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把阳伞撑到上海滩
在民国的银行家中，唐寿民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江苏镇江人，1892年生，不仅未出洋留过学，就连普通的新式学校也未进过，仅在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然而在20来岁的时候就成为银行界能呼风唤雨的人物，而且在华洋杂处、万商林立的上海滩站稳了脚跟，使不少有身份的银行界老人也要仰仗他的鼻息，这在当时简直是个奇迹。
唐寿民原本一个学徒出身的“穷棒子”，家里很清贫，14岁时经其父亲托人介绍，进入芜湖一家钱庄学生意，不久那钱庄倒闭了，他就在南京、常州、上海间独自闯荡。那时他随身带的只有一把雨伞，别无长物，很有些“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勇敢精神。凭着人机灵聪敏，悟性特高，又能吃苦耐劳，胆大勇为，倒也赢得了信誉，虽辗转各地，却未出银钱圈子，办事员、出纳员、会计、司库、总簿记都干过，凡是银行的大事小事，各个环节他都熟悉，业务上谁也骗不过他。到30年代上半期，他已步步高升，成为很风光的银行家了，曾担任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汉口分行经理、上海造币厂厂长、中央造币厂厂长、中央银行理事、常务理事兼业务局总经理、国华银行总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总经理、大通煤矿公司董事长等等。他的特点是业务熟，讲义气，胆子大，做事果断。同行们曾以“胆大包天”开他的玩笑，他倒也不完全否定，常对人说：“我一个学徒出身，一把阳伞撑到上海滩，我怕什么？”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
胆大包天 汉口发迹
也许是由于唐寿民未正经读过什么书的关系，人际交往中的顾忌、规矩就少一些，性子有点“野”，又凭着自己见识广，天大的事也敢先斩后奏，个性很强，似乎什么人都看不起。他称呼周作民，人前背后都叫他“周大”；胡笔江当上交通银行总经理了，他仍唤之“胡二”。对国民党财政部的一班人，除了宋子文他奈何不得，其他什么陈行、徐堪之类，他统统看不起。他与宋子文的关系源于武汉，在国民党北伐打到武汉时，他是帮了宋子文大忙的，立下汗马功劳。宋子文从此就大力提携他。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打到武汉时，已是人困粮乏，财政极度困难。为筹军饷，宋子文不得不求助于银行家们。但银行家们都是精明过人的地方实力派，惯于见机行事，左顾右瞻，没有十分的把握是不肯下“赌注”的。那时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谁胜谁负尚不明朗，况且国民军军费开支浩繁，宋子文狮子大开口，开口就要500万。其实那时武汉所有华资银行的老本加在一起，也未必能有500万之数。别的银行行长、经理都吓跑了，不敢露面，留下襄理、副手应付门面，而唐寿民没有跑，他是上海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又是汉口银行公会会长。他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北洋军阀不行了、腐败、暮气沉沉，没多大后劲了，而国民革命军生气勃勃，又有民心，肯定能开创局面，夺取天下的。于是决定把“宝”押在北伐革命军方面，在此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将来对银行对自己都会有好处。所以在宋子文召集银行界开会，要他们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时，别人都在退缩，支支吾吾，他却率先带头认购，甚至事先并未征得总经理陈光甫的同意，先自作了决断（事后才向陈光甫汇报），认购了15万元，同时说服其他银行也来认购。他是汉口银行公会会长，说话有号召力，由此促成了银行界向国民革命军一边倒的局面，总共认购了100多万，解了宋子文的燃眉之急。
为使国民革命军在银行界建立信用，他建议宋子文将公债的担保品即湖北官钞局的财产和海关的二五附加税的文件和有关账册，交给汉口银行公会及“关税专库”代为保管，以“昭示政府的信用”。宋子文采纳了他的建议，银行家们见宋子文都听他的话，自是对其更加刮目相看。自然，北伐军打到上海之后没有亏待他，成立中央银行时，让他当常务理事兼业务局总经理，为之谋划初创时的一切。宋子文后来几次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还推荐他担任江苏财政厅长，但都被他婉拒。原因是他一心想经商而并非真想当官，与官府的一切来往，无非是想找个过硬的后台而已。
