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浙江兴业银行是我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建于1907年，位居“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首，在扶持和促进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上，历来声名卓著。叶景葵先生担任该行董事长长达30年，蒋抑先生是该行的发起人和大股东，他们共事30余年，有共同的心性和志趣，在民国政局多变，银行屡次面临危难的关头，苦心支持，共挽时艰，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维护了银行的发展。他们不仅为银行建立了突出的业绩，也为后人留下了坦诚相待、精诚合作的佳话。
大清银行的末代监督
叶景葵（字揆初，别号存晦居士，又号卷龛），浙江杭州市人，生于晚清（1874年）一个世代读书做官之家。其父叶作舟先生中举后多年在河南郑县、开封一带当地方官，率全家迁居河南，所以叶景葵虽为南方人，早年（38岁以前）却基本上生活在北方。除了应试科举中进士外，他还曾入读张元济在北京办的通艺学堂，研习英文和算学，得以与变法维新时的新派人物相往来，遂兴实业救国之志。所以，他虽为旧科举出身，却颇有现代实业头脑，与清末官场及北方实业界人物多有旧谊。
1902年，晚清重臣赵尔巽欣赏其才学，招其为幕府，从而踏入仕途。
辛亥革命前数月，四川保路运动初起时，赵正在四川总督任上，不久即调东三省总督，叶景葵亦随之往。在盛京时，叶景葵为赵尔巽细心筹划，剔除积弊，举张新规，“百端俱举，未及两年，所入骤增”，使地方财政“逾千万”，初露其斡旋派系及办理财政之才能。于是，在1911年2月，被清廷调到天津，任天津造币厂监督。上任刚两个月，又被清廷急令调入北京，任命为大清银行正监督，封以三品京堂候补，指望其能使清廷最后的金融摊子绝路逢生。
可是那个时候已是清廷即将“寿终正寝”之时，全国上下因“铁路收回国有”事而风潮迭起。叶景葵到京后两个月，奉命去吉林查办管钱局火灾事件，并考察东三省的币制，刚从吉林行至辽宁，惊闻武昌方面起义，辛亥革命爆发，遂星夜赶回北京。而京城已无可收拾，革命洪流大势所趋，大清银行只好关门大吉，他只得返回上海，成了大清银行短暂的末代监督。这段经历为其后来主掌浙江兴业银行打下了基础。
“保路风潮”中诞生的
浙江兴业银行
1905年，叶景葵在辽宁赵尔巽的衙门内任总文案兼财政局会办，当时正是清政府在全国自强运动的推动下，同意将借外债筑路的旧约废除，鼓励各地老百姓集资办铁路的时候。江苏、浙江历为经济发达地区，所以很快成立了江苏铁路公司和浙江铁路公司，负责集资筑路之事。有一天，他的同僚金某接到江苏铁路公司总理张謇来信，要其为“苏路”在东北招募股款，金请叶来帮助。叶景葵为浙江人，心想来东北的浙人甚多，为什么“浙路”公司不来筹款呢？于是主动与担任“浙路”公司的总协理，又是董事的老朋友樊时勋联系，认为“浙路”亦可尝试此举。“浙路”总理汤寿潜和副总理刘锦藻见信大喜，于是正式委任叶景葵在北方招募路股。结果一举招得“浙路股”11万余，连东北王张作霖也认了股。至1907年10月，“浙路”已招得股款达2300万元之巨（为英国允许借款数的两倍多），实收数也已达925万元，为各省自筹铁路股款最多最快的一个省。
这么多的股款，保管和运用都成了大问题。开始时分存在上海和杭州30多家钱庄里，支取十分不便。这时蒋抑刚从日本留学回来，蒋家又是“浙路”的大股东，遂向汤寿潜建议，应当建立铁路银行来管理和运作。可是铁路与银行毕竟是不同的业务，两者混在一起股权也容易混淆不清，于是又决定把银行从浙江铁路公司中独立出来。1907年10月5日，“浙路”的股东们取“振兴实业”之义，正式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于杭州。资本额初为100万元，分1万股，每股100元。浙路公司投资40%以上，其余再招商股。
这时候汤寿潜、刘锦藻又想到了远在东北的招股能手叶景葵，于是驰函请其再为招股。可是当时的东北，兴办银行的风气尚未开通，人们只知钱庄而不知银行为何物，对“浙江兴业”之名更是陌生，“彼时东三省人士，谈及银行者，绝无其人。我想此股，决无从招募……而将招股之事据实辞谢”（叶景葵《我与浙江兴业银行关系之发生》）。但是桑梓之事，又不可不尽义务，于是自认股5000元，当然就成了浙江兴业银行的第一批股东，这是他与浙兴银行发生联系的开始，后于1908年又被聘为该行的汉口分行总理。当时他有四川总督府驻沪四川转运局总办的公务在身，屡次乞辞不获准，正长住上海不得脱身，但银行方面也不肯放过他，宁肯让他在上海“遥控”指挥，凡重要的事情才一年赴汉口几次，一般行务则委托项兰生先生。如此者达3年，居然也能应付裕如。
“浙兴”的最大股东蒋抑巵
蒋抑（名鸿林、玉林、字一枝）亦杭州人，祖辈世代在杭州经商，至其父蒋海筹始，于城内积善坊创设蒋广昌绸庄，由于经营得法，由此发家，光绪年间就已在全国各大商埠设有多家分号，民国后又在上海、杭州办丝绸厂，产销两旺，盈利巨万，成为杭州屈指可数的大财主。
