的精英教育走向了大众教育。以前的大学生是国家的稀缺资源，国家还要给所有的大学生发助学金。到大学教育刚刚开始收费的时候，大学生的供给与需求开始平衡；而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学生开始供过于求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会“掉价”。
过去，大学生的人力资源产权归国家所有，所以不愁没有工作。而现在，大学生的人力资源产权已经归自己所有，从理论上讲，也应该回归到这样。也因此，大学生aihuau.com需要自己去找工作，政府不需要包了，事实上政府也没有能力包，也不应当包下来。
《中国经营报》：大学生就业困难，意味着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很差，一个学生读完整个大学，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尤其是农村的大学生，几乎是举全家之力、倾其所有来供孩子上学，对这些人来说，找不到工作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崔玉平：必须引起注意的是，现在读完一个大学，个人与家庭承受的经济压力与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等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高等教育的需求不足，也就是大家不愿意花这么多钱去读大学了，因为得不到经济回报或回报不足。
越来越多的适龄人接受高等教育，对国家、社会与民族是有益的，这是教育的溢出效应。我认为，未来的高等教育，政府、社会与个人都应该分担成本，但是，个人分担的部分应该越来越少，而且也要根据大学生家庭状况与个人能力量力而行。
个人分担的比例应该有个合理的范围，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支付能力。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做到不让每个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上不起大学。现在个人分担的成本太高，这里不但有直接成本，还有机会成本。如果大学毕业跟高中毕业找到的是一样的工作，那么读大学就付出了很大一块的机会成本。两块合在一起，成本就太高了。
对农村的大学生，国家应当回归助学金的做法，仅仅依靠贷款的方式是不够的。现在很多农村家庭“因学致贫”，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如果我出生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也上不起大学。
另外，大学学费，不同的专业，支付费用也应该差别定价。大学不应以盈利为目的，学费应该基于成本。现在，我们的大学的各种专业成本到底是多少，学校始终搞不清楚。
《中国经营报》：教育对社会的溢出效应，展开来看具体有哪些方面？
崔玉平：教育对整个社会文化会带来好处。受教育就是投资未来，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回报，还有个人素质的提高。此外，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投资，我们不能过于注重它的投资回报功能，它还具有消费的性质，它具有个人享受的性质，教育可以满足个人对社会的、对人生的探讨。现在我们看待教育，过于“拜金主义”，过于看重它的“寻利”的功能。
教育的市场效应，表现在劳动者通过受教育得到的素质的提高，在劳动力上获得更高的回报，如，找到工作，找到更好的工作，工作得更好，以及未来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等等。而它的溢出效应（非市场效应），国外已经有不少研究，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1.受教育的人更多，犯罪率会降低，犯罪恶性程度会更低；2.优生优育；3.健康程度越高，寿命越长；4.对后代以及周边接触的人有传导作用。
历史中为什么有一些民族衰败？就是用旧经验来回答新挑战的结果。我们如果仍然延续几千年来的教育和考试制度，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怎么带领民族走向未来？我们现在只把学习知识作为得分数、升学、得功名的工具，我们如何走向未来？一个民族的主流群体都只想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管社会发展到哪一步，如何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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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定义不清，教育就会很盲目
——访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冯增俊教授
当下大学生之就业问题，并不是“大学扩招”所带来的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而是我们整体教育设计和体制上的失败所致。甚至，在它的背后，是我们整个民族在最基本的“教育观”上迷失了数千年的一种后果。
“教育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自我定义。”一个国家要迈向现代化，必须是她的国民在心智、意识与知识体系上首先实现现代化。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增俊教授长期从事教育理论、比较教育学以及教育现代化、教育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他用一种行家的系统视角和一种深邃的历史观来观察我们当下的教育问题，其所揭示出的我们全民族在“未来问题”上正遭际的巨大危机，发人深省。
《中国经营报》：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与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设计有什么关系？
冯增俊：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教育体系设计和我们个人发展以及市场的距离太大。
我们办学一直以来关注的是考试、升学率。现在我们每一个年级，每一个阶段都靠一份卷子、一次性考试来完成，直到高考“一考定终身”，这是中国所特有的。
这种一次性考试不仅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也影响到学校，影响老师，影响家长，影响社会。分数与升学率有联系，升学率与学校的名声、校长的社会地位、老师的酬劳都有联系。而这种教育体系设计，与社会发展却没什么联系。所以我们的教材无论改到哪里，都要服从这个指挥棒，一切为考试服务。