关键时刻帮荣家一把
唐寿明是钱庄学徒出身，对钱庄的小本经营的甘苦有切身体会，对于一些靠银行吃饭的钱庄，尽可能给些优惠，比如放款已经到期，钱庄一时还不出，就一再给予转期。有一家乾丰润钱庄，欠上海银行5万元，因经营不善钱庄倒闭，老板含恨自杀，唐寿民见人家可怜就自作主张免去该钱庄2万元，尽管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对此很不满，但他仍然我行我素。
30年代上半期，他还帮过荣德生、荣宗敬家族的大忙。那时他已是交通银行的总经理，认为扶植和投资民族工业应是交行的责任，对荣家这样一个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家族企业，自然尽可能帮其一把。当时荣家以申新七厂作抵押，向英商在中国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借款200万元，一年后应还账了，可是由于长江水灾和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荣家企业到时候无力偿还，虽与汇丰多次商谈，愿将利息和部分押款本金先付清，但汇丰银行毫不手软，坚持要把申新七厂拍卖掉偿债。荣家这时在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也已欠下债了，不便再开口，荣宗敬遂亲自来找唐寿民说明情况，请其帮忙。唐寿民是个同情弱者的人，派人调查了申新七厂的实际情况后，认为其厂实力并不虚，只是资金一时周转不灵才造成暂时的困难，于是与荣家商定，荣家所欠各家银行的押款，如各行无意续做，则交通银行可以接过来继续做，一句话解了荣家的燃眉之急。同时，拥有第二债权人身份的上海银行也同意申新七厂延期还款。这样，申新七厂才得以保全下来。对于此事，荣家人若干年后仍不忘旧情，在唐寿民后来落难时还来接济过他。
但唐寿民绝非好脾气的人，相反，对于强者却是处处不饶人。尤其对他不利的人，碍他手脚的人，他丝毫不手软。中国实业银行老板刘晦之不知为什么得罪了他，曾被他整得好苦。刘晦之是晚清光绪帝师孙家鼐的女婿，我们孙家人称之为刘四爷，又是淮军名将刘秉璋的儿子，家底子很厚，在北洋军阀时很吃得开，拥有钞票发行权，印行一种老百姓称之为“马牌”的钞票，还办过有奖储蓄，发过大财。但是唐寿民不喜欢他，存心要整治他，就关照行里，凡收到“马牌”钞票不要发出去，留存起来，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装上一卡车运到中国实业银行门口，去兑换现银。这下把刘晦之整苦了。因为交通银行一带头，其他银行包括市民都去挤兑，中实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现银，门口人山人海。刘知道是唐寿民在捣鬼后，不得不托人求情，甘拜下风，才了此公案。
为十九路军理财得罪了老蒋
唐寿民还是国华银行的总经理。国华银行是广东华侨投资兴办的银行。1927年成立时，唐就是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离开上海银行进入交通银行后，国华银行实际上成了“小交行”，在资金周转上一旦发生什么问题，都由唐寿民在交通银行为之调剂，而唐寿民又有宋子文的背景，所以国华银行一度生意做得很大，在复兴西路、淮海西路、五原路上都有大批房地产，1931年，还在北京西路河南路路口，造起了雄伟的国华银行大厦。
1932年“一·二八”日本人武装侵犯上海时，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率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浴血抗战三个月，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戴，纷纷向他们捐款捐物。那时连拉黄包车的城市贫民也上前捐上一元银元，总计得款300余万元。蔡、蒋二将军由于与蒋介石有矛盾，不愿将此款存入中央银行以及与蒋有关系太深的银行，他们又都是广东人，就存入了广东华侨创办的国华银行。中间的牵钱人，是原先曾在交通银行某分行当襄理的瞿季刚，和原在江西当火车站站长的饶韬叔。饶韬叔与十九路军关系很深，曾为他们运兵、管理军需。后来饶也当过国华银行的总经理。蔡廷锴和蒋光鼐历来是蒋介石的死对头，从上海撤出后，还在福建成立了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而唐寿民斗胆为十九路军理财，无形中就得罪了老蒋。后来宋子文和孔祥熙的矛盾日深，唐寿民两头不讨好。孔祥熙略施小计，他在交通银行中就大权旁落了，由原来的主管一切的实权派，变成要看胡笔江脸色行事的副手了。