蒋海筹的大儿子蒋锦洲（玉泉）协助其父打理生意，常年奔走在外埠，二儿子蒋抑就得以超脱些，起初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音韵文字，后留学日本学经济。在日本时因耳疾而辍学，就在日本考察、研究国外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明白了金融业与工商业的密切关系，1905年回国后就积极倡导创办商业银行。适逢“浙路”股款事出，浙江兴业银行遂在他的推动下应运而生。他们父子首次认股就达200股，1914年北洋政府把沪杭铁路收回国办时，铁路公司在“浙兴”银行的40%股份改由商民认购，蒋家又出大手笔，将其中近半数股份独家买下，使蒋家在“浙兴”银行的股数，从原来的18.80%增加到23.2%，成为“浙兴”最大的股东。
蒋抑1908年代替父亲成为“浙兴”的董事，从此将毕生精力扑在银行的事业上。他因耳疾终身重听，中年又跌伤股骨，行走十分不便，又患胃病，健康不良。但他为人深沉笃信，遇事不惧艰难，平时不多言笑，不事酬酢，而业务上精明强干，善于经营，经常巡视全国各分支机构，对一切行务都了如指掌，是个典型的信奉“忠厚传家久”的传统商人。他与董事长叶景葵，一个善练“内功”，一个长于宏观“调控”和市场运作，又都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对民族工业、传统文化的强烈的责任感，所以30余年中，他们相辅相成，配合默契，在“浙兴”其他老友如胡藻青、沈新三、樊时勋、陈叔通、项兰生、徐寄倾、徐新六等等的共同努力下，使银行闯过了重重难关，成为解放前最大的一家私营银行（在票据交换所的排号中为第4号，前面3号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直至1952年公私合营为止。
在挤兑风潮中力挽狂谰
“浙兴”成立后的第四年即辛亥革命那年，遇到了第一次严峻考验。由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大清银行倒闭，市民深恐手里的纸币成为废纸，于是纷纷手持纸币去各银行兑换银元，各地均出现了挤兑风潮。
沪杭一带尤其谣传“浙兴”银行汉口分行已经倒闭，于是更加调动了市民挤兑“浙兴”的“胃口”。当时沪杭铁路已经开通，用项日益增多，银行现款有限，面对挤兑风潮，无论总行与还是分行，上下深感捉襟见肘、危在旦夕。危急关头，大股东蒋抑再显英雄本色，不惜将自家的积蓄倾囊而出，以解银行燃眉之急，同时利用蒋家的各种社会关系，多方调集现银。杭州方面，他以自己的名义向两浙盐运使、湖州巨商周庆云借得35万元现银，很快平息了挤兑。上海方面，他向新上任的浙江都督汤寿潜（蒋家的亲家）求助。恰好江浙联军要出兵攻打南京，要以银元发饷，汤就送个顺水人情，让“浙兴”银行上海分行也承担代兑银元的差使。当一箱箱的银元从浙江运到沪行时，挤在银行门口的人群就放了心，自动散去。上海、杭州的风波一平，汉口分行的危局也缓和了。
在那场全国性的挤兑风潮中，一般票号全军覆没，钱庄、银行也倒了一大批。浙江兴业银行在蒋抑的运作下，得以转危为安。
谁知过了几年问题又来了。1916年5月，袁世凯为了恢复帝制，动用大批公款，致使国库空虚，于是下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因而爆发了全国性的挤兑风潮。这次风潮的中心虽说是在中、交两行，但“浙兴”银行与中国银行沪行业务关系一向密切，是中国银行商股的大股东，况且在“浙兴”停止发行钞票期间，一直在中国银行领用兑换券，而且是领用最多的一家，往来存款也在150万元以上，高时达300万元。所以中国银行沪行经理宋汉章事先一听到风声，立即找叶景葵、蒋抑商量对策。
叶景葵、蒋抑认为银行如果停止兑现，在社会上就无信用可言，无法立足，等于自我毁灭，所以坚决支持宋汉章抗命，同时暗中积极集中资产，向各钱庄紧急抵押借款，秘密支持上海中行备足现款，以应付挤兑。叶景葵深知“抗命”一事关系重大，法律上要有依据，不能被袁世凯政府抓住把柄反咬一口，于是为之秘密谋划，立即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抬出张謇任会长，叶景葵任副会长。又利用北洋官僚惧怕洋人的心理，以上海中行位于租界为由，由股东联合会聘请租界里的外国律师来接管上海中行，再由律师委托宋汉章、张公权继续营业，不得停兑。5月13日报界刊出消息，交通银行遵命停兑了，而中国银行则刊出告示，照兑不误，并且在星期天也破例开门兑现，结果一周时间就平息了挤兑风潮。尽管袁世凯派出的间谍在上海繁频活动，终于无可奈何。
所以，原中国银行南京行经理吴震修先生解放后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沪行抗令兑现，如果说仅仅是宋汉章、张公权二三个人的主张，恐怕也不见得，他们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就是浙江兴业银行叶景葵（揆初）、蒋抑（鸿林）、项兰生（莲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李铭等人，就是后来一般人说的江浙财团”。
