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为什么写《企业家雇拥资本》？总的来说是“现实触动、有感而发”！
这几年时不时地有富豪或企业家出事，从楮时健到李海仓到杨斌甚至于到刘晓庆等等，本来是一桩桩个案事件，但总是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我是管理咨询公司的董事长，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大量地接触企业家。在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每当社会上有一个富豪出事了，中国大多数企业家的心似乎都要为之收紧一次，不少企业家的事业扩张冲动似乎也要为之熄灭一次。人人都在谈论这些事件，但实质上没有人对那些事主的是与非、罪与非罪、善良与邪恶感兴趣，也没有人对事件的具体情节感兴趣，人们真正关心的是类比式的自己的命运。
在与企业家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成功企业家们的内心世界普遍存在这么几个特点：1、灵魂深处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和莫名的恐惧，人人都在谈论着出事的人，人人都感觉自己或自己身边的哪一个人即将成为下一个事主；2、如果有谁真出事了，他们并不认为是罪有应得，而认为是运气不好；3、他们从来不把自己和自己企业的安全寄希望于法律的保护上，他们更多地是把安全寄希望于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上；4、他们的精神世界在继续把事业做大做强和龟缩起来求安全这二个极端之间左右摇摆、进退维谷，做大事业的冲动和龟缩起来求安全的本能，就像二马分尸中的二匹马，拉扯着他们的整个灵魂，让他们精神深处十分困惑和痛苦。
我强烈地注意到，中国企业家们精神世界上的这些特点，给中国企业打下深深的烙印，严重地影响着中国企业成长和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比如，在现实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两种现象，一方面，有的企业家，在这种精神世界的支配下，提出做企业需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和亡命徒的勇敢，结果他们以亡命徒的方式展开企业的一轮又一轮扩张，目的是把企业做成大摊子，造成大影响，让人不敢轻易“动”他。理性的企业成长战略在他们那里被彻底地扭曲。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选择了求安全，压抑事业冲动，停止企业成长的脚步，得过且过，或者干脆龟缩起来过日子。永无止境地追求企业成长的那种宝贵的企业家精神泯灭了，消耗财富的个人享乐主义精神却打着“生活质量”的旗号慢慢滋生。财富积累然后转化为资本再投入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循环过程，因此而中断或拐弯了。
中国企业家们的这种精神人格及其对中国企业元气上的影响每每给我深深的触动。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把“安全”并列为与私产、平等、自由一样重要的人权内容之一。现在我开始明白了，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只要有了“私产”，“安全”就变得特别重要；只要安全得不到保障，一切经济原动力都将扭曲变形，一切创造财富的热情都将釜底抽薪般地慢慢熄灭。如果安全没有保障，那么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市场、平等地开展市场竞争的所谓自由平等人权，也没有了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远不是一个治安意义上的概念，“安全”是市场经济本质所要求的、一切经济人格都应该享有的重要人权之一。
然而，中国企业家很没有安全感。虽然社会上出事的总是个别人和极少数，而且出事的人多数都是罪有应得，但中国企业家们却是在灵魂深处普遍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和恐惧。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这种不安全感，不是来自于法治因素，而是来自于某种文化传统、社会心态和民族精神。保障企业家们的安全，需要加强法治，更需要建立一种文化精神。唯此，我们需要哲学和经济学。
我是一个经济学博士，我意识到，中国企业家们的精神人格问题，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整体命运问题，事关中国的企业成长和经济增长，事关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最终确立。所以它是一个迫切需要经济学家们去直面的经济学问题。当我回归到经济学界去寻找沟通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经济学界整体上还是停留在空洞理论的象牙塔里打转转，很少人有足够的理论敏感性去直面现实中那些真正有意义的经济学问题。那些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也是很应了张五常关于经济学文献的那句论断：“如果99%以上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知识什么损失也没有”（张五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
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写作动机：一，亲自来写一篇直面现实问题的理论文章；二，写好之后不要拿到学术刊物里面去发表，而是放到一个对现实中的经济精英分子有影响的大众刊物里面去发表。在选题上，我选了企业家问题作为大方向，以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作为切入的“眼”。在资料收集和观点准备上我花了半年左右的业余时间做文献阅读。然后躲到国外用二个月写作成文《企业家雇佣资本——现代公司治理的“企业家主权”模式论》及其序言《用肃穆的学术逻辑为“企业家主权”唱响时代的圣歌》。我之所以刻意不送到学术圈子里面的理论刊物去发表，就是想表明一个研究立场：经济学家应该走出自己的象牙塔，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走向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去感受经济人的实际处境和命运，去捕捉真正有意义的经济学命题，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现实中的经济人。当年科斯求学于伦敦经济学院，有一年利用假期去美国企业里打工，身处现实中的企业，科斯感悟到了一个问题：如果市场交易是有效率的，为什么还会存在企业呢？就从这个问题出发，二十几岁的科斯写出了那篇让他老年时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对此，有人说，如果年轻的科斯一直守在书斋学院里，而没去感受活生生的现实企业，他可能永远都创立不出他那不朽的交易费用理论。这一经济学史上的典故，真是值得深加玩味。