美国也有高考，比如数学，他们是一年考4次，考生将自己认为已经是比较理想的成绩送到想要报考的学校或相关机构。美国所有的公立中学开设同样的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以及要报考的大学选择相应的课程。在课程结束后学生拿着自己的成绩去想要读的大学报名。美国的3000多所大学是相互衔接的，如果你没有钱，可以先在社区学院读两年哈佛大学开设的课程，然后再去哈佛大学读三四年级，这样可以省一半的学费。
所以，在美国，优秀生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去理想的学校。不像我们，一次性考试，考不好，即使你是优秀生也就完蛋了，只能被限制在一般的学校了。
要解决大学生就业这个问题，关键是改善我们的教育设计。现在很多人说，大学扩招了，文凭贬值了，就业困难了，读书没用了。这种观点是受传统教育观的影响。如果是这样，那美国办那么多大学干什么？美国适龄青年上大学超过80%，而我们才刚过20%。我们的教育观要改。
《中国经营报》：我们的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衔接距离很大，学生在普通高校里一般都没有得到什么职业素养的教育。
冯增俊：发达国家没有专门的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职业教育就是太职业，普通教育就是太普通，两类学生差别太大。我们的职业技术学校和普通教育学校就是用分数把人分流，这是最大的问题。学生进入职业技术学校不是因为他那个方面很优秀，而是因为他分数低，是差生进职业学校。我们的职业教育“标签化”太厉害，它不是一种自由选择。在美国等国家，老师觉得你在某方面能够做出成绩，就会推荐你上职业技术学校，上了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也可以走向研发等高端领域。
但我们的学生，学习技术就丧失了学习理论的机会，学习理论就丧失了学习技能的机会。在德国、美国，学生有很多机会不断地向上发展，可以根据需要不断转学、升学。我们的学校之间是完全割裂的，比如在深圳技术学院学得好的学生，本应该可以到华工来学习的，但现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经营报》：我们从古到今，教育都是围绕着人的身份进行的，这一点一直没有真正改变过。
冯增俊：中国教育与国外教育的演变过程是不一样的。中国从古代到现代教育都是围绕着人进行的。西方从5世纪到十五六世纪，教育都是围绕着宗教进行的。中国古代教育是在灌输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统治，营造剥削合理，鼓励读书成为上层阶级。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只要你苦读书，就可以进入上层社会。一旦金榜题名，就彻底改变了人生，所以我们很多人奋不顾身把一身都赌在了科举上面，这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民族心态有很大影响。
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将“人”又找回来了，从找回“理论的人”，到找回“现实的人”，到现在“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人”，他们的教育设计是给“人”的各种需要创造条件的。
“状元风”之类的现象说明我们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很盲目，这是旧教育观的延伸。华南师大附中往年有很多“状元”，今年没有。但是，他们上重点大学的录取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几，这才是应该鼓励的，而不是去关注个体的“状元”。华师附中搞了一套教学标准，学生在中学阶段要学习8种技能，这就是很好的实验。详细要求我们的学生各阶段应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是很有必要的。
国外的课程安排更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每个阶段要掌握什么样的技能都有详细的要求，这是我们普遍不具有的。
《中国经营报》：我们现在用了很多办法来缓解大学生就业的压力，这些办法能否解决我们深层次积累下来的矛盾？
冯增俊：历史上，在法国、美国和日本，都曾经因为大学生的问题引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社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产生了巨大分歧和严重对立，但是没有人关心，社会要转型，没有人研究，所以要付出代价。
这一届政府就要承担以往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错误，投入很多钱来保就业，这样虽然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掩盖了教育与社会的不和谐、相互分离的问题。
当下的中国，我们要研究如何实现转型，而不是一味地解决表面的问题，不光治标，还要治本，所以大学生就业问题还要从整个教育制度上来思考。
我们国家别的东西好改革，一旦触及教育的问题就很复杂。很多居于高位的人还是简单地从考试读书升学来看教育，这是最麻烦、最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教育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自我定义，一个民族希望未来发展的道路是怎样的，就会有怎样的设计。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未来的定义还是不清楚，教育发展得很盲目。
英国历史学家唐恩比的著作《历史研究》讲，历史是回答时代挑战的过程，每个民族在每个时代都有新的挑战，你怎么来回答就是历史。历史中为什么有一些民族衰败？就是用旧经验来回答新挑战的结果。我们如果仍然延续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和考试制度，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怎么带领民族走向未来？我们现在只把学习知识作为得分数、升学、得功名的工具，我们如何走向未来？一个民族的主流群体都只想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管社会发展到哪一步，如何走向未来？
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三个很有名的教育名言：一是“人民教育人民办”，鼓励大家为教育出资盖房子，但其实，教育应该是政府的工作；二是“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教育”，被世界耻笑——教育的投资回报比基础设施还高，怎能“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教育”？三是“高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是什么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