共同战胜这次挤兑风潮后，为庆祝，中国银行特邀叶景葵、蒋抑、李铭等有功人员设宴狂欢，当场许多人决定合资购买海格路（今华山路）上一块空地建造花园住宅，作为纪念。这就是今天上海华山路上范园12幢花园洋房的由来，蒋抑、李铭、张公权、叶大根等都搬了进去（如今归解放军八五医院）。
企业家们自己的银行
著名企业家刘鸿生先生曾满怀深情地称赞“浙兴”银行：“实不愧为我们企业家自己的银行。”上海著名棉纺企业恒丰纱厂聂家的后代聂光镛先生也曾说：“叶景葵先生是我们恒丰纱厂的救命恩人，若没有浙江兴业银行在支持，恒丰真是不堪设想！” 这都是指“浙兴”银行在支持民族工业中所作的贡献。
“浙兴”银行是名副其实的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宗旨的。当时南方比较著名的民族企业几乎都与之发生过业务联系，不少企业还是受到它的扶持，才得以摆脱困境的。
南通大实业家张謇的大生纱厂就曾多次得到“浙兴”的贷款，每次5万到25万不等，1922年的贷款是由“浙兴”和中南银行共同承担的，达65万两银，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贷款，因为当时“浙兴”的存款总数也只有八千万元。后来当“浙兴”在上海北京东路江西路口的银行新厦落成时，张謇亲自来贺，并发表了热情的颂辞。
恒丰纱厂是我国纺织业最早的工厂之一，也是“浙兴”重点扶持的对象。这家厂子的前身是创办于1891年的华新纺织新局，在20世纪初的20多年里得到极大的发展，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和西方纺织品的倾销冲击下，陷入困境。1929年在“浙兴”银行的救助下，放款240万两，使厂子更新设备，产品换代，才又转亏为盈。
有“企业大王”、“火柴大王”之誉的著名企业家刘鸿生，更是与“浙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大中华火柴厂那时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火柴产量在抗战前占全国总产量的15%，但由于日本火柴走私、国民党政府统税增加等原因，这个厂子在1935年一度陷于困境，社会上风传“刘鸿生要倒闭了”的消息，债主纷纷上门讨债。那时刘已积欠“浙兴”250万元，无法再开口，不得已，就去找宋子文商量，那时宋正主掌中国银行，刘希望能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抵押给中国银行，获得贷款。宋子文问他：“你用什么抵押呢？”刘说：“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听了竟哈哈大笑：“O、S（刘鸿生英文名字的缩写）的股票如今连草纸都不如了！”刘鸿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真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夜晚！”最后，还是由“浙兴”续贷给他250万元，才得以挽回局面。
其他著名企业如荣宗敬、荣德生的福新、茂新面粉厂，穆藕初创办的郑州豫丰纱厂，陈万远等创办的三友实业社，朱谋先创办的杭州纬成丝业公司、永利制碱公司、天津宝成纱厂等，都曾得到“浙兴”的大力支持。钱塘江大桥修建时，叶景葵首先承借150万元，又邀请中国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参加，组成造桥贷款银团，再共同贷款100万元，大桥方于1937年9月建成通车。
精诚合作的晚年硕果
“浙兴”银行的黄金时代是1914年到抗战爆发，这段时间，在全国私营银行中堪称老大哥，足足风光了20多年，创下了有目共睹的业绩。其间虽有北伐胜利时国民党的勒索和1935年宋子文金融改革时的损失，但还不至于伤筋动骨。抗战爆发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华资银行都被“管制”，“浙兴”的许多放款大户也都被日本人“军管”或“合办”，造成以前的放款无法收回，给了“浙兴”以致命的打击。
叶景葵是个极具民族正义感的人，日伪多次派人前来游说拉他“下水”，他坚不为动。他热心传统文化典籍的保护和继承，有感于抗战中诸多朋友的藏书无法保存，就和老搭裆蒋抑以及老朋友张元济、陈叔通、陈陶遗、李拔可等一起，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于上海富民路长乐路口捐地造屋。他首先将自己历年所收藏的珍贵古典文献2800余部，共3万余册捐入其中，作为首倡，其中有唐代写本2种，宋元版本9部，明刻善本400余部、稿本、钞校本600余部。蒋抑积极响应，亦捐入图书5万册，基金5万元。然而他捐书后未及两个月，就溘然长逝了。其子孙感念先人遗志，继续整理家中旧书送往合众图书馆，朋友中传为佳话。这是两位合作了30余年的老朋友最后一次合作。
叶景葵先生抗战胜利后不再担任董事长，不幸于1949年4月逝世，只差一个月，未能看到全国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