在香港被囚115天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撤重庆，交通银行总行及中国银行总行等大银行都移址香港，唐寿民全家也撤至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了香港，唐寿民不幸被捕，度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12·8那天天刚破晓，九龙就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唐寿民家正住在九龙。猜想事情不好，一定是日本人破坏机场了，连忙赶到渡海口，准备渡海，因银行在香港岛，但轮渡停开了，交通中断。他赶紧回家打电话，命令交通银行的职员赶快把尚未发行的钞票切角或打洞，避免一旦落入日本人手中将酿成大祸。又打电话到重庆，把香港的情况向四行的董事长钱新之汇报，可是电话未讲完电话线就被切断了。几天后，日本人闯进他的家，声称他的身份已被查明，是重庆要人，要重点“保护”起来，于是把他带到九龙半岛酒家，关入4楼独处一室，门口有持枪日兵把持，不许越出一步。此时，当年上海的一些知名人士如颜惠庆、李思浩、林康候、周作民等也都被关在这里。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又被转到香港酒店，仍是一人一室，不得自由。同时他看到国民党元老许崇智、陈友仁等也关在这儿。唐寿民是个火爆性子，长期独自一人整天眼望天花板如何能受得了？想到重庆在事变之前，曾有飞机来港接人的，把那些与蒋系亲近的人接到重庆去了，但是没有来接他，等于把他们这些人扔在虎口里。而日本人拘禁他的理由，却恰恰是因为他是重庆的要员，在为重庆做事。如此一想，真是痛不欲生，遂举身往窗口一跳，想了此一生，结果被日本兵发现，又被拦住了。第二年4月15日，他们十几人又被带上飞机，押送回上海。先是关在18层楼（现锦江饭店中楼），后来才能回家。名为恢复自由，实为仍在监禁之中，因为他一回家，其家的路口就增设了一个岗亭，仍是被日夜监视。
一足失成千古恨
唐寿民办银行虽然精明过人，但他毕竟是个商人，又有浓厚的情面观念（抗战前就与周佛海很熟），政治头脑不免简单，在周佛海的一再拉拢下，后来出任了汪伪时期的商统会会长。此一足失成千古恨，成了他后半生无法洗清的污垢。他曾对自己的这段作为有个比喻，说是好比家里闯进了强盗，主人吓得逃走了，那么怎么办呢？只好由管家来打理生活，维持局面。他现在的角色就是那个“管家”，尽可能地为主人料理好家业。其实他忘记了，那时的“家业”已在日本人手里了。
他出任日伪“商统会”会长，日本人要其收购纱布。因为敌伪认为纱布投机之风最盛，因此伪实业部下令，将上海地区纱布办理登记，并停止买卖。提出收买方案，规定以蓝凤纱每件中储卷1万元，龙头细布每件中储卷375元，为收买定价之标准。其实都大大低于市价。至于收买代价，日本人提出用中储银行证券偿付。而他提出异议，乃改用中储银行特别定期存单和日本运来的25吨黄金内，提出若干两，每10两按中储卷4万元折价计算，为收买代价，分期各半偿付（即存单和黄金各半）。日本人的原收买方案，对日本在上海的纱厂所制之纱布，不在收买之列。鉴于有人反对，他改为中日纱布成品一律收买。关于收买日厂之纱布，其价款由日方付给。而伪组织收买纱布手续，原拟由商统会代办，经商统会理事会拒未接受，嗣经纱布业向伪组织建议，令行商统会转委托纱布业同业联合会理事长，设立收买纱布办事处，主持办理。不久，商统会改组，即由棉业统制委员会赓续办理。在最初收买时，日本人规定登记之纱布品类较多，他则建议，改为凡是丝麻纤维杂织之布匹，定名为交织品，或商店开剪不成匹之布，或手工纺线之布，或为专用之布匹，如帆篷布、窗帘布、沙发布之类，概以不合收买规格之布匹论，一律剔除登记，不予收买。其已登记或已收买者，则由纱布业中组设审查委员会，经审查核实，概行发回，因此布匹流出上海而入于抗战区域者不少。所有伪组织已收买之纱布，在抗战胜利时均由国民党接收而去。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肃奸的时候，唐寿民被捕入狱，初判无期徒刑，他不服，提出上诉。后改判为12年徒刑，再改判为8年。1948年国民党快要完蛋时，特赦天下政治犯，唐寿民也被特赦出来，实际关了3年多。出狱时有人买了飞机票送给他，要他赶快飞香港，那时他对国民党的一肚子气仍未消，说道：“他们自己快要完蛋了，才放我出来，他们若不完蛋也不会放我。现在他们在逃亡，我才不跟他们一起逃呢！”于是留在大陆，但从此也结束了银行生涯。解放后被管制过数年，1974年，了其跌宕起伏、又不无坎坷的一生。直到临终，他仍是那句话：“我是一把阳伞撑出来学生意的，没什么好遗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