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出口拉动的制造业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产物，这有效地成为中国国内企业家活动的替代物。在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已起飞，但是很少有本地的公司也随之起飞，私营部门没出现能够与大型的跨国公司竞争的世界级公司。而印度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远远到不了中国的水平，新德里对出国的印度人和外商投资总体上持怀疑态度，转而从内部寻求发展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成功地培育出一批现在与欧美最好的公司进行国际竞争的公司。
此外，这些公司中许多是属于最尖端、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仅举几个例子，软件大公司有信息系统公司和维普罗公司，制药和生物技术大公司有兰巴克公司和雷迪博士实验室。
去年，《福布斯》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榜上有名，而中国只有4家，而且都在香港。
印度还形成了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支持私营企业的基础结构。印度的资本市场运作比中国更有效率，更加透明。
两条轨道
中国和印度提出了两种互相竞争的发展模式，印度的GDP和其他重要指标仍然无法与中国相比。然而这些统计数字只说出了宏观经济的一部分，在微观层面，情况却是另外一回事。印度正在更加充分地利用其资源，并已选择了一条有可能比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驱动的方式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
中国在对外改革方面要大胆得多，而对本土的私营企业却实施了实质性的法律和规章上的限制。事实上，仅在4年前，中国国内的公司才最终获得了与外企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享受的相同的宪法保护。
据国际金融公司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仍然禁止本土的私营公司进入20多个行业，其中包括经济体系中一些最重要和最赚钱的部门，如银行、电信、公路和铁路。这些限制措施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的企业家避免同外国人竞争，而是为了阻止国内的私营企业挑战中国的国营企业。
对地方私营企业的限制使外国投资者成为最大的收益者之一。作为他们获得的大量盈利的一项指标是：1996年，在中国的经济账户中外商投资收入仅为60亿美元，今天已超过300亿美元—这是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公司的股本增加的收入。
而对于印度而言，在损害本土公司的情况下让外国投资者获得巨额利润绝对是行不通的。10年前安然公司同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达成协议，投资29亿美元建造一座发电厂。这一工程经过几年有关外商投资及其在印度发展中的角色的激烈的辩论之后才开始进行。
正当中国政府使自己的企业家软弱无力时，印度却一直在使当地的企业日子过得更加轻松。印度政府放弃其对长途电话服务的垄断，一些资费也减少，官僚机构已减少了一些，许多行业已对私人投资开放，其中包括对来自国外投资的开放。
企业巨头成为英雄
因此，企业家的活动与自由企业正在兴旺发达起来。这种进步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在《远东经济评论》最近对亚洲主要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印度的综合得分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本次调查由12个国家中250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参与投票；被调查者被要求按照总体的领导表现，对各国公司从1分至7分进行评分）。
实际上，只有两家中国公司的得分足以列入印度前10名公司的名单。明显的是，所有这些印度公司都完全是私营企业，而大多数中国公司都有国家的重要参与。
印度主要公司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创业初期的企业，其中包括信息系统公司和信实石化公司，这两家公司在《远东经济评论》的调查中名列榜首。
不仅企业家的活动在印度蓬勃展开，而且印度的企业家也成为民间英雄。印度公众如今对大企业首脑的阿谀奉承肯定会让（前总统）尼赫鲁震惊。信息系统公司56岁的创始人纳拉亚纳·穆尔蒂时常被比作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并已经成为受人尊敬的人物。
如果印度缺乏支持穆尔蒂和其他将来的企业巨头所必须的基础结构，这些成功故事就绝对不会发生。民主、企业家活动的传统以及像样的法律为自由企业繁荣兴旺所必须的基础。
世界银行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接受调查的印度公司中只有52%报告说在获得资金上存在问题，与之相对是接受调查的中国公司获得资金有困难的达到80%。因此，印度对其内部产生的资金的依赖就要低得多：它们的资金中只有27%来自经营利润，而中国公司则达到57%。
印度公司在外部融资来源的多样性也令人惊讶，它们不仅选择银行，而且还利用股票市场和债务市场。
印度企业的法人治理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改善，这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穆尔蒂。他使信息系统公司成为诚实记账的模范，并成为其他公司的榜样。
亚洲里昂证券公司2000年对25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调查表明，印度在法人治理上排名第6位、中国名列第19位。投资者阶层的出现，加上发展银行等资金供应者自己日益要服从市场力量，这些因素加强了印度市场的效率和信誉。除了提供规则框架，印度政府还屈居私营部门之后。
与之相反，在中国，官吏仍然是看门人，紧紧地控制着资金分派，严重限制私营公司获得上市和其发展所需资金的能力。实际上，北京把金融市场主要用作让国有企业发展下去的一种方式。
印度模式好于中国吗？
印度急起直追的速度是因印度自己对资金的有效配置与中国的无效率配置（作为象征的是把资金浪费在国有企业上）。这些投资中大多数在商业上都是不可行的，给银行留下了庞大的不良贷款。印度的银行也许不是金融方面真正的模范，但它们犯下的错误也与达不到与中国银行相当的规模。据麦肯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说，直至2001年，印度银行资产中大约10%是不良资产。
不过，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和印度今天处于什么位置，而在于它们明天将处于什么位置。
一些证据表明印度的打牢基础再发展的方法也许的确更加明智—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证据来自中国自己的内部。江苏主要依靠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而浙江把重点更多地放在本土企业家和有机发展上。印度也许很快就会两全其美：它似乎准备好在今后几年获得比它目前为止吸引到的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尽管海外印度人也许在货币资本上不能与海外华人相比，但是海外印度人可以贡献更加丰富的智力资本，而这种智力资本可能被证明是更关键的。
在海外华人的帮助下，中国已成功地成为世界工厂，而在海外印度人的帮助下，印度可能成为世界的技术实验室。
中国和印度追求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印度没有全面胜过中国，但印度在某些关键领域做得更好。那些方面的成功也许会使印度迎头赶上，甚至可能超过中国。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这不仅将表明本土企业家活动对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且也将表明中国追求的依赖外商直接投资的方法存